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和醒从不相遇。或者说，梦和醒只在文学中相遇
《捎话》只有两个叙述者：捎话人库和毛驴谢。叙述角色转换没有刻意交代，有时前一句是库的视角，后一句很自然地转换到毛驴谢的视角。如果不去关心这种转换，按全视角小说去读，也没问题。在小说人物安排中，驴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和形，能听懂人和鬼魂的话，能窥见人心里想什么，“人想事情时，心里有个鬼在动。”人却听不懂人之外的任何声音，这是人的局限。
人和万物间皆有障，作家写什么像什么，写驴像驴写马像马，那是到达。一般的写作者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对事物的描述功能。但还有一些作家，他写草时仿佛自己就是草，他和万物之灵是通的，消除了障碍。对于写作者，人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世界；而在那属于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睁开眼睛看不见的，闭上眼睛会看见。作家要多写闭住眼睛看见的光明。
《捎话》中写的是战争给人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分裂。其实，即使在平常生活中，内心分裂也是人的潜在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另一个或另几个我。至少有一个睡着和醒来的我。乔克努克在外人眼里，是一个人，是毗沙国常胜将军，但实际上是乔克和努克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俩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从不见面。弟弟努克在哥哥乔克的梦里率领毗沙夜军作战，把哥哥白天打过的仗再打一遍，也让战死的将领再死一遍。而当白天来临，昏睡的弟弟梦见的全是哥哥白天的战争。他们只靠梦联系。这其实是一个人睡着和醒来的两种状态——梦和醒从不相遇。或者说，梦和醒只在文学中相遇。
从生理学上来说，我们都可能有一个没有一起出生的孪生兄弟或姐妹。我睡着时，另一个我在梦中醒来，那是我的孪生兄弟，我看见他在过一种生活，他似乎也知道我在梦见他。如果倒过来想，当我醒来时，我是否也是在他的梦中醒来呢？
人可以从身边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语言在到达时，所述事物会一片片亮起来。语言给了事物光和形，语言唤醒了黑暗事物的灵。但是，语言也是另一重夜，语言的黑暗只有使用者知道，只有想深入灵魂的书写者可以洞窥。
《捎话》思考的是语言。由语言而生的交流、思想、信仰等，也都被语言控制。连生和死也似乎被语言所掌握。说出和沉默，也都在语言的意料之中。语言是最黑暗的，我们却只能借助它去照亮。这是书写的悖论。我希望《捎话》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但是，我也知道所有被照亮的，都在另一重黑暗里。我希望接近一种冥想中的语言状态。
语言是开始也是结束。《捎话》中的库，很小被贩卖到陌生语言地区，几乎学会所有远远近近的语言，但是，他说家乡话的舌头，一辈子都在寻找家乡的语言，即使他最终知道自己的家乡语言，早已被另一种语言征服和取代，但母语仍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已经僵硬的舌头找到并说了出来。
我在《凿空》中写过一群驴，《捎话》写了一头叫谢的小驴。我一直想弄清楚毛驴和人的关系，《凿空》中那些毛驴斜眼看着人，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驴的眼神。我想看懂驴的眼神，我想听懂驴叫。《捎话》写到最后，懂得几十种语言的捎话人库，终于听懂了驴叫，并在死后再度转世，成为人驴间的捎话者。我构造的是一个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声嘈杂，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语言也是战争的根源。
而所有的语言声音中，驴叫声连天接地。这种未曾走样无须翻译的声音，成为所有声音的希望。
我不是一个对人世的彻底悲观者。人可以从身边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生命层层叠叠，并不被战争和时间消灭。这也是我的文学
民间有“门缝看人，把人看扁”的说法。其实，任何一个单独的眼睛看别人看世界，都是扁的。《捎话》中的扁，又有了更广的寓意。“扁”让所描述的事物有了轻盈欲飞的灵魂状态。“扁”是我设定的毛驴谢所看见的世界。在那里，天国是扁的，死亡是扁的。天空和大地是扁的。所有生命和非生命，慢慢地走向扁。扁是万物的灵魂状态。
除了扁之外还有黑。小说中那头叫谢的小黑毛驴，自己带着一个皮毛的黑夜，和库一起穿越战争。刻在她皮毛下的昆经更是见不得天日的黑。《捎话》最重要的几个战争也都发生在黑夜，或昏天暗地的沙尘中。我喜欢写黑夜，我在夜里可以看见更多。大白天，万物都肤浅地存在着。
落土是这部小说的氛围，战争和忙碌使大地上尘土飞扬，扬到天上的土迟早会落下，但永远不会尘埃落定。在我的小说和散文中，土是一个时间概念，包含生前死后。生于土上，葬于土下。生时尘土在上，那是先人的土，落下扬起。死后归入尘土，也在地上天上。尘土里有先人寄居的天堂。
在《捎话》中，有一场接着一场的死亡，但我的着重点不是写死亡，而是写死亡的仪式、尊严，我对死的书写是在延长生。当死亡来临，死亡并不是结束，结束的是生，而死刚刚开始，我写了几个漫长的死亡过程，这样的书写是对死亡的尊敬，死亡本身有其漫长的生命，这恰恰被我们忽视。
我曾在印度参观泰戈尔故居，泰戈尔寝室床头，挂着诗人在这张床上临终前的一张照片，诗人无助地躺在床上，目光空洞茫然地看着前方，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如何死亡的，但这张照片让我心碎。一个曾有过巨大内心精神的作家，到最后似乎毫无准备，束手无策。我也读到同样是印度哲人的奥修，一生研究思考来世，但当他临终的时候，竟然哭闹得像一个孩子。他体面妥善地安排了自己父亲的死亡，告诉多少人死亡是另一重生的开始。可是，他自己的死亡却无法自我安排。在我的家乡，在村里，老人们会早早为死亡做准备，提前选好墓地，做好寿房（棺材）等待。尽管死亡来了依旧孤独无助，依旧会有生命最后的挣扎和不顾，但一切早已准备好。
死亡并不能让我们学会什么，但死亡里有它自己的生。我们把它表述为永生。我在《捎话》中为死创造了无限的生。面对死亡、理解死亡、创造死亡，在《捎话》所创造的死亡里，生命层层叠叠，并不被战争和时间消灭。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死创造出生，这也是我的文学。
（作者为知名作家）
梦和醒从不相遇。或者说，梦和醒只在文学中相遇
《捎话》只有两个叙述者：捎话人库和毛驴谢。叙述角色转换没有刻意交代，有时前一句是库的视角，后一句很自然地转换到毛驴谢的视角。如果不去关心这种转换，按全视角小说去读，也没问题。在小说人物安排中，驴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和形，能听懂人和鬼魂的话，能窥见人心里想什么，“人想事情时，心里有个鬼在动。”人却听不懂人之外的任何声音，这是人的局限。
人和万物间皆有障，作家写什么像什么，写驴像驴写马像马，那是到达。一般的写作者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对事物的描述功能。但还有一些作家，他写草时仿佛自己就是草，他和万物之灵是通的，消除了障碍。对于写作者，人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世界；而在那属于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睁开眼睛看不见的，闭上眼睛会看见。作家要多写闭住眼睛看见的光明。
《捎话》中写的是战争给人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分裂。其实，即使在平常生活中，内心分裂也是人的潜在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另一个或另几个我。至少有一个睡着和醒来的我。乔克努克在外人眼里，是一个人，是毗沙国常胜将军，但实际上是乔克和努克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俩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从不见面。弟弟努克在哥哥乔克的梦里率领毗沙夜军作战，把哥哥白天打过的仗再打一遍，也让战死的将领再死一遍。而当白天来临，昏睡的弟弟梦见的全是哥哥白天的战争。他们只靠梦联系。这其实是一个人睡着和醒来的两种状态——梦和醒从不相遇。或者说，梦和醒只在文学中相遇。
从生理学上来说，我们都可能有一个没有一起出生的孪生兄弟或姐妹。我睡着时，另一个我在梦中醒来，那是我的孪生兄弟，我看见他在过一种生活，他似乎也知道我在梦见他。如果倒过来想，当我醒来时，我是否也是在他的梦中醒来呢？
人可以从身边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语言在到达时，所述事物会一片片亮起来。语言给了事物光和形，语言唤醒了黑暗事物的灵。但是，语言也是另一重夜，语言的黑暗只有使用者知道，只有想深入灵魂的书写者可以洞窥。
《捎话》思考的是语言。由语言而生的交流、思想、信仰等，也都被语言控制。连生和死也似乎被语言所掌握。说出和沉默，也都在语言的意料之中。语言是最黑暗的，我们却只能借助它去照亮。这是书写的悖论。我希望《捎话》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但是，我也知道所有被照亮的，都在另一重黑暗里。我希望接近一种冥想中的语言状态。
语言是开始也是结束。《捎话》中的库，很小被贩卖到陌生语言地区，几乎学会所有远远近近的语言，但是，他说家乡话的舌头，一辈子都在寻找家乡的语言，即使他最终知道自己的家乡语言，早已被另一种语言征服和取代，但母语仍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已经僵硬的舌头找到并说了出来。
我在《凿空》中写过一群驴，《捎话》写了一头叫谢的小驴。我一直想弄清楚毛驴和人的关系，《凿空》中那些毛驴斜眼看着人，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驴的眼神。我想看懂驴的眼神，我想听懂驴叫。《捎话》写到最后，懂得几十种语言的捎话人库，终于听懂了驴叫，并在死后再度转世，成为人驴间的捎话者。我构造的是一个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声嘈杂，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语言也是战争的根源。
而所有的语言声音中，驴叫声连天接地。这种未曾走样无须翻译的声音，成为所有声音的希望。
我不是一个对人世的彻底悲观者。人可以从身边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生命层层叠叠，并不被战争和时间消灭。这也是我的文学
民间有“门缝看人，把人看扁”的说法。其实，任何一个单独的眼睛看别人看世界，都是扁的。《捎话》中的扁，又有了更广的寓意。“扁”让所描述的事物有了轻盈欲飞的灵魂状态。“扁”是我设定的毛驴谢所看见的世界。在那里，天国是扁的，死亡是扁的。天空和大地是扁的。所有生命和非生命，慢慢地走向扁。扁是万物的灵魂状态。
除了扁之外还有黑。小说中那头叫谢的小黑毛驴，自己带着一个皮毛的黑夜，和库一起穿越战争。刻在她皮毛下的昆经更是见不得天日的黑。《捎话》最重要的几个战争也都发生在黑夜，或昏天暗地的沙尘中。我喜欢写黑夜，我在夜里可以看见更多。大白天，万物都肤浅地存在着。
落土是这部小说的氛围，战争和忙碌使大地上尘土飞扬，扬到天上的土迟早会落下，但永远不会尘埃落定。在我的小说和散文中，土是一个时间概念，包含生前死后。生于土上，葬于土下。生时尘土在上，那是先人的土，落下扬起。死后归入尘土，也在地上天上。尘土里有先人寄居的天堂。
在《捎话》中，有一场接着一场的死亡，但我的着重点不是写死亡，而是写死亡的仪式、尊严，我对死的书写是在延长生。当死亡来临，死亡并不是结束，结束的是生，而死刚刚开始，我写了几个漫长的死亡过程，这样的书写是对死亡的尊敬，死亡本身有其漫长的生命，这恰恰被我们忽视。
我曾在印度参观泰戈尔故居，泰戈尔寝室床头，挂着诗人在这张床上临终前的一张照片，诗人无助地躺在床上，目光空洞茫然地看着前方，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如何死亡的，但这张照片让我心碎。一个曾有过巨大内心精神的作家，到最后似乎毫无准备，束手无策。我也读到同样是印度哲人的奥修，一生研究思考来世，但当他临终的时候，竟然哭闹得像一个孩子。他体面妥善地安排了自己父亲的死亡，告诉多少人死亡是另一重生的开始。可是，他自己的死亡却无法自我安排。在我的家乡，在村里，老人们会早早为死亡做准备，提前选好墓地，做好寿房（棺材）等待。尽管死亡来了依旧孤独无助，依旧会有生命最后的挣扎和不顾，但一切早已准备好。
死亡并不能让我们学会什么，但死亡里有它自己的生。我们把它表述为永生。我在《捎话》中为死创造了无限的生。面对死亡、理解死亡、创造死亡，在《捎话》所创造的死亡里，生命层层叠叠，并不被战争和时间消灭。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死创造出生，这也是我的文学。
（作者为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