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不等于诗学。所谓诗话，是专指与诗歌及诗人相关的助闲谈类著作，它们一般多记事，少论评，即便有论评，占的比例也不大，较多的内容是关于诗人的逸闻、轶事，诗歌的分类、沿革、鉴赏，以及聊资闲谈的涉及诗歌的话语，宋代之后不少诗话类著作，甚至纯系前代诗话的汇编，不见或罕见编者的自家论评。而诗学则属于研究诗歌的理论，从广义上理解，它也指文艺理论，这是由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延伸的概念。不过，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部分的诗话类著作，其实是很富有诗学价值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问世于南宋时代的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特色且极富诗学价值的诗话类著作。全书包括五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这五个部分可谓有分有合：分者，各自独立，条分缕析，思辨清晰；合者，五个部分均统合于全书的总体诗学体系内，无不围绕作者的主体诗学观念展开论述。书中，严羽旗帜鲜明地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八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严羽对这八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严羽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以盛唐为法”）。严羽这里所提出的对诗歌创作和评论的认识观，很值得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参考，他所倡导的，是他认为的诗歌发展的正道，这包括了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等在内的整个这一路的诗歌，其中既有楚辞，也同时包含了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以及杜诗等作品，它们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及其艺术风格，与《诗经》的一脉相承。
不仅如此，严羽《沧浪诗话》最显独家特色的，乃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由此提出“妙悟说”，其语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论诗如论禅”，“悟第一义”，“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很显然，道与悟是严羽以禅喻（论）诗的核心概念范畴。这里所谓“诗道”，即诗歌的普遍真理，它是严羽整个诗歌理论的根本基础，也是严羽诗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和判断标准，由此生发出对诗歌史、宋代诗歌和论学诗的种种论断。笔者认为，如果说《沧浪诗话》是严羽阐释诗歌理论主张的专门论著，那么以禅喻（论）诗，乃是严羽所阐发的诗歌理论主张的核心所在。当然，诗禅之喻难免偏颇之处。对言说诗歌所借助的禅而言，因其属于宗教理性说教的对象——蕴含禅理和禅机（禅家机锋），包孕了玄秘难测的成分，人们对其很难予以确切把握和捉摸，何况，禅本身毕竟不是诗，禅具宗教哲理色彩，诗则是文字表述情感的艺术形式，两者可以有相通之处，却也有不相一致者——禅靠悟，悟是其止境，达到了悟，即达到了禅的最高境界；而诗则不然，诗是悟外还有意，它并不以悟为止境，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如此，严羽禅与诗关系的比喻，毕竟有助于对诗歌机理的阐释与理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还说了一段非常具有诗学哲理的话，尽管对这段话的理解，迄今学界尚有异议，但笔者以为，仔细辨析，这段话中透露的，既是对诗歌本质的概括认识，也是对如何写好诗歌并成为好诗人的切实指点。他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它既指出了诗歌就是诗歌，它的材，与趣、与书本、与学理均无关系，它不像学问，书读得越多，懂得的理越多，水平就越高，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它也同时说明，要想写好诗，成为好的诗人，如果不多读书，不多懂得或掌握学理，那么，要想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境界、高水平，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由此，严羽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好诗的界定与概括：“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严羽不仅指出了何谓诗——诗歌的本性乃在于“吟咏情性”，同时也阐明了他认为的好诗应该达到何种标准。在严羽看来，诗歌要有“趣”，这个“趣”的表现，在诗歌中应该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才是高水准的表现，而能达到这个水准的，唯有盛唐的诗人作品，它们才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这段形象的比喻，后来成为后世不少学者在阐述诗歌鉴赏和评论时常加引用的佳句。
宋代胡仔编撰的《苕溪渔隐丛话》，虽属诗话汇编之作，却不乏个人独立的诗学见解，其主要体现于编录眼光和所作的论评与考据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例如，他说：“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胡仔十分推崇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认为诗作不必在多，只要有一句，或有数联，或有一篇，能传播于后世且脍炙人口者，即可以诗名世。但他并不赞成过分地求奇，且不主张泥于江西派而不移易，他力主“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这是比较客观实在的认识见解。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薑斋诗话》，其诗话书名虽非王夫之生前所定，但书中所阐述的诗学主张，很值得首肯。如王氏所创的“以意为主”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很显然，这里所谓的意，乃指统帅诗篇中所有字词及词采典故的中心，是寓含于诗篇通体内部的思想内核，它主宰诗篇的灵魂，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在王夫之心目中，诗当意起而始，意尽而止，若违于此，则断非好诗。对于意与韵的关系，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王夫之认为，不能强求韵而破坏意，倘一味强意就韵，单纯追求韵律的抑扬优美，致使意受损，而导致“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则其诗肯定也就支离破碎、不忍卒读了。可见，在王夫之看来，意绝对占据诗歌创作的主导地位，不可轻忽。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上述诗话著作中所述及的论评见解，也有未必完全切合诗歌创作实际之处，有些诗歌主张或论评见解，不免偏颇之处，尚需作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全面分析、阐释和评判。只是我们花工夫去挖掘、梳理、提炼、归纳、总结，是可以为文学遗产的继承服务的。
（作者：徐志啸，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
诗话不等于诗学。所谓诗话，是专指与诗歌及诗人相关的助闲谈类著作，它们一般多记事，少论评，即便有论评，占的比例也不大，较多的内容是关于诗人的逸闻、轶事，诗歌的分类、沿革、鉴赏，以及聊资闲谈的涉及诗歌的话语，宋代之后不少诗话类著作，甚至纯系前代诗话的汇编，不见或罕见编者的自家论评。而诗学则属于研究诗歌的理论，从广义上理解，它也指文艺理论，这是由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延伸的概念。不过，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部分的诗话类著作，其实是很富有诗学价值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问世于南宋时代的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特色且极富诗学价值的诗话类著作。全书包括五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这五个部分可谓有分有合：分者，各自独立，条分缕析，思辨清晰；合者，五个部分均统合于全书的总体诗学体系内，无不围绕作者的主体诗学观念展开论述。书中，严羽旗帜鲜明地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八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严羽对这八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严羽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以盛唐为法”）。严羽这里所提出的对诗歌创作和评论的认识观，很值得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参考，他所倡导的，是他认为的诗歌发展的正道，这包括了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等在内的整个这一路的诗歌，其中既有楚辞，也同时包含了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以及杜诗等作品，它们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及其艺术风格，与《诗经》的一脉相承。
不仅如此，严羽《沧浪诗话》最显独家特色的，乃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由此提出“妙悟说”，其语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论诗如论禅”，“悟第一义”，“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很显然，道与悟是严羽以禅喻（论）诗的核心概念范畴。这里所谓“诗道”，即诗歌的普遍真理，它是严羽整个诗歌理论的根本基础，也是严羽诗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和判断标准，由此生发出对诗歌史、宋代诗歌和论学诗的种种论断。笔者认为，如果说《沧浪诗话》是严羽阐释诗歌理论主张的专门论著，那么以禅喻（论）诗，乃是严羽所阐发的诗歌理论主张的核心所在。当然，诗禅之喻难免偏颇之处。对言说诗歌所借助的禅而言，因其属于宗教理性说教的对象——蕴含禅理和禅机（禅家机锋），包孕了玄秘难测的成分，人们对其很难予以确切把握和捉摸，何况，禅本身毕竟不是诗，禅具宗教哲理色彩，诗则是文字表述情感的艺术形式，两者可以有相通之处，却也有不相一致者——禅靠悟，悟是其止境，达到了悟，即达到了禅的最高境界；而诗则不然，诗是悟外还有意，它并不以悟为止境，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如此，严羽禅与诗关系的比喻，毕竟有助于对诗歌机理的阐释与理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还说了一段非常具有诗学哲理的话，尽管对这段话的理解，迄今学界尚有异议，但笔者以为，仔细辨析，这段话中透露的，既是对诗歌本质的概括认识，也是对如何写好诗歌并成为好诗人的切实指点。他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它既指出了诗歌就是诗歌，它的材，与趣、与书本、与学理均无关系，它不像学问，书读得越多，懂得的理越多，水平就越高，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它也同时说明，要想写好诗，成为好的诗人，如果不多读书，不多懂得或掌握学理，那么，要想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境界、高水平，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由此，严羽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好诗的界定与概括：“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严羽不仅指出了何谓诗——诗歌的本性乃在于“吟咏情性”，同时也阐明了他认为的好诗应该达到何种标准。在严羽看来，诗歌要有“趣”，这个“趣”的表现，在诗歌中应该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才是高水准的表现，而能达到这个水准的，唯有盛唐的诗人作品，它们才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这段形象的比喻，后来成为后世不少学者在阐述诗歌鉴赏和评论时常加引用的佳句。
宋代胡仔编撰的《苕溪渔隐丛话》，虽属诗话汇编之作，却不乏个人独立的诗学见解，其主要体现于编录眼光和所作的论评与考据上，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例如，他说：“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胡仔十分推崇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认为诗作不必在多，只要有一句，或有数联，或有一篇，能传播于后世且脍炙人口者，即可以诗名世。但他并不赞成过分地求奇，且不主张泥于江西派而不移易，他力主“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这是比较客观实在的认识见解。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薑斋诗话》，其诗话书名虽非王夫之生前所定，但书中所阐述的诗学主张，很值得首肯。如王氏所创的“以意为主”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很显然，这里所谓的意，乃指统帅诗篇中所有字词及词采典故的中心，是寓含于诗篇通体内部的思想内核，它主宰诗篇的灵魂，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在王夫之心目中，诗当意起而始，意尽而止，若违于此，则断非好诗。对于意与韵的关系，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王夫之认为，不能强求韵而破坏意，倘一味强意就韵，单纯追求韵律的抑扬优美，致使意受损，而导致“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则其诗肯定也就支离破碎、不忍卒读了。可见，在王夫之看来，意绝对占据诗歌创作的主导地位，不可轻忽。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上述诗话著作中所述及的论评见解，也有未必完全切合诗歌创作实际之处，有些诗歌主张或论评见解，不免偏颇之处，尚需作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全面分析、阐释和评判。只是我们花工夫去挖掘、梳理、提炼、归纳、总结，是可以为文学遗产的继承服务的。
（作者：徐志啸，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