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祭侄文稿》，一张保存千年的“故纸”的出借，成了2019年第一宗文博热点事件；曾经“低调”的故宫，“亲民”姿态叫人耳目一新，文创表现愈发火热。
博物馆集中存放着先人的痕迹，无论是政治解读的附加还是经济价值的爆发，都是无限文化内涵的多重表达中的一种。于整体，是至高的尊严和体面；于个人，是寻找认同和塑造审美的源头。
国内文博管理的发力我们等了太久，愿意为取得的每一点显见的进步鼓掌，也希望迷茫时躲开雷区，少走弯路。面对这些人类记忆共同的承载体，作为她们暂时的主人，绝对的过客，永远卑微，保持自省。
纯艺术真的无国界吗？醒醒吧
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不设防”的巴黎。德军以主人的姿态来检阅这个美丽的城市。他们造访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就是卢浮宫。
是啊，谁会要一个没有卢浮宫的巴黎呢？想象一下，比如，一个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北京？
况且，卢浮宫和故宫还不一样，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聚集地，它有着全人类的视野，并接受来自全人类的“凝视”。在这里有来自亚述王朝的宫殿碎片，有2300年前无头的胜利女神，有号称9000年前的“行走的人”（虽说它是1970年代出土的）。“为全人类”的这种欧罗巴理想，不正是凝聚在卢浮宫之中吗？
那么，假如真如“小清新”们标榜的“纯艺术无国界”，卢浮宫就“笑纳”德军好了，为什么法国的精英们，要提前将能搬得动的艺术杰作都运走、藏匿起来了呢？ 要知道，那些藏匿之所，可远远没有达到保护“纯艺术”的条件哦。
等等……抗日战争期间的国民政府，不是也派出专员，跨越千山万水，将故宫文物辗转腾挪？并且，这一大批精品，在运输资源比黄金更贵的那个特殊时期，占用巨大资源，被运到宝岛。这难道只是因为某人热爱“纯艺术”？醒醒吧！这就是中华之文化“道统”啊。
不然，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为何要在日本四处搜寻，终于重金购回“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难道因为他“热爱艺术”？还是他想“让艺术回归艺术”？
所以，当这批中华民族珍宝中最重要的“道统”之一，“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真迹《祭侄文稿》前几天在东京博物馆颜真卿大展亮相一事引起激烈争论，并不令人意外。
本来，博物馆之间的互相“借”，是常见的馆际合作。日本藏中国书画，包括王羲之《丧乱帖》唐摹本，也来上海展出过，更何况这回的颜真卿大展，如果没有这件《祭侄文稿》加持，效果将大打折扣。就目前东京的实况看，算得上颜真卿主题近几十年最“壕”，也是最具水准、专业度和美誉度的展出，《祭侄文稿》当仁不让地成为焦点；本来这可以成为一件“共襄盛举”的美谈，但台北方面的这次“借”却有些含糊其辞，再加上当事官员某些小动作和言论往往指向妄图篡改“道统”，就带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就事论事，有质疑也是正当的，不当的反而是某种小清新的“天真”：接受了“司法免扣押条款”，这些宝贝就能来内地展出？
博物馆是难得的“集体”精神空间
在这次展出中，还有一件不亚于《祭侄文稿》的重磅展品，那就是当年在日本离奇失踪的李公麟《五马图》，这次竟重见天日。据考证，这件珍品的遗失，当时的伪满、汪伪都脱不了干系。
又有声音在冷笑了：让经济的事情回归经济好吗？谁让当时咱自己有那么多败家子呢？
嗯……确实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钞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是美德的证明。同样作为大古董商人，美国收藏家安思远（R.H.Ellworth）于2003年将珍藏的《淳化阁帖》最善本以450万美元出售给上海博物馆，拒绝了日本方面出的1100万美元，因为他觉得，这件宝物“应当回到中国”。
再等等……卢浮宫那些收藏，不也是拿破仑从世界各地掠夺的战利品？达·芬奇不是也分布在各大博物馆，蒙娜丽莎也并不在意大利本土啊。
可是，拿破仑为什么要历经千辛万苦，将那些庞然大物运回巴黎？可曾有人想到，为了运送这些藏品，法兰西有多少船只沉入海底，多少生命客死他乡呢？
那就要回到“为什么要去博物馆”这个老问题了。在机械复制水平如此高超的今天，为什么大家还要去博物馆排长队，挤在一起，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这些真迹？这不仅仅出自对“纯艺术”的热爱或附庸风雅。如果说在卢浮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形象，无论是肖像画还是雕塑，无不散发着“人文主义”的光辉，那么博物馆这个空间，就是“集体”的意义所在。人们聚集在一处，共同感知这个奇妙的“我们”，那是一种共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一种友爱的维系，在人与人之间日渐疏离的今天，博物馆正是难得的“集体”精神空间。对于卢浮宫而言，“欧罗巴精神”就是他们的“道统”啊，不然为何会成立“欧盟”（哪怕它一路艰难）？无论达·芬奇在哪里，无论是米兰、佛罗伦萨，还是巴黎、圣彼得堡，那都是“欧罗巴”的达·芬奇啊。
对于咱们来说，这种“集体”的意义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中国艺术中自然主题远远多于人的肖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收藏西方艺术品，而是刚好相反，这方面要向日本学习），但在共同寄情山水、“卧游”之间，我们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审美愉悦，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放低，步伐放缓，我们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高贵，重新认识到“尊严”为何物，认识到它与工具性、功利性之间不可等同的关系。一种新的属于“我们”的共识在这里生长。
遗憾的是，并不是大多数博物馆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民众对博物馆已经产生了刚性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电视媒体上博物馆节目的火爆有其意义。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在年轻一代中引发的回响，大概出乎“老一代”的预料吧？毕竟，年轻人在慢慢探索自己需要怎样的文化认同感，而且，这个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父辈的视野与价值判断。
所以，电视制作方千万不要低估观众的水平：假如想用流量明星做“引子”，那就请他们付出平时十倍以上的努力和时间，这种付出将会给他们最有价值的回报。毕竟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别人家”那些优秀的演员，是怎样对自己的文化如数家珍，是怎样的自信与自豪。
欧罗巴的“博物馆热”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回响，而咱们的博物馆仿佛刚刚如梦初醒，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生长。但是，这种生长依然远远落后于人民对祖国文化的认识程度和认知需求，并且这种生长发生了些许偏离：“嗅到了商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变成“主题”。
民众对博物馆已经产生了刚性的需求，避免将任何需求都“产业链化”，应该是博物馆要考虑的问题了。
“博物馆文创”是全球的博物馆都会有的现象。但通常大博物馆的重心都是在知识的传播，比如出版图册、复制品一类，至于“文创”，其实都大同小异，例如冰箱贴、手账、鼠标垫、马克杯一类。出版方面国内的博物馆以前似乎一直很滞后，比如到现在为止，第一书法藏品，神龙本《兰亭序》的出版物清晰度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其他出版物质量也参差不齐。有巨大利润的“创收”用品近年似乎情况有所改变，依托我国东南沿海强大的制造业，似乎没有什么是复制不出来的。“大英”在网上的火爆销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反向证明了，工业大流水线的大量复制，或许预期给人以能够占有大IP文物的错觉，但到手的可能就是一种粗糙的赝品的尴尬，其实和买到一只假名牌包差不多，还不是高仿款。
其实，“文创”的意义本来就在于“创”，而“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如今的局面却是严重的同质化，一旦某个“爆款”出现，就会变成一哄而上的局面。例如，台北故宫很多年前推出了爆款胶带纸“朕知道了”，如今您去某宝搜一下看看？而这种情况，如今世界主要的几大博物馆，除了“大英”与某宝的合作外，还真不多见。
举个例子，以笔者所见，作为有着丰富雕塑资源的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文创部”竟然只有一两款雕塑复制品，然而做得非常到位，那是一种能唤起你的美感的复制品，和咱们这里用网兜批发兵马俑的做法完全不同。其实，作为需要对纳税人负责的公众资源，能做好一个博物馆的分内之事其实已经很不容易，这需要大量资源以及智慧的投入，更何况放眼世界，咱们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假如一个博物馆把重心都放在“创收”上，可能必须要提醒自己勿忘那个“初心”。比如，一套图书动辄卖到上万元价格，虽然印刷质量有所提升，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吗？
我有位朋友是著名造型艺术家，听说她与国内某大博物馆的彩妆合作研发已经是第三年了，却统统推翻了要重来。问之，笑答，三年算什么，真正的品牌，推一款新产品，耗时十年八年有的是，毕竟要经过漫长的实验，包括皮肤科的试验，才可以交给人使用的。这次的推翻，就是因为发现原材料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要去法国重新寻找。
故宫口红风波初息。说起来，要穿越回宫里去使用那些“美妆”可能只是幻想：一则成本过于高昂，现代研发的化学颜料也只是尽力去“模拟”；二则要调出来那样的颜色，先得熟读于非闇先生那本《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不然很可能弄些笑话出来的。作为我自己，其实更期待的，还是“宫里”推出更多高水平的展览。
再说回《祭侄文稿》引发的口水大战吧，它的好处之一是，读者也借此对世界一流的展陈水平有所了解。网上某博主在东京博物馆上野公园新馆观看了颜真卿展，大发感慨，当看到中国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这些艺术珍品是什么的时候，就感到一切因之而起的纷扰，实在都不算什么了。
◎黑择明
《祭侄文稿》，一张保存千年的“故纸”的出借，成了2019年第一宗文博热点事件；曾经“低调”的故宫，“亲民”姿态叫人耳目一新，文创表现愈发火热。
博物馆集中存放着先人的痕迹，无论是政治解读的附加还是经济价值的爆发，都是无限文化内涵的多重表达中的一种。于整体，是至高的尊严和体面；于个人，是寻找认同和塑造审美的源头。
国内文博管理的发力我们等了太久，愿意为取得的每一点显见的进步鼓掌，也希望迷茫时躲开雷区，少走弯路。面对这些人类记忆共同的承载体，作为她们暂时的主人，绝对的过客，永远卑微，保持自省。
纯艺术真的无国界吗？醒醒吧
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不设防”的巴黎。德军以主人的姿态来检阅这个美丽的城市。他们造访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就是卢浮宫。
是啊，谁会要一个没有卢浮宫的巴黎呢？想象一下，比如，一个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北京？
况且，卢浮宫和故宫还不一样，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聚集地，它有着全人类的视野，并接受来自全人类的“凝视”。在这里有来自亚述王朝的宫殿碎片，有2300年前无头的胜利女神，有号称9000年前的“行走的人”（虽说它是1970年代出土的）。“为全人类”的这种欧罗巴理想，不正是凝聚在卢浮宫之中吗？
那么，假如真如“小清新”们标榜的“纯艺术无国界”，卢浮宫就“笑纳”德军好了，为什么法国的精英们，要提前将能搬得动的艺术杰作都运走、藏匿起来了呢？ 要知道，那些藏匿之所，可远远没有达到保护“纯艺术”的条件哦。
等等……抗日战争期间的国民政府，不是也派出专员，跨越千山万水，将故宫文物辗转腾挪？并且，这一大批精品，在运输资源比黄金更贵的那个特殊时期，占用巨大资源，被运到宝岛。这难道只是因为某人热爱“纯艺术”？醒醒吧！这就是中华之文化“道统”啊。
不然，抗战胜利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为何要在日本四处搜寻，终于重金购回“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难道因为他“热爱艺术”？还是他想“让艺术回归艺术”？
所以，当这批中华民族珍宝中最重要的“道统”之一，“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真迹《祭侄文稿》前几天在东京博物馆颜真卿大展亮相一事引起激烈争论，并不令人意外。
本来，博物馆之间的互相“借”，是常见的馆际合作。日本藏中国书画，包括王羲之《丧乱帖》唐摹本，也来上海展出过，更何况这回的颜真卿大展，如果没有这件《祭侄文稿》加持，效果将大打折扣。就目前东京的实况看，算得上颜真卿主题近几十年最“壕”，也是最具水准、专业度和美誉度的展出，《祭侄文稿》当仁不让地成为焦点；本来这可以成为一件“共襄盛举”的美谈，但台北方面的这次“借”却有些含糊其辞，再加上当事官员某些小动作和言论往往指向妄图篡改“道统”，就带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就事论事，有质疑也是正当的，不当的反而是某种小清新的“天真”：接受了“司法免扣押条款”，这些宝贝就能来内地展出？
博物馆是难得的“集体”精神空间
在这次展出中，还有一件不亚于《祭侄文稿》的重磅展品，那就是当年在日本离奇失踪的李公麟《五马图》，这次竟重见天日。据考证，这件珍品的遗失，当时的伪满、汪伪都脱不了干系。
又有声音在冷笑了：让经济的事情回归经济好吗？谁让当时咱自己有那么多败家子呢？
嗯……确实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钞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是美德的证明。同样作为大古董商人，美国收藏家安思远（R.H.Ellworth）于2003年将珍藏的《淳化阁帖》最善本以450万美元出售给上海博物馆，拒绝了日本方面出的1100万美元，因为他觉得，这件宝物“应当回到中国”。
再等等……卢浮宫那些收藏，不也是拿破仑从世界各地掠夺的战利品？达·芬奇不是也分布在各大博物馆，蒙娜丽莎也并不在意大利本土啊。
可是，拿破仑为什么要历经千辛万苦，将那些庞然大物运回巴黎？可曾有人想到，为了运送这些藏品，法兰西有多少船只沉入海底，多少生命客死他乡呢？
那就要回到“为什么要去博物馆”这个老问题了。在机械复制水平如此高超的今天，为什么大家还要去博物馆排长队，挤在一起，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这些真迹？这不仅仅出自对“纯艺术”的热爱或附庸风雅。如果说在卢浮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形象，无论是肖像画还是雕塑，无不散发着“人文主义”的光辉，那么博物馆这个空间，就是“集体”的意义所在。人们聚集在一处，共同感知这个奇妙的“我们”，那是一种共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一种友爱的维系，在人与人之间日渐疏离的今天，博物馆正是难得的“集体”精神空间。对于卢浮宫而言，“欧罗巴精神”就是他们的“道统”啊，不然为何会成立“欧盟”（哪怕它一路艰难）？无论达·芬奇在哪里，无论是米兰、佛罗伦萨，还是巴黎、圣彼得堡，那都是“欧罗巴”的达·芬奇啊。
对于咱们来说，这种“集体”的意义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中国艺术中自然主题远远多于人的肖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收藏西方艺术品，而是刚好相反，这方面要向日本学习），但在共同寄情山水、“卧游”之间，我们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审美愉悦，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放低，步伐放缓，我们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高贵，重新认识到“尊严”为何物，认识到它与工具性、功利性之间不可等同的关系。一种新的属于“我们”的共识在这里生长。
遗憾的是，并不是大多数博物馆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民众对博物馆已经产生了刚性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电视媒体上博物馆节目的火爆有其意义。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在年轻一代中引发的回响，大概出乎“老一代”的预料吧？毕竟，年轻人在慢慢探索自己需要怎样的文化认同感，而且，这个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父辈的视野与价值判断。
所以，电视制作方千万不要低估观众的水平：假如想用流量明星做“引子”，那就请他们付出平时十倍以上的努力和时间，这种付出将会给他们最有价值的回报。毕竟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别人家”那些优秀的演员，是怎样对自己的文化如数家珍，是怎样的自信与自豪。
欧罗巴的“博物馆热”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回响，而咱们的博物馆仿佛刚刚如梦初醒，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生长。但是，这种生长依然远远落后于人民对祖国文化的认识程度和认知需求，并且这种生长发生了些许偏离：“嗅到了商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变成“主题”。
民众对博物馆已经产生了刚性的需求，避免将任何需求都“产业链化”，应该是博物馆要考虑的问题了。
“博物馆文创”是全球的博物馆都会有的现象。但通常大博物馆的重心都是在知识的传播，比如出版图册、复制品一类，至于“文创”，其实都大同小异，例如冰箱贴、手账、鼠标垫、马克杯一类。出版方面国内的博物馆以前似乎一直很滞后，比如到现在为止，第一书法藏品，神龙本《兰亭序》的出版物清晰度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其他出版物质量也参差不齐。有巨大利润的“创收”用品近年似乎情况有所改变，依托我国东南沿海强大的制造业，似乎没有什么是复制不出来的。“大英”在网上的火爆销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反向证明了，工业大流水线的大量复制，或许预期给人以能够占有大IP文物的错觉，但到手的可能就是一种粗糙的赝品的尴尬，其实和买到一只假名牌包差不多，还不是高仿款。
其实，“文创”的意义本来就在于“创”，而“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如今的局面却是严重的同质化，一旦某个“爆款”出现，就会变成一哄而上的局面。例如，台北故宫很多年前推出了爆款胶带纸“朕知道了”，如今您去某宝搜一下看看？而这种情况，如今世界主要的几大博物馆，除了“大英”与某宝的合作外，还真不多见。
举个例子，以笔者所见，作为有着丰富雕塑资源的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文创部”竟然只有一两款雕塑复制品，然而做得非常到位，那是一种能唤起你的美感的复制品，和咱们这里用网兜批发兵马俑的做法完全不同。其实，作为需要对纳税人负责的公众资源，能做好一个博物馆的分内之事其实已经很不容易，这需要大量资源以及智慧的投入，更何况放眼世界，咱们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假如一个博物馆把重心都放在“创收”上，可能必须要提醒自己勿忘那个“初心”。比如，一套图书动辄卖到上万元价格，虽然印刷质量有所提升，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吗？
我有位朋友是著名造型艺术家，听说她与国内某大博物馆的彩妆合作研发已经是第三年了，却统统推翻了要重来。问之，笑答，三年算什么，真正的品牌，推一款新产品，耗时十年八年有的是，毕竟要经过漫长的实验，包括皮肤科的试验，才可以交给人使用的。这次的推翻，就是因为发现原材料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要去法国重新寻找。
故宫口红风波初息。说起来，要穿越回宫里去使用那些“美妆”可能只是幻想：一则成本过于高昂，现代研发的化学颜料也只是尽力去“模拟”；二则要调出来那样的颜色，先得熟读于非闇先生那本《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不然很可能弄些笑话出来的。作为我自己，其实更期待的，还是“宫里”推出更多高水平的展览。
再说回《祭侄文稿》引发的口水大战吧，它的好处之一是，读者也借此对世界一流的展陈水平有所了解。网上某博主在东京博物馆上野公园新馆观看了颜真卿展，大发感慨，当看到中国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这些艺术珍品是什么的时候，就感到一切因之而起的纷扰，实在都不算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