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去岁病逝于台湾高雄，海峡两岸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纪念，缅怀其文学和文化贡献。他的文学功绩有目共睹，对海峡两岸在文化情感上的凝聚之功也获得世人高度评价。余光中一生著述丰富，有诗集20多部，文集十几部，评论文集及序文集多部，可谓著作等身。然而作为诗人的余光中享誉华文世界，作为翻译家的余光中却少有人知。事实上，在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之外，余光中也是一位译著丰富、卓有成就的翻译家。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很早便开始了，只比他正式踏入诗坛晚了两三年。1952年，在台北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他开始陆续发表英诗汉译作品。同年，他翻译的《老人与海》《梵谷传》（大陆译为《梵高传》）也在《大华晚报》上连载。1957年，《老人与海》和《梵谷传》以单行本出版。1960年，他编译出版了《英诗译注》，由其译成英文的NewChinesePoetry也在台北和香港同时出版。1961年，他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收其译诗51首。1968年，他独立翻译出版了《英美现代诗选》，收译诗99首。1971年，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歌译成英文，结集为AcresofBarbedWire（满亩的铁丝网）出版——这是他首部自译的诗集。1984年，他通过英语译本转译的《土耳其现代诗选》出版。1992年，他自译的第二部中英对照诗集《守夜人》（TheNightWatchman）出版。2012和2017年，他译的《济慈名著译述》和《英美现代诗选》（第三版）出版。除了诗歌、长篇小说、传记作品外，他还有短篇小说和戏剧的翻译，如1972年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一生的翻译不仅涉及多种文学类型——诗歌、小说、传记、戏剧，涵盖了英译中、中译英两个方向，而且包括了独特的翻译形式——自译。他所翻译的《老人与海》和《梵谷传》在港台及海外华文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老人与海》是华文世界最早的中文译本，《梵谷传》也多次重印再版，影响不凡。
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译诗，尤其是英诗汉译作品。余光中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很大影响，自1961年首版后，几十年间在两岸重印再版了十几次之多（大陆版198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增订两次、重印八次以上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也影响深远，对不少诗人的创作和译诗甚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台湾当代著名诗人陈黎曾说，“上大学时读余光中先生译的《英美现代诗选》，觉得受益匪浅”；诗人陈进文也表示《美国诗选》和《英美现代诗选》对他有启蒙意义；学者单德兴认为，“不单单是对台湾，对华文世界，《英美现代诗选》都是蛮重要的启蒙书”。余光中早年译的只有37首的《英诗译注》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重印再版达九次以上，学者赖慈芸不无戏谑地评价道：余光中大概可以荣膺“最具票房价值的英诗译者”了。
余光中的英诗汉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学界的研究自然不会错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著名诗人卞之琳便高度评价了余光中的译诗，认为他的格律体译诗对现代汉诗的写作有借鉴价值。著名诗人、学者王佐良也撰文指出：余光中在《美国诗选》里的译诗如《给海伦》《大鸦》，是“出色的译文”，二者“典雅而顺口”。更年轻的诗人黄灿然也对余光中的译诗表达过赞赏。在台湾，早有学者关注到余光中的译诗，学者黄维樑1994年发表了长文《余光中“英译中”之所得——试论其翻译成果与翻译理论》，高度评价了余光中“形义兼顾”的译诗方式，肯定了其力避“恶性西化”的语言追求。香港的学者金圣华也对余光中重视翻译英诗形式表达了肯定，认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余译体”。余光中译诗的特色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一如前人所认识到的，余光中英诗汉译的最大特色的确是其对原诗格律形式的忠实翻译。余光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英美现代诗选》的《译者序》中说：“文学作品不能遗形式而求抽象的内容，此点诗较散文为尤然。因此所谓直译，在照应原文形式的情形下，也就成为必须。在可能的情形下，我曾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诸如韵脚、句法、顿（caesura）的位置，语言俚雅的程度等等，皆尽量比照原文。”在所译的300首英诗中，余光中的确努力践行了这一原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尽力与原文保持一致，其对形式翻译的重视无疑是相当特别的。
余光中历经60余年的译诗历程，在实践原则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很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形义兼顾”的原则。语言使用上都倾向于“文白并用”“雅俗兼济”的策略，在保证内容准确翻译的同时，对形式的翻译也不遗余力。《英美现代诗选》的三版中，有许多重复收录的译诗，其中不少他都修改过，每次重版他都会对原先的译文检视一遍，对不满意的译笔重加修改，以尽可能符合其译诗理想，在译文的语感上也力求“译诗为诗”的高标准。余光中的努力和坚持，对我国的英诗汉译乃至更广大的外诗汉译而言，无疑有积极的启示，他对形式和格律的重视，不仅对诗歌翻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也不无意义。
余光中先生去岁病逝于台湾高雄，海峡两岸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纪念，缅怀其文学和文化贡献。他的文学功绩有目共睹，对海峡两岸在文化情感上的凝聚之功也获得世人高度评价。余光中一生著述丰富，有诗集20多部，文集十几部，评论文集及序文集多部，可谓著作等身。然而作为诗人的余光中享誉华文世界，作为翻译家的余光中却少有人知。事实上，在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之外，余光中也是一位译著丰富、卓有成就的翻译家。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很早便开始了，只比他正式踏入诗坛晚了两三年。1952年，在台北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他开始陆续发表英诗汉译作品。同年，他翻译的《老人与海》《梵谷传》（大陆译为《梵高传》）也在《大华晚报》上连载。1957年，《老人与海》和《梵谷传》以单行本出版。1960年，他编译出版了《英诗译注》，由其译成英文的NewChinesePoetry也在台北和香港同时出版。1961年，他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收其译诗51首。1968年，他独立翻译出版了《英美现代诗选》，收译诗99首。1971年，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歌译成英文，结集为AcresofBarbedWire（满亩的铁丝网）出版——这是他首部自译的诗集。1984年，他通过英语译本转译的《土耳其现代诗选》出版。1992年，他自译的第二部中英对照诗集《守夜人》（TheNightWatchman）出版。2012和2017年，他译的《济慈名著译述》和《英美现代诗选》（第三版）出版。除了诗歌、长篇小说、传记作品外，他还有短篇小说和戏剧的翻译，如1972年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一生的翻译不仅涉及多种文学类型——诗歌、小说、传记、戏剧，涵盖了英译中、中译英两个方向，而且包括了独特的翻译形式——自译。他所翻译的《老人与海》和《梵谷传》在港台及海外华文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老人与海》是华文世界最早的中文译本，《梵谷传》也多次重印再版，影响不凡。
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译诗，尤其是英诗汉译作品。余光中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很大影响，自1961年首版后，几十年间在两岸重印再版了十几次之多（大陆版198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增订两次、重印八次以上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也影响深远，对不少诗人的创作和译诗甚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台湾当代著名诗人陈黎曾说，“上大学时读余光中先生译的《英美现代诗选》，觉得受益匪浅”；诗人陈进文也表示《美国诗选》和《英美现代诗选》对他有启蒙意义；学者单德兴认为，“不单单是对台湾，对华文世界，《英美现代诗选》都是蛮重要的启蒙书”。余光中早年译的只有37首的《英诗译注》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重印再版达九次以上，学者赖慈芸不无戏谑地评价道：余光中大概可以荣膺“最具票房价值的英诗译者”了。
余光中的英诗汉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学界的研究自然不会错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著名诗人卞之琳便高度评价了余光中的译诗，认为他的格律体译诗对现代汉诗的写作有借鉴价值。著名诗人、学者王佐良也撰文指出：余光中在《美国诗选》里的译诗如《给海伦》《大鸦》，是“出色的译文”，二者“典雅而顺口”。更年轻的诗人黄灿然也对余光中的译诗表达过赞赏。在台湾，早有学者关注到余光中的译诗，学者黄维樑1994年发表了长文《余光中“英译中”之所得——试论其翻译成果与翻译理论》，高度评价了余光中“形义兼顾”的译诗方式，肯定了其力避“恶性西化”的语言追求。香港的学者金圣华也对余光中重视翻译英诗形式表达了肯定，认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余译体”。余光中译诗的特色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一如前人所认识到的，余光中英诗汉译的最大特色的确是其对原诗格律形式的忠实翻译。余光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英美现代诗选》的《译者序》中说：“文学作品不能遗形式而求抽象的内容，此点诗较散文为尤然。因此所谓直译，在照应原文形式的情形下，也就成为必须。在可能的情形下，我曾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诸如韵脚、句法、顿（caesura）的位置，语言俚雅的程度等等，皆尽量比照原文。”在所译的300首英诗中，余光中的确努力践行了这一原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尽力与原文保持一致，其对形式翻译的重视无疑是相当特别的。
余光中历经60余年的译诗历程，在实践原则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很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形义兼顾”的原则。语言使用上都倾向于“文白并用”“雅俗兼济”的策略，在保证内容准确翻译的同时，对形式的翻译也不遗余力。《英美现代诗选》的三版中，有许多重复收录的译诗，其中不少他都修改过，每次重版他都会对原先的译文检视一遍，对不满意的译笔重加修改，以尽可能符合其译诗理想，在译文的语感上也力求“译诗为诗”的高标准。余光中的努力和坚持，对我国的英诗汉译乃至更广大的外诗汉译而言，无疑有积极的启示，他对形式和格律的重视，不仅对诗歌翻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也不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