眼看春节又要到了，一个人坐在京城高高的大楼里，静静梳理着零散漂浮的思绪，看着窗外寒风凛冽，草木低吟，楼下行人匆匆，灯火迷乱，禁不住又忆起了儿时的春节。
有人说，每一段难忘的岁月都可以幻化升华为一首歌。在我看来，儿时的春节不但像一首歌，而且像一首诗，还像一组水墨画，随着时光的流动，飘散在40多年前的燕山深处，有几分悠扬，有几分诗意，还有几分淡淡的忧伤。
大年三十是一进腊月甚至一进冬天就盼望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地算着要做的事情，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准备的。淘米、压面、扫房、写对子、贴年画、串亲戚、上坟，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件一件地完成，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激动。记得每年临近三十，父亲都会把生产队一年结算出来的钱，拿出几毛叫我们到大队代销店买几斤冻梨和秋海棠。那可是全家人一冬天唯一能吃上的水果。我们把它放在冷水里泡上半天儿，析出里面的冰，梨子乌黑发亮，海棠晶莹水灵，吃起来冰凉酸甜，滋味从心里透遍全身，这种味道长大后再也没有尝过，只能从深藏的记忆中慢慢回味。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结算下来，工分抵不住口粮，能结余的钱很少，有的年景还会亏钱。有一年，直到腊月二十九晚上9点多，父亲才从生产队会计那儿结算回来，脸上阴沉沉的，根本不提给孩子买水果这件事。母亲怯生生地问了一句，父亲愤愤地说，全年算下来就剩几毛钱，不能给孩子买吃的了。母亲不依，我们也吵闹不停，最后父亲拗不过，只好叹了口气，把几毛钱全给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和三哥，还有几岁的妹妹，紧紧地攥着几毛钱，踏着没脚面子的雪跑到代销店门口，心紧张得砰砰跳个不停。售货员已经睡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叫醒，他却告诉我们水果已经全卖完了，一个也没有，连两分钱一块的螺丝糖也卖完了。我和三哥手里拿着家里筛面用的空空的箩，空落落地往回走。北风顺着耳际咝咝地吹，雪踩在脚下吱吱地响，连螺丝糖也没得到的妹妹呜呜地哭，兄弟俩一句话也没有，心里凉如冰水，一个年都没有暖和过来。
到了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过年的气氛达到高潮。村里每家都会把最金贵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把最好吃的东西端上桌，每个人都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不管什么人见面都会得到别人的问候和夸赞。在那个幸福的时刻，似乎一切贫穷、一切忧伤、一切怨恨、一切劳累都消失了，尊严、荣誉、平等、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荡漾在村庄的每一丝空气里。
不过，我家的情况不大一样，原因在于母亲过年那几天要全家吃素敬神。母亲信佛，而且十分虔诚、纯粹和严格。她13岁到父亲家当童养媳，孤苦伶仃，饱受人生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折磨，生命中很多东西都磨没了、耗光了、放弃了，唯独这个信仰始终没有改变。今年90岁了，我感觉她还是那么执著坚定。母亲信佛要吃素，非常严格，各种肉属天荤，一点也不能吃，葱姜蒜属地荤，也不能吃。她不但自己吃素，而且也要管束孩子吃素，不过稍稍放宽了一档，地荤可以吃。我们兄弟姐妹6个，从小都没吃过肉，长大后出嫁的出嫁，上学的上学，好几个都背叛了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母亲有时还会发出淡淡的嗔怪和浅浅的叹息。只有我的两个哥哥，吃素已经形成了习惯，没法改了。两个嫂子开始不满，时间一长也理解了。父亲是不管这一套的，全家只有他吃荤，遇到生产队杀牛宰羊，按8口人分的肉全归他，村里的男人羡慕不已。冬天火盆的大茶缸子里整日嘟嘟嘟嘟地炖着肉块，满屋异香，在信仰和习惯的双重管控下，我从来没尝过，感觉很好奇，但欲望不强烈。不过，过春节这几天，母亲也是不准父亲吃肉的，过了初五，才可开戒。父亲对此十分不满，过年时的争吵多半与此相关。
三十那天晚上，饭菜热腾腾地做好了一大桌，油炸糕、白面馒头、大糖包，还有买来的糕点，各种炒菜，全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但家里人不能吃，要先敬神。什么天地爷、保家仙、白仙（兔子）、蛇仙、狐仙、黄仙（黄鼠狼），各路神仙挨个敬一遍，饭菜夹出来一大堆，等到家里人吃时，菜已经没了不少，馒头包子也全凉了。父亲每年都抗议吵闹发脾气，但每次都得妥协，据说这个规矩是爷爷在世时定下的，他也没办法。孩子们心里不乐意，但听母亲说这些神仙哪个也得罪不得，叫他们吃好、喝好了，可保全家一年平安。
在母亲看来，我这个从小不听话的孩子是得罪过神仙一次的。有一年腊月三十，我和大哥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刚摆好糕点，点着纸钱，就听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扑愣扑愣”响个不停，跑过去一看，可把我高兴坏了，原来一只漂亮的大野鸡钻进了猎人下的套子里，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在猩红的皂栎林里乱扑腾，长长的大尾巴像姐姐迎风飘拂的红丝巾，不停地在白净的荒草里摇动。我赶紧跑过去把套子解下来，紧紧攥住它的两条腿抱在怀里，生怕一不小心飞走了。大哥说，母亲信佛不能杀生，父亲不能吃，落到别人手里也是个死，而且过年从山上往家带活的野物不吉祥，只能把它放了。我把脸贴在野鸡红红的鸡冠上，盯着它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怎么也不想放。大哥让我把野鸡抱了好久，好说歹说，连哄带骗，答应了我一些别的条件，最后我总算同意放了。那时，当我看着野鸡“腾愣”一声飞过山梁的那一刻，心里像一阵冷风吹灭了野火，只剩下一片散乱翻动的冷灰，阴阴的，凉凉的，空空的。野鸡放走后，我追悔莫及，哭闹了一番，没跟大哥回家，扭头一个人拿着弹弓往山沟里去打鸟了。我顺着结冰的小溪一直到那条沟的最深处，一只鸟都没打到，气也没顺过来。跑累了，就躺在山顶阳坡的一块大石头上继续生闷气。午后灿灿的阳光晒得人浑身暖暖的，晒着，晒着，不一会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扭头看一只小野兔在旁边吃草，欣喜若狂，爬起来就追，追不上，捡起一块石头就打，也没打着，小兔子一蹦一跳地钻到林子里去了。洁白无痕的雪地上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像一串印在上面的花朵，看了让人更加失落懊恼。回来后，身体像散了架子，头疼得要死，一点力气也没有，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人很着急，母亲把姐姐光洁明亮的镜子和一个她惯用的铜钱拿来，放在我的枕边，一边在镜子上立铜钱，一边一个一个地问各路神仙，是不是孩子得罪他们了。一次次，钱都立不住，念叨到白仙的时候，铜钱竟然稳稳地立住了。她于是沉着脸，把我审问了一通，我只好将打小野兔的事情讲了一遍。母亲说，这怎么行，你过年，人家也过年，没招你没惹你，你干嘛打人家孩子！多亏没打着，要不然就麻烦了。她还讲了村里过去一些人得罪白仙的故事，什么腿瘸不能走路了，什么中风嘴歪眼斜了，什么家里癫狂发疯了，听了叫人很后怕。于是我就照她说的不停地赔不是，母亲又按她的方式进行了一番破解，才说没事了。晚上我早早睡下，第二天起来，头便一点也不疼了。事后，我偷偷地把镜子和铜钱找来，也像她一样不停地拿着铜钱在碗里沾水，使劲地在镜子上立，立了半天，一次也没立住。
村子里的几个猎人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打山鸡、打兔子、打狐狸、打黄鼠狼，几乎见什么打什么。过春节这些天，他们还和大队书记一起拿着民兵连的步枪去打狍子。这些人每年冬天都有不少收入，村里人很羡慕，母亲却看不起他们，总说会遭报应，平时也不让我跟他们跑。不过，过年这几天她管得不严，我们便跟猎人去放鹰。那些鹰是猎人捉来专门训练过的。训练的方法据说是避暑山庄建立时，那些给大清皇上养鹰的人传下来的。每年一到深秋，猎人便在村周围高山尖上立一个高高的大树杆子，上边布了机关，山鹰在天上盘旋累了，往杆子上一落，咔嚓一下便被套住了。刚刚捉到的鹰野性十足，双眼清澈犀利，浑身羽毛干净得一尘不染，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们对这种天天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大鸟很好奇，每次猎人捕到山鹰我们都去看，但不敢靠近，靠近了会被戳破脸皮。猎人们是有一套办法的，野性再大的鹰不让它睡觉，多熬几夜，也都乖乖驯服，听使唤了。放鹰时，猎人端着鹰爬到山梁的最高处，威风凛凛地俯瞰巡视着整个山沟，我们一群小孩子拿着棍棒石头，大声吆喝着在沟里轰山鸡野兔，那鹰一见山鸡飞起或野兔奔逃，便像离弦的箭一样斜飞而下，势如疾风，迅速把猎物捉住。鹰也有失手的时候，遇到狡猾的山鸡和野兔，专门往树林荆棘中钻，鹰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山深处有一只长了好多年的野兔，老得连毛都成红的了，每次被轰起，见鹰追来，便一阵狂奔，跑到一棵细长有弹性的灌木枝条下面，一下子跳起来抱住树枝的上半边，把枝条弯弯地压下来，成一个大大的弓形，待鹰飞近，突然松开，枝条猛地抽过去，正中鹰的膆子，立刻毙命。同样的把戏，这只老兔子演了好几次，几年下来，好几只鹰都死在那里，猎人恨死它了。有一个放羊的看出了门道，事先用镰刀把那个枝条削了一小半，放鹰时，又把那只兔子追到那棵灌木下，等它跳起来上去一抱，就听咔嚓一声，枝条断了，兔子吧嗒一声摔在地上，爬起来还想跑。刹那之间，鹰来了个漂亮的回旋，哗啦一声就把这只老兔子捉住了。听说那兔皮质量很好，到公社的收购站卖了个好价钱，肉却又老又柴，煮了半天也煮不烂。
每次和猎人放鹰回来，可以得到几根野鸡尾巴上的长翎子，举在手里，走过村里的小巷，见人便用力挥挥，感觉很威风。正月十五到公社去看戏，大人说戏台上的穆桂英杨宗保头上戴的就是这种野鸡翎子，心里就更高兴了。回去后，我和小伙伴们便把它戴在头上，在生产队的草垛上模仿戏里的人物，演起戏来。月光洒在大片的金黄谷草上，像一层霜，照着我们头上晃动的野鸡翎毛，一闪一闪的，映射出别样的亮光。
春节的确是一年中最自由的日子，那些天还可以随便到生产队的牛圈里梳牛毛，平时饲养员可不叫梳。他们说，梳牛毛会影响牛休息，算破坏生产，若是被捉住了，又打又骂，第二天还会告到老师那里去。家里大人怕孩子被牛踢伤，也不支持。那时一斤牛毛可以卖一两元钱，还可以请人用它做成毡子，诱惑力很大。那些岁月，我和小伙伴们每个冬天的晚上就像幽灵一样，游荡流窜在几个生产队的牛圈里，夜深人静，没有灯光，手电筒也买不起，常常是借着明亮的月光和迷茫的星光，趁半夜牛吃过草料，躺下熟睡之际，用自制的小铁丝筢子把牛脱掉的毛梳下来。春节那些天刚立春，正是牛大批脱毛的时候，收获很大。现在家里母亲铺的那个毡子就是用我梳的几十斤牛毛做的。
其实，在我看来，春节最自由的事情是放年火，这习俗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也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总觉得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文化意味。那是大年三十晚上，在村周围最高的山尖上，砍出一大片空地，然后堆起十几米高的柴垛，在夜里12点准时点燃，一时间锣鼓齐鸣，火焰冲天，声震大山，村里大人小孩围着火堆大声地说啊，喊啊，唱啊，甚至笑啊，哭啊，骂啊，毫无顾忌，自由释放，心里想什么，就可说什么，嗓门有多大，就可喊多大，想唱什么腔调，就唱什么腔调。在那个诗意的夜晚，没人管你，你也不要管别人。这是天地间上演的一场特殊的戏，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有观众，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的演员……不！每个人就是自己的导演，每个人心里埋藏一年的精神冲动就是剧本，幽幽黑夜中被火光和呼喊唤醒的所有生灵就是观众，沉默无语、连绵无际的大山也是观众，而这深邃寂寥的渺渺星空更是永恒无边的观众。
村里老人说，过年的山火，夜里不能灭，锣鼓不能停，要有人不断添柴禾。于是它烧啊烧，一直烧到天亮，照到周围几十里的地方，射向每一个人新一年的生命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大山顶上暗夜之中的汹汹火焰仿佛还在眼前不停地涌动跳跃。它像星星，像波浪，又像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断变化着形象和色彩，幻化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它更像一条流动的河水，上山打猎、破冰捉鱼、听盲人说大鼓书、到野外撒路灯、梳牛毛、滑冰车，儿时春节那些有趣的故事都一一藏在里面，它们似乎并未被时间降解挥发，而是变成了清灵的鱼儿，游动浮现在我永远的记忆里。
眼看春节又要到了，一个人坐在京城高高的大楼里，静静梳理着零散漂浮的思绪，看着窗外寒风凛冽，草木低吟，楼下行人匆匆，灯火迷乱，禁不住又忆起了儿时的春节。
有人说，每一段难忘的岁月都可以幻化升华为一首歌。在我看来，儿时的春节不但像一首歌，而且像一首诗，还像一组水墨画，随着时光的流动，飘散在40多年前的燕山深处，有几分悠扬，有几分诗意，还有几分淡淡的忧伤。
大年三十是一进腊月甚至一进冬天就盼望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地算着要做的事情，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准备的。淘米、压面、扫房、写对子、贴年画、串亲戚、上坟，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件一件地完成，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激动。记得每年临近三十，父亲都会把生产队一年结算出来的钱，拿出几毛叫我们到大队代销店买几斤冻梨和秋海棠。那可是全家人一冬天唯一能吃上的水果。我们把它放在冷水里泡上半天儿，析出里面的冰，梨子乌黑发亮，海棠晶莹水灵，吃起来冰凉酸甜，滋味从心里透遍全身，这种味道长大后再也没有尝过，只能从深藏的记忆中慢慢回味。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结算下来，工分抵不住口粮，能结余的钱很少，有的年景还会亏钱。有一年，直到腊月二十九晚上9点多，父亲才从生产队会计那儿结算回来，脸上阴沉沉的，根本不提给孩子买水果这件事。母亲怯生生地问了一句，父亲愤愤地说，全年算下来就剩几毛钱，不能给孩子买吃的了。母亲不依，我们也吵闹不停，最后父亲拗不过，只好叹了口气，把几毛钱全给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和三哥，还有几岁的妹妹，紧紧地攥着几毛钱，踏着没脚面子的雪跑到代销店门口，心紧张得砰砰跳个不停。售货员已经睡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叫醒，他却告诉我们水果已经全卖完了，一个也没有，连两分钱一块的螺丝糖也卖完了。我和三哥手里拿着家里筛面用的空空的箩，空落落地往回走。北风顺着耳际咝咝地吹，雪踩在脚下吱吱地响，连螺丝糖也没得到的妹妹呜呜地哭，兄弟俩一句话也没有，心里凉如冰水，一个年都没有暖和过来。
到了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过年的气氛达到高潮。村里每家都会把最金贵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把最好吃的东西端上桌，每个人都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不管什么人见面都会得到别人的问候和夸赞。在那个幸福的时刻，似乎一切贫穷、一切忧伤、一切怨恨、一切劳累都消失了，尊严、荣誉、平等、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荡漾在村庄的每一丝空气里。
不过，我家的情况不大一样，原因在于母亲过年那几天要全家吃素敬神。母亲信佛，而且十分虔诚、纯粹和严格。她13岁到父亲家当童养媳，孤苦伶仃，饱受人生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折磨，生命中很多东西都磨没了、耗光了、放弃了，唯独这个信仰始终没有改变。今年90岁了，我感觉她还是那么执著坚定。母亲信佛要吃素，非常严格，各种肉属天荤，一点也不能吃，葱姜蒜属地荤，也不能吃。她不但自己吃素，而且也要管束孩子吃素，不过稍稍放宽了一档，地荤可以吃。我们兄弟姐妹6个，从小都没吃过肉，长大后出嫁的出嫁，上学的上学，好几个都背叛了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母亲有时还会发出淡淡的嗔怪和浅浅的叹息。只有我的两个哥哥，吃素已经形成了习惯，没法改了。两个嫂子开始不满，时间一长也理解了。父亲是不管这一套的，全家只有他吃荤，遇到生产队杀牛宰羊，按8口人分的肉全归他，村里的男人羡慕不已。冬天火盆的大茶缸子里整日嘟嘟嘟嘟地炖着肉块，满屋异香，在信仰和习惯的双重管控下，我从来没尝过，感觉很好奇，但欲望不强烈。不过，过春节这几天，母亲也是不准父亲吃肉的，过了初五，才可开戒。父亲对此十分不满，过年时的争吵多半与此相关。
三十那天晚上，饭菜热腾腾地做好了一大桌，油炸糕、白面馒头、大糖包，还有买来的糕点，各种炒菜，全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但家里人不能吃，要先敬神。什么天地爷、保家仙、白仙（兔子）、蛇仙、狐仙、黄仙（黄鼠狼），各路神仙挨个敬一遍，饭菜夹出来一大堆，等到家里人吃时，菜已经没了不少，馒头包子也全凉了。父亲每年都抗议吵闹发脾气，但每次都得妥协，据说这个规矩是爷爷在世时定下的，他也没办法。孩子们心里不乐意，但听母亲说这些神仙哪个也得罪不得，叫他们吃好、喝好了，可保全家一年平安。
在母亲看来，我这个从小不听话的孩子是得罪过神仙一次的。有一年腊月三十，我和大哥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刚摆好糕点，点着纸钱，就听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扑愣扑愣”响个不停，跑过去一看，可把我高兴坏了，原来一只漂亮的大野鸡钻进了猎人下的套子里，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在猩红的皂栎林里乱扑腾，长长的大尾巴像姐姐迎风飘拂的红丝巾，不停地在白净的荒草里摇动。我赶紧跑过去把套子解下来，紧紧攥住它的两条腿抱在怀里，生怕一不小心飞走了。大哥说，母亲信佛不能杀生，父亲不能吃，落到别人手里也是个死，而且过年从山上往家带活的野物不吉祥，只能把它放了。我把脸贴在野鸡红红的鸡冠上，盯着它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怎么也不想放。大哥让我把野鸡抱了好久，好说歹说，连哄带骗，答应了我一些别的条件，最后我总算同意放了。那时，当我看着野鸡“腾愣”一声飞过山梁的那一刻，心里像一阵冷风吹灭了野火，只剩下一片散乱翻动的冷灰，阴阴的，凉凉的，空空的。野鸡放走后，我追悔莫及，哭闹了一番，没跟大哥回家，扭头一个人拿着弹弓往山沟里去打鸟了。我顺着结冰的小溪一直到那条沟的最深处，一只鸟都没打到，气也没顺过来。跑累了，就躺在山顶阳坡的一块大石头上继续生闷气。午后灿灿的阳光晒得人浑身暖暖的，晒着，晒着，不一会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扭头看一只小野兔在旁边吃草，欣喜若狂，爬起来就追，追不上，捡起一块石头就打，也没打着，小兔子一蹦一跳地钻到林子里去了。洁白无痕的雪地上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像一串印在上面的花朵，看了让人更加失落懊恼。回来后，身体像散了架子，头疼得要死，一点力气也没有，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人很着急，母亲把姐姐光洁明亮的镜子和一个她惯用的铜钱拿来，放在我的枕边，一边在镜子上立铜钱，一边一个一个地问各路神仙，是不是孩子得罪他们了。一次次，钱都立不住，念叨到白仙的时候，铜钱竟然稳稳地立住了。她于是沉着脸，把我审问了一通，我只好将打小野兔的事情讲了一遍。母亲说，这怎么行，你过年，人家也过年，没招你没惹你，你干嘛打人家孩子！多亏没打着，要不然就麻烦了。她还讲了村里过去一些人得罪白仙的故事，什么腿瘸不能走路了，什么中风嘴歪眼斜了，什么家里癫狂发疯了，听了叫人很后怕。于是我就照她说的不停地赔不是，母亲又按她的方式进行了一番破解，才说没事了。晚上我早早睡下，第二天起来，头便一点也不疼了。事后，我偷偷地把镜子和铜钱找来，也像她一样不停地拿着铜钱在碗里沾水，使劲地在镜子上立，立了半天，一次也没立住。
村子里的几个猎人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打山鸡、打兔子、打狐狸、打黄鼠狼，几乎见什么打什么。过春节这些天，他们还和大队书记一起拿着民兵连的步枪去打狍子。这些人每年冬天都有不少收入，村里人很羡慕，母亲却看不起他们，总说会遭报应，平时也不让我跟他们跑。不过，过年这几天她管得不严，我们便跟猎人去放鹰。那些鹰是猎人捉来专门训练过的。训练的方法据说是避暑山庄建立时，那些给大清皇上养鹰的人传下来的。每年一到深秋，猎人便在村周围高山尖上立一个高高的大树杆子，上边布了机关，山鹰在天上盘旋累了，往杆子上一落，咔嚓一下便被套住了。刚刚捉到的鹰野性十足，双眼清澈犀利，浑身羽毛干净得一尘不染，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们对这种天天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大鸟很好奇，每次猎人捕到山鹰我们都去看，但不敢靠近，靠近了会被戳破脸皮。猎人们是有一套办法的，野性再大的鹰不让它睡觉，多熬几夜，也都乖乖驯服，听使唤了。放鹰时，猎人端着鹰爬到山梁的最高处，威风凛凛地俯瞰巡视着整个山沟，我们一群小孩子拿着棍棒石头，大声吆喝着在沟里轰山鸡野兔，那鹰一见山鸡飞起或野兔奔逃，便像离弦的箭一样斜飞而下，势如疾风，迅速把猎物捉住。鹰也有失手的时候，遇到狡猾的山鸡和野兔，专门往树林荆棘中钻，鹰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山深处有一只长了好多年的野兔，老得连毛都成红的了，每次被轰起，见鹰追来，便一阵狂奔，跑到一棵细长有弹性的灌木枝条下面，一下子跳起来抱住树枝的上半边，把枝条弯弯地压下来，成一个大大的弓形，待鹰飞近，突然松开，枝条猛地抽过去，正中鹰的膆子，立刻毙命。同样的把戏，这只老兔子演了好几次，几年下来，好几只鹰都死在那里，猎人恨死它了。有一个放羊的看出了门道，事先用镰刀把那个枝条削了一小半，放鹰时，又把那只兔子追到那棵灌木下，等它跳起来上去一抱，就听咔嚓一声，枝条断了，兔子吧嗒一声摔在地上，爬起来还想跑。刹那之间，鹰来了个漂亮的回旋，哗啦一声就把这只老兔子捉住了。听说那兔皮质量很好，到公社的收购站卖了个好价钱，肉却又老又柴，煮了半天也煮不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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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确是一年中最自由的日子，那些天还可以随便到生产队的牛圈里梳牛毛，平时饲养员可不叫梳。他们说，梳牛毛会影响牛休息，算破坏生产，若是被捉住了，又打又骂，第二天还会告到老师那里去。家里大人怕孩子被牛踢伤，也不支持。那时一斤牛毛可以卖一两元钱，还可以请人用它做成毡子，诱惑力很大。那些岁月，我和小伙伴们每个冬天的晚上就像幽灵一样，游荡流窜在几个生产队的牛圈里，夜深人静，没有灯光，手电筒也买不起，常常是借着明亮的月光和迷茫的星光，趁半夜牛吃过草料，躺下熟睡之际，用自制的小铁丝筢子把牛脱掉的毛梳下来。春节那些天刚立春，正是牛大批脱毛的时候，收获很大。现在家里母亲铺的那个毡子就是用我梳的几十斤牛毛做的。
其实，在我看来，春节最自由的事情是放年火，这习俗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也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总觉得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文化意味。那是大年三十晚上，在村周围最高的山尖上，砍出一大片空地，然后堆起十几米高的柴垛，在夜里12点准时点燃，一时间锣鼓齐鸣，火焰冲天，声震大山，村里大人小孩围着火堆大声地说啊，喊啊，唱啊，甚至笑啊，哭啊，骂啊，毫无顾忌，自由释放，心里想什么，就可说什么，嗓门有多大，就可喊多大，想唱什么腔调，就唱什么腔调。在那个诗意的夜晚，没人管你，你也不要管别人。这是天地间上演的一场特殊的戏，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有观众，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的演员……不！每个人就是自己的导演，每个人心里埋藏一年的精神冲动就是剧本，幽幽黑夜中被火光和呼喊唤醒的所有生灵就是观众，沉默无语、连绵无际的大山也是观众，而这深邃寂寥的渺渺星空更是永恒无边的观众。
村里老人说，过年的山火，夜里不能灭，锣鼓不能停，要有人不断添柴禾。于是它烧啊烧，一直烧到天亮，照到周围几十里的地方，射向每一个人新一年的生命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大山顶上暗夜之中的汹汹火焰仿佛还在眼前不停地涌动跳跃。它像星星，像波浪，又像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断变化着形象和色彩，幻化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它更像一条流动的河水，上山打猎、破冰捉鱼、听盲人说大鼓书、到野外撒路灯、梳牛毛、滑冰车，儿时春节那些有趣的故事都一一藏在里面，它们似乎并未被时间降解挥发，而是变成了清灵的鱼儿，游动浮现在我永远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