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还不是研究传统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国文化本来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活起来才算数。否则，中国传统文化若与当代中国无关，纵使不看成古董，讲的还是古董。
1958年，唐君毅先生主导并主笔，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发表前一个多月，唐先生在信函中提及：“此文本意是教训西方人治汉学者，今虽不能即译为英文，但仍表示吾人之一声音与态度。同时间接可端正若干中国人之态度。”（《唐君毅全集》卷廿六，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页116）
而宣言开头按语亦表明：“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发表，故内容与语气，多为针对若干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之意见而说。但中文定稿后，因循数月，未及迻译。诸先生又觉欲转移西方人士之观念上之成见，亦非此一文之所能为功。最重要者仍为吾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对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因此，先以中文发表。
宣言原意直接针对外国人，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目的在纠正其看待中国文化之态度与研究中国文化之路数。不过，英文版未出，几位先生即省察到此举效果有限，转而将原非发文目标的本国人提出来当成间接对象。60年过去了，宣言受到的关注与发挥的效果还是局限在华人圈，并未在西方学界引起关注，也未发挥任何实质效果。这与宣言是否以外文发表固然有关，但个人以为，纵使宣言译为外文而广为散布，亦未必能有效果。事实上，当年几位先生在稿成数月后，已冷静地意识到这点。
就宣言的初衷而言，其实质作用是落空的，我们未曾听过有外国学者因为这篇宣言而改变其研究中国文化之态度。不过，除了近代中国人主动吸收西方思潮而受其影响之外，反过来看，外国学者以何种态度研究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本身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尽管中国人往往会因外国人之重视与否而影响对本国思想之评价，但这种影响常是一时风气，发挥不了长久深远效果。就唐先生提到的三种有缺点的西方汉学路数而言，唐先生固然很是在意它们未能尊重并理解中国文化，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检视，不论这种路数在西方是否仍为主流，它们在中国有发挥实质效果吗？
唐先生提到的第一种路数乃是传教士的研究态度。宣言云：“中国学术文化之介绍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稣会士的功绩。耶稣会士之到中国，其动机是传教。为传教而输入西方宗教教义，及若干科学知识技术到中国。再回欧洲即将中国的经籍，及当时之宋明理学一些思想，介绍至西方。当然他们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都是极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之注目点，一方是在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及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
平心而论，今天这些说法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影响，我们没有因为西方传教士之尊天敬神而更为尊天敬神，我们也没有因为西方传教士之反对理学心学而更为轻视理学心学。牟先生晚年在台湾公开演讲批评天主教的罗光总主教，理由即在反对其《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天主教概念诠释中哲，而斥之“偷梁换柱”。然而，时过境迁，罗光的讲法亦未在中国学术界留下深刻影响。
第二种路数乃是研究古物的态度。宣言云：“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之动机，实来自对运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之好奇心。……此种兴趣，与西方学者，要考证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而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此诸文明之遗物之兴趣，在本质上并无分别。”因此，唐先生呼吁外国人要把中国文化看成活的文化。宣言云：“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不过，关键还不在外国人怎么看，而是中国人自己怎么看。牟先生常说，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还不是研究传统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国文化本来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活起来才算数。否则，中国传统文化若与当代中国无关，纵使不看成古董，讲的还是古董。因此，重点不在于西方人是否看你是古董，而是自己怎么看，自己怎么展现活生生的精彩出来。这点是唐先生等人始终清楚的，且毕生努力的。
第三种被唐先生认为有缺点的西方研究路数乃是，研究者顺自身对中国现实问题之关怀而片面取材，顺己意而诠释，未能全面地整体地客观了解。宣言云：“此种现实的动机，与上述由对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对文物之纯学术的研究之动机，正成一对反。而此种动机，亦似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华民族之诸问题。但由现实政治之观点，去研究中国历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观点。当前之现实政治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对现实政治之态度，亦各不一致，而时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动机，仅由接触何种之现实政治而引起，则其所拟定之问题，所注目之事实，所用以解释事实之假设，所导向之结论，皆不免为其个人接触某种现实政治时之个人之感情，及其对某种现实政治之主观的态度所决定。此皆易使其陷于个人及一时一地之偏见。”
此段或许是在指涉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兼容或相续之类的问题。不过，这类问题主要是中国人在满清末年受到西方武力冲击之下而自觉关切的。中国要不要走科学之路，大概没有争议。中国文化原本是否有科学的根底，则有很多争议，至今未息。例如，今天仍会引用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来证明中国原来就有科学。其次，中国要不要走民主的路，五四时期争论不大，但今天则未必。中国原本有无民主根底，亦多有争议，而唐先生等人在此持肯定立场亦很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科学与民主、或有无科学与民主的根底、或有无与科学与民主相抵触者，这些都是客观的学术问题。但是，中国要不要走科学、民主的路以及如何走，则是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抉择。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许会造成影响，但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定方向。
几十年来，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有许多外文资料，其中显现出唐先生未提到的一种路数，即是以西方哲学重要概念与西方关心之主题来探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试图找出相应或异同之处，或追问其间之根由。此中不乏西方学者，但主要以旅美华裔学者居多。以外文书写，则其言说对象主要不是中国人，但中国学界亦可有所观摩。这种研究路数的长处或限制何在，值得学界关注。
个人以为，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学术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态度势必有所调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会多些自制与修正。科学是否有文化差异，除了少数科学哲学家持肯定立场，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科学有其普遍性。没有中国式的科学或西方式的科学，科学只有一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让西方经济学家不再坚持只有一套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甚至，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西方的民主亦未必是普世的政治模式。在文化方面亦然，在西方的高等教育里，西方中心主义早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顺此而下，西方学术研究者看待中国的态度必与60年前有巨大分别。
当然，一个文化受到他人看待的方式，乃是整体力量的展现。但是，唐先生等人所期待的，远比上述深远，而更着重于文化的理想层面。宣言云：“我们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勿以中国人只知重视现实的人与人间行为之外表规范，以维持社会政治之秩序，而须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从事道德实践时对道之宗教性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宣言又云：“中国文化理想有所不足之处，及其在现实上的缺点，我们当然承认。此俟以下再说。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看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视之为人类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则我们首当注目而（下转15版）
（上接14版）加以承认的，应当是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面。我们须知，理想之不足，是在理想伸展为更高更大之理想时，才反照出来的。现实上的缺点与坏处，是在我们实现理想时，受了限制，阻碍及其它牵挂而后反照出来的。此乃属于第二义。我们能对于个人先认识其理想的长处，则我们可先对人有敬意。再继以认识其理想之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则可使我们想方法补救其理想之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以表现我们对他的爱护，对于为人类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的文化，也应当如此。”
此处虽说现实之能否充分展现理想，乃属第二义。但若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仅剩寡头的理想，亦为大遗憾。由究竟义上，当然是理想与现实结合。如唐先生之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极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表彰其间种种的美好精彩，即以理想召唤，期待全民朝此方向努力，期待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皆能成为理想之具体呈现。宣言虽对近代中国之现实婉转维护，但唐先生等人在这点上是很清楚的；我们不仅希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理想有敬意，同时希望他们对现实上的文化表现也有敬意；亦即对文化理想之落实于现实中，而起敬意。
在文化的理想层面上，宣言提到，西方应该学习东方的智慧。“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第三点，是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第四点，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点是天下一家之情怀。”这些智慧是希望西方学习我们的，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要问，中国人自己肯定、重视这些智慧吗？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这种智慧吗？这些文化理想或智慧是于现代活着的，还是仅存于古代的古董？
中国文化的兴衰起落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1974年，唐先生于五四纪念日对香港青年学生讲话（《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下册，页334-340）。其中提到对海外中国青年的五点期许：首先，做一个人。亦即重人禽之辨，重视伦理，修养品德，创造真善美文化。第二，做一个中国人。唐先生强调：“于此我要先提醒诸位注意，此‘中国人’的观念，并不是以我一时所居之地域而定，亦不是依现代的国籍法而定。此乃是依血族而定，亦即依我们之生命之本原而定。只要我们之血族，我们之生命之本原，是中国人，则我们永远是中国人。但我们更须常常自觉此我永远是中国人，自觉的求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如何才算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呢？此更要在常常自觉我一个人之生命，与我之血族不可分，与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分，由此以扩大我个人之生命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第三，做一个心灵开放的中国人。第四，做一个尊重中国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中国人。第五，做一个承担延续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之责任的中国人。唐先生说：“今日之时代，不同过去之时代。一时代总有一时代的问题。无论作事与为学，总不能闭眼不看时代的问题。这不是说人只求适应时代。对一时代中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应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其是否合乎真善美的标准，而加以裁判、选择。由此以决定我们自己之行为的方式，形成我们自己的人格，以创造未来的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唐先生这段话当时是对香港的青年说，其实也可对每一个中国人说。前两年唐先生全集在大陆出版，标示的句子即是：“做一个人，做一个中国人。”其实，这几句话的涵义甚深，期许与相应之责任，绝非一般。唐先生说的“做一个人”，已经归结了整个成德之教的君子之学。而“做一个中国人”亦不只是单纯的国族认同，更涉及文化认同与文化承担。如果能如唐先生的期许，而有众多中国人朝此方向努力，则不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与自信，也能传承优点，结合传统文化资源，开创现代生活中的真善美等价值。如此，即是中国文化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创造与实现。
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当成活的文化，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文化的一个成员，也是这个文化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若接受这个观点，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哲学之研究，对于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套用上述观点而回应如下：中国人（尤其是学术工作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把中国哲学当成活的哲学，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哲学的一个成员，也是这个哲学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唐先生的一生，已先完成对青年之五点期许，晚年又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更为后继者展示如何为当代中国哲学注入原创的活水。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还不是研究传统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国文化本来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活起来才算数。否则，中国传统文化若与当代中国无关，纵使不看成古董，讲的还是古董。
1958年，唐君毅先生主导并主笔，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发表前一个多月，唐先生在信函中提及：“此文本意是教训西方人治汉学者，今虽不能即译为英文，但仍表示吾人之一声音与态度。同时间接可端正若干中国人之态度。”（《唐君毅全集》卷廿六，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页116）
而宣言开头按语亦表明：“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发表，故内容与语气，多为针对若干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之意见而说。但中文定稿后，因循数月，未及迻译。诸先生又觉欲转移西方人士之观念上之成见，亦非此一文之所能为功。最重要者仍为吾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对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因此，先以中文发表。
宣言原意直接针对外国人，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目的在纠正其看待中国文化之态度与研究中国文化之路数。不过，英文版未出，几位先生即省察到此举效果有限，转而将原非发文目标的本国人提出来当成间接对象。60年过去了，宣言受到的关注与发挥的效果还是局限在华人圈，并未在西方学界引起关注，也未发挥任何实质效果。这与宣言是否以外文发表固然有关，但个人以为，纵使宣言译为外文而广为散布，亦未必能有效果。事实上，当年几位先生在稿成数月后，已冷静地意识到这点。
就宣言的初衷而言，其实质作用是落空的，我们未曾听过有外国学者因为这篇宣言而改变其研究中国文化之态度。不过，除了近代中国人主动吸收西方思潮而受其影响之外，反过来看，外国学者以何种态度研究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本身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尽管中国人往往会因外国人之重视与否而影响对本国思想之评价，但这种影响常是一时风气，发挥不了长久深远效果。就唐先生提到的三种有缺点的西方汉学路数而言，唐先生固然很是在意它们未能尊重并理解中国文化，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检视，不论这种路数在西方是否仍为主流，它们在中国有发挥实质效果吗？
唐先生提到的第一种路数乃是传教士的研究态度。宣言云：“中国学术文化之介绍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稣会士的功绩。耶稣会士之到中国，其动机是传教。为传教而输入西方宗教教义，及若干科学知识技术到中国。再回欧洲即将中国的经籍，及当时之宋明理学一些思想，介绍至西方。当然他们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都是极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之注目点，一方是在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及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
平心而论，今天这些说法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影响，我们没有因为西方传教士之尊天敬神而更为尊天敬神，我们也没有因为西方传教士之反对理学心学而更为轻视理学心学。牟先生晚年在台湾公开演讲批评天主教的罗光总主教，理由即在反对其《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天主教概念诠释中哲，而斥之“偷梁换柱”。然而，时过境迁，罗光的讲法亦未在中国学术界留下深刻影响。
第二种路数乃是研究古物的态度。宣言云：“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之动机，实来自对运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之好奇心。……此种兴趣，与西方学者，要考证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而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此诸文明之遗物之兴趣，在本质上并无分别。”因此，唐先生呼吁外国人要把中国文化看成活的文化。宣言云：“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不过，关键还不在外国人怎么看，而是中国人自己怎么看。牟先生常说，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还不是研究传统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国文化本来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活起来才算数。否则，中国传统文化若与当代中国无关，纵使不看成古董，讲的还是古董。因此，重点不在于西方人是否看你是古董，而是自己怎么看，自己怎么展现活生生的精彩出来。这点是唐先生等人始终清楚的，且毕生努力的。
第三种被唐先生认为有缺点的西方研究路数乃是，研究者顺自身对中国现实问题之关怀而片面取材，顺己意而诠释，未能全面地整体地客观了解。宣言云：“此种现实的动机，与上述由对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对文物之纯学术的研究之动机，正成一对反。而此种动机，亦似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华民族之诸问题。但由现实政治之观点，去研究中国历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观点。当前之现实政治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对现实政治之态度，亦各不一致，而时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动机，仅由接触何种之现实政治而引起，则其所拟定之问题，所注目之事实，所用以解释事实之假设，所导向之结论，皆不免为其个人接触某种现实政治时之个人之感情，及其对某种现实政治之主观的态度所决定。此皆易使其陷于个人及一时一地之偏见。”
此段或许是在指涉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兼容或相续之类的问题。不过，这类问题主要是中国人在满清末年受到西方武力冲击之下而自觉关切的。中国要不要走科学之路，大概没有争议。中国文化原本是否有科学的根底，则有很多争议，至今未息。例如，今天仍会引用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来证明中国原来就有科学。其次，中国要不要走民主的路，五四时期争论不大，但今天则未必。中国原本有无民主根底，亦多有争议，而唐先生等人在此持肯定立场亦很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无科学与民主、或有无科学与民主的根底、或有无与科学与民主相抵触者，这些都是客观的学术问题。但是，中国要不要走科学、民主的路以及如何走，则是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抉择。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许会造成影响，但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定方向。
几十年来，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有许多外文资料，其中显现出唐先生未提到的一种路数，即是以西方哲学重要概念与西方关心之主题来探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试图找出相应或异同之处，或追问其间之根由。此中不乏西方学者，但主要以旅美华裔学者居多。以外文书写，则其言说对象主要不是中国人，但中国学界亦可有所观摩。这种研究路数的长处或限制何在，值得学界关注。
个人以为，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学术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态度势必有所调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会多些自制与修正。科学是否有文化差异，除了少数科学哲学家持肯定立场，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科学有其普遍性。没有中国式的科学或西方式的科学，科学只有一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让西方经济学家不再坚持只有一套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甚至，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西方的民主亦未必是普世的政治模式。在文化方面亦然，在西方的高等教育里，西方中心主义早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顺此而下，西方学术研究者看待中国的态度必与60年前有巨大分别。
当然，一个文化受到他人看待的方式，乃是整体力量的展现。但是，唐先生等人所期待的，远比上述深远，而更着重于文化的理想层面。宣言云：“我们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勿以中国人只知重视现实的人与人间行为之外表规范，以维持社会政治之秩序，而须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从事道德实践时对道之宗教性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宣言又云：“中国文化理想有所不足之处，及其在现实上的缺点，我们当然承认。此俟以下再说。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看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视之为人类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则我们首当注目而（下转15版）
（上接14版）加以承认的，应当是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面。我们须知，理想之不足，是在理想伸展为更高更大之理想时，才反照出来的。现实上的缺点与坏处，是在我们实现理想时，受了限制，阻碍及其它牵挂而后反照出来的。此乃属于第二义。我们能对于个人先认识其理想的长处，则我们可先对人有敬意。再继以认识其理想之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则可使我们想方法补救其理想之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以表现我们对他的爱护，对于为人类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的文化，也应当如此。”
此处虽说现实之能否充分展现理想，乃属第二义。但若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仅剩寡头的理想，亦为大遗憾。由究竟义上，当然是理想与现实结合。如唐先生之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极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表彰其间种种的美好精彩，即以理想召唤，期待全民朝此方向努力，期待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皆能成为理想之具体呈现。宣言虽对近代中国之现实婉转维护，但唐先生等人在这点上是很清楚的；我们不仅希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理想有敬意，同时希望他们对现实上的文化表现也有敬意；亦即对文化理想之落实于现实中，而起敬意。
在文化的理想层面上，宣言提到，西方应该学习东方的智慧。“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第三点，是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第四点，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点是天下一家之情怀。”这些智慧是希望西方学习我们的，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要问，中国人自己肯定、重视这些智慧吗？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这种智慧吗？这些文化理想或智慧是于现代活着的，还是仅存于古代的古董？
中国文化的兴衰起落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1974年，唐先生于五四纪念日对香港青年学生讲话（《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下册，页334-340）。其中提到对海外中国青年的五点期许：首先，做一个人。亦即重人禽之辨，重视伦理，修养品德，创造真善美文化。第二，做一个中国人。唐先生强调：“于此我要先提醒诸位注意，此‘中国人’的观念，并不是以我一时所居之地域而定，亦不是依现代的国籍法而定。此乃是依血族而定，亦即依我们之生命之本原而定。只要我们之血族，我们之生命之本原，是中国人，则我们永远是中国人。但我们更须常常自觉此我永远是中国人，自觉的求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如何才算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呢？此更要在常常自觉我一个人之生命，与我之血族不可分，与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分，由此以扩大我个人之生命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第三，做一个心灵开放的中国人。第四，做一个尊重中国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中国人。第五，做一个承担延续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之责任的中国人。唐先生说：“今日之时代，不同过去之时代。一时代总有一时代的问题。无论作事与为学，总不能闭眼不看时代的问题。这不是说人只求适应时代。对一时代中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应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其是否合乎真善美的标准，而加以裁判、选择。由此以决定我们自己之行为的方式，形成我们自己的人格，以创造未来的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唐先生这段话当时是对香港的青年说，其实也可对每一个中国人说。前两年唐先生全集在大陆出版，标示的句子即是：“做一个人，做一个中国人。”其实，这几句话的涵义甚深，期许与相应之责任，绝非一般。唐先生说的“做一个人”，已经归结了整个成德之教的君子之学。而“做一个中国人”亦不只是单纯的国族认同，更涉及文化认同与文化承担。如果能如唐先生的期许，而有众多中国人朝此方向努力，则不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与自信，也能传承优点，结合传统文化资源，开创现代生活中的真善美等价值。如此，即是中国文化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创造与实现。
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当成活的文化，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文化的一个成员，也是这个文化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若接受这个观点，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哲学之研究，对于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套用上述观点而回应如下：中国人（尤其是学术工作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把中国哲学当成活的哲学，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哲学的一个成员，也是这个哲学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唐先生的一生，已先完成对青年之五点期许，晚年又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更为后继者展示如何为当代中国哲学注入原创的活水。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