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项目，更是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有力见证。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篇纪实作品《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中，作家长江深入港珠澳大桥工程内部，从多方访谈和作家亲身体验出发，聚焦新时代建设英雄的使命担当，讲述了这座被国外同行列入“新世界七大奇迹”工程的建造始末。
作者说，希望记录成功背后的拼搏
“这本书真正鼓励了我们的一线建设者，可以说走进了建设者的内心世界。”作为书中所写人物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在该书发布会上坦言自己在阅读中深受感动，“建设的过程确实非常艰难，长江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长江写港珠澳大桥，起初是因为要做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因为最初无法亲历，无法亲眼看到，就只能靠报道，看了很多相关报道。但是很多事，特别是很多关键的细节，都是“他人的眼睛”。“要不是后来我一个个地重复采访，一个人一个人地重新回顾，面对面，我可能又要被自己的‘轻率’给坑了。”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长江听过无数的喝彩与掌声，“而我更想做的，是透过成功的喜悦去记录大桥建设者们背后的拼搏、艰辛、担当与坚守。建设过程充满魅力，诠释尊严，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
为什么关注过程？长江发现，当时针对港珠澳大桥的相关报道，很少有描述过程的，大家都只说结果，并且过程描述中也有错误。“如果不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一路走过来的英雄的含金量是折损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会给历史留下误读。”
如港珠澳大桥的首次对接，长江后来采访了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项目部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大桥管理局的“大当家”朱永灵，以及从工程总监到岛隧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具体施工方面的副总经理，得到的“最真实的说法”都是“第一次对接不能算成功”。
为此，长江在书中以《暗埋杀机的“5·2之夜”》这看似“扫兴”的题目开篇，并不是故意去“挑什么刺儿”，而是必须。在长江看来，港珠澳大桥如果真的是我们中国人一出手就成果累累，掌声鲜花，那也太容易、太轻松了。“如果我就这样写，心里过不去。因为那是对大桥建设艰难的弱化，是对英雄含金量的折损，更是对建设者长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步步惊心、脚脚涉险，也包括一次次令人绝望的挫败和险些失败，有意无意地模糊。那注定要给世界、给国人，特别是给历史，留下星星点点的致命错觉。”所以才有了充满坎坷却无比真实的《天开海岳》。
她这样写高科技：给混凝土吹空调是吃冰棒
从记者到作家，长江将自己的一线采访经历、职业敏感、对重大题材的把握等融入作品中，使得《天开海岳》成为一部有着强烈现场感的作品。
《天开海岳》并没有从港珠澳大桥如何重要、历史是怎么回事拉开架势来写，而是从普通老百姓对大桥的关注切入，通过采访者的一个个问题来解答。
长江用多点提问的方式，回答了很大篇幅都不一定能说清楚的问题。比如，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要修建？桥建完了给谁用？用得上吗？会不会漏水？为什么寿命定在120年？长江充分发挥调查记者的优势，带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与建设者们展开交流对谈，带着问题去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直至答案出现。
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升看来，这种追问式的写作拓展了报告文学应有的广度、宽度和厚度、深度，使得作品更加厚重、真实，同时也使作品显现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思辨性强的特点，这样的作品更加真实、客观，更能接受历史的检验。
“她的采访永远是在对话之中，但她选择的是比较精准的对话。首先是跟采访对象的对话，然后是跟读者的对话。报告文学很容易写成居高临下的灌输式的，而她选择的是你听我说的交流，像做节目那样一种说的姿态。”《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从整个作品中，可以看出长江身为记者型作家、作家型记者的融合特点。
如何把高精尖的科技通俗化，让其体现知识性，让普通读者读得懂、读得进去，而且有兴趣读？对此，长江通过一系列通俗形象且浅显易懂的比喻进行了尝试，比较巧妙地将“专”和通俗易懂结合起来。比如，谈到焊缝探伤、超声波共振等高精尖技术，她这样写道，撕钢片就像撕纸张一样；沉管的预制厂给混凝土吹空调是吃冰棒，要在比较低的温度下浇制成功才能用在海底……读者阅读时就会有非常形象的体会。
作者与编辑一起“奔跑”，共同完成挑战
“大桥通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就出来了。”在作家鲁敏看来，对重大题材的介入，敏感、敏锐、敏捷的反应速度，不仅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整个出版社从策划到出版，包括作者本人的笔力和脚力的综合体现”。
“我要写一写中国人，写一写建桥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开海岳》一书，是长江在短短40天的时间内赶出来的，从接到任务到交稿，“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长江笑言，自己是被人文社“赶鸭子上架”。
最初长江投稿《当代》杂志刊载，杂志主编孔令燕与长江相识多年，看完之后希望把这部作品单独出版。“把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的艰辛过程和那群伟大建造者的精神、事迹，更进一步地宣传和推广，让我们这个时代来见证这个奇迹的前世今生。”孔令燕说，当时的稿件只有一半不到，还要采访和写作，“我们给自己和长江设立了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我当时感觉根本不可能。”长江坦言，这是一部讲述国之重器的书，“技术上的东西真的太难啃了。辛苦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时间不够。”
在完成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采访对象的难度也在其中。譬如如何采访到朱永灵，在此之前他可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长江不止一次地跟孔令燕说过，他是大桥建设的灵魂人物之一，“如果能够采访到他，我们的作品就真正全面而充实了。”
也许是时机成熟，最终，长江成功采访到朱永灵，并收获了大量独家资料。长江坦言，采访之后，自己内心收获了一种力量，“像种子一样，种到我的心里去。这样一个力量种到我的心里，就是对2万多建桥人的敬仰。反哺给我的就是作为作家和记者永远不要懈怠，永远要珍惜你笔下的每一滴墨汁，要真诚，要为国家喝彩。”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项目，更是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有力见证。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篇纪实作品《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中，作家长江深入港珠澳大桥工程内部，从多方访谈和作家亲身体验出发，聚焦新时代建设英雄的使命担当，讲述了这座被国外同行列入“新世界七大奇迹”工程的建造始末。
作者说，希望记录成功背后的拼搏
“这本书真正鼓励了我们的一线建设者，可以说走进了建设者的内心世界。”作为书中所写人物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在该书发布会上坦言自己在阅读中深受感动，“建设的过程确实非常艰难，长江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长江写港珠澳大桥，起初是因为要做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因为最初无法亲历，无法亲眼看到，就只能靠报道，看了很多相关报道。但是很多事，特别是很多关键的细节，都是“他人的眼睛”。“要不是后来我一个个地重复采访，一个人一个人地重新回顾，面对面，我可能又要被自己的‘轻率’给坑了。”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长江听过无数的喝彩与掌声，“而我更想做的，是透过成功的喜悦去记录大桥建设者们背后的拼搏、艰辛、担当与坚守。建设过程充满魅力，诠释尊严，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
为什么关注过程？长江发现，当时针对港珠澳大桥的相关报道，很少有描述过程的，大家都只说结果，并且过程描述中也有错误。“如果不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一路走过来的英雄的含金量是折损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会给历史留下误读。”
如港珠澳大桥的首次对接，长江后来采访了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项目部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大桥管理局的“大当家”朱永灵，以及从工程总监到岛隧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具体施工方面的副总经理，得到的“最真实的说法”都是“第一次对接不能算成功”。
为此，长江在书中以《暗埋杀机的“5·2之夜”》这看似“扫兴”的题目开篇，并不是故意去“挑什么刺儿”，而是必须。在长江看来，港珠澳大桥如果真的是我们中国人一出手就成果累累，掌声鲜花，那也太容易、太轻松了。“如果我就这样写，心里过不去。因为那是对大桥建设艰难的弱化，是对英雄含金量的折损，更是对建设者长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步步惊心、脚脚涉险，也包括一次次令人绝望的挫败和险些失败，有意无意地模糊。那注定要给世界、给国人，特别是给历史，留下星星点点的致命错觉。”所以才有了充满坎坷却无比真实的《天开海岳》。
她这样写高科技：给混凝土吹空调是吃冰棒
从记者到作家，长江将自己的一线采访经历、职业敏感、对重大题材的把握等融入作品中，使得《天开海岳》成为一部有着强烈现场感的作品。
《天开海岳》并没有从港珠澳大桥如何重要、历史是怎么回事拉开架势来写，而是从普通老百姓对大桥的关注切入，通过采访者的一个个问题来解答。
长江用多点提问的方式，回答了很大篇幅都不一定能说清楚的问题。比如，港珠澳大桥为什么要修建？桥建完了给谁用？用得上吗？会不会漏水？为什么寿命定在120年？长江充分发挥调查记者的优势，带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与建设者们展开交流对谈，带着问题去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直至答案出现。
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升看来，这种追问式的写作拓展了报告文学应有的广度、宽度和厚度、深度，使得作品更加厚重、真实，同时也使作品显现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思辨性强的特点，这样的作品更加真实、客观，更能接受历史的检验。
“她的采访永远是在对话之中，但她选择的是比较精准的对话。首先是跟采访对象的对话，然后是跟读者的对话。报告文学很容易写成居高临下的灌输式的，而她选择的是你听我说的交流，像做节目那样一种说的姿态。”《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从整个作品中，可以看出长江身为记者型作家、作家型记者的融合特点。
如何把高精尖的科技通俗化，让其体现知识性，让普通读者读得懂、读得进去，而且有兴趣读？对此，长江通过一系列通俗形象且浅显易懂的比喻进行了尝试，比较巧妙地将“专”和通俗易懂结合起来。比如，谈到焊缝探伤、超声波共振等高精尖技术，她这样写道，撕钢片就像撕纸张一样；沉管的预制厂给混凝土吹空调是吃冰棒，要在比较低的温度下浇制成功才能用在海底……读者阅读时就会有非常形象的体会。
作者与编辑一起“奔跑”，共同完成挑战
“大桥通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就出来了。”在作家鲁敏看来，对重大题材的介入，敏感、敏锐、敏捷的反应速度，不仅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整个出版社从策划到出版，包括作者本人的笔力和脚力的综合体现”。
“我要写一写中国人，写一写建桥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开海岳》一书，是长江在短短40天的时间内赶出来的，从接到任务到交稿，“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长江笑言，自己是被人文社“赶鸭子上架”。
最初长江投稿《当代》杂志刊载，杂志主编孔令燕与长江相识多年，看完之后希望把这部作品单独出版。“把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的艰辛过程和那群伟大建造者的精神、事迹，更进一步地宣传和推广，让我们这个时代来见证这个奇迹的前世今生。”孔令燕说，当时的稿件只有一半不到，还要采访和写作，“我们给自己和长江设立了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我当时感觉根本不可能。”长江坦言，这是一部讲述国之重器的书，“技术上的东西真的太难啃了。辛苦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时间不够。”
在完成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采访对象的难度也在其中。譬如如何采访到朱永灵，在此之前他可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长江不止一次地跟孔令燕说过，他是大桥建设的灵魂人物之一，“如果能够采访到他，我们的作品就真正全面而充实了。”
也许是时机成熟，最终，长江成功采访到朱永灵，并收获了大量独家资料。长江坦言，采访之后，自己内心收获了一种力量，“像种子一样，种到我的心里去。这样一个力量种到我的心里，就是对2万多建桥人的敬仰。反哺给我的就是作为作家和记者永远不要懈怠，永远要珍惜你笔下的每一滴墨汁，要真诚，要为国家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