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击水的北京文学之歌

2018-12-18 08:08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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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壮

关键词:文学·京派小说

1968年,以知识青年身份“上山下乡”离开北京的诗人食指(郭路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几十年过去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早已熟悉。这不是“最后的北京”——当强行中断的时间重新开始,我们意识到,当初车窗外那一片海浪般翻滚的手臂既是送别、也是迎候;一个全新时代的隐秘源流在此已经开始流淌,此刻的北京非但不是“最后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最初的”。食指的诗歌深刻地影响到了身处白洋淀的另一群年轻人,这份名单包括:北岛、芒克、严力、多多……一份名为《今天》的刊物已在历史的神秘远景中等候,而“朦胧诗”的崛起,将会成为新时期之初中国大陆最具标志性的文学事件之一。

结合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迅速解冻复苏的历史图景来看,火种的来源在北京,点燃的火焰也在北京:诗歌之外,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初期重要的思潮运动中,北京作家都贡献了诸多代表性作品,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初年,一系列重大的文学事件都与北京有直接关联,北京以其无可置疑的“地缘中心地位”,获得了强大而多层次的向心力,因而最充沛地拥有着击破冰层的“爆点”能量。这种强大的向心力,在滋养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这种爆发的文学形态特征,那就是:重要文学思潮及其代表性作品,显示出文学与大历史之间强烈的相关性。朦胧诗人们的先知或文化英雄姿态,依旧带着过去时代的影子;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谈论的是爱情婚姻问题,这一私人话题在小说中与历史创伤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对北京作家来说,1980年前后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黄金期。一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问世,这些作品契合乃至引领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学潮流,不断闯入也在不断破除着禁区。

文学话语和剧烈的社会变迁相互碰撞、火花四射、相互加温,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极其醒目的文学景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学表达开始寻求自身的独立存在。1980年,《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春之声》。这是一篇改革开放主题的小说,但小说所使用的手法却是现代主义意识流式的。意识流手法的出现,具有颇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如果说王蒙这篇小说,意味着身体感官和潜意识感受在文学表达中重获自由,那么“京派作家”汪曾祺同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受戒》,则意味着语言自身的挣脱:结构形成文学作品的现代汉语,可以是柔软的(而不必再是强硬的)、温情的(而不必再是激烈的)、雕琢细节的(而不必再是鲸吞总体的)、关注自身的(而不必再是拼命依附外在想象的)。此后,在1980年代中期,一场充满现代主义色彩、先锋性极强的文学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小说……形形色色的思潮流派冲上前台。

1985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这两篇出自北京作家之手的“现代派小说”在叙事方式与精神气质双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读者带来的是完全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冲击,属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最早的创作实绩之列。随后一年,刘恒发表《狗日的粮食》,小说展现出作家对琐碎现实经验的深入描写、对人类基础需求和原始欲望的捕捉挖掘,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后,先锋文学运动的重心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南方,尤其是上海与南京。但我们今日回顾,绝不能忽略那些产生自北京的初始动能。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临近尾声,一种携带着鲜明的北京地域烙印和写作者主体风格特征的写作再次点燃了读者的神经,那就是王朔的小说。

王朔给中国文坛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来自作家个性和文本语言地域色彩的极度张扬;另一方面,也与其作品令人惊讶的火爆程度有关。《顽主》《动物凶猛》《玩的就是心跳》……这些作品与此前传统现实主义框架里的文学作品以及先锋小说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王朔的小说里面有好看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却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之类的概念关系不大;他把形式探索激情转化为语言狂欢,并在此过程中悄然解构着旧日的词语系统、话语方式及其概念化历史想象。他游走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边界地带,学者从解构主义的角度阐释他的作品,广大普通读者为他嬉笑怒骂的文风和作品中强烈弥漫的荷尔蒙气息大呼痛快过瘾,而作者本人则在作家富豪榜的高处优哉游哉。王朔和他的作品,同时显示出一眼即知的个体风格特色和暧昧不清的历史复杂性。这也正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的文学时代即将来临:大众文化和市场的力量将有力地楔入文化话语格局之内,文学叙事将逐渐向真正的多中心、多路径演变。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总体历史进程之中,必然形成的文学图景。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