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翻译家的余光中

2018-12-03 09:02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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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先生去岁病逝于台湾高雄,海峡两岸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纪念,缅怀其文学和文化贡献。他的文学功绩有目共睹,对海峡两岸在文化情感上的凝聚之功也获得世人高度评价。余光中一生著述丰富,有诗集20多部,文集十几部,评论文集及序文集多部,可谓著作等身。然而作为诗人的余光中享誉华文世界,作为翻译家的余光中却少有人知。事实上,在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之外,余光中也是一位译著丰富、卓有成就的翻译家。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很早便开始了,只比他正式踏入诗坛晚了两三年。1952年,在台北的《学生英语文摘》上,他开始陆续发表英诗汉译作品。同年,他翻译的《老人与海》《梵谷传》(大陆译为《梵高传》)也在《大华晚报》上连载。1957年,《老人与海》和《梵谷传》以单行本出版。1960年,他编译出版了《英诗译注》,由其译成英文的NewChinesePoetry也在台北和香港同时出版。1961年,他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收其译诗51首。1968年,他独立翻译出版了《英美现代诗选》,收译诗99首。1971年,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歌译成英文,结集为AcresofBarbedWire(满亩的铁丝网)出版——这是他首部自译的诗集。1984年,他通过英语译本转译的《土耳其现代诗选》出版。1992年,他自译的第二部中英对照诗集《守夜人》(TheNightWatchman)出版。2012和2017年,他译的《济慈名著译述》和《英美现代诗选》(第三版)出版。除了诗歌、长篇小说、传记作品外,他还有短篇小说和戏剧的翻译,如1972年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一生的翻译不仅涉及多种文学类型——诗歌、小说、传记、戏剧,涵盖了英译中、中译英两个方向,而且包括了独特的翻译形式——自译。他所翻译的《老人与海》和《梵谷传》在港台及海外华文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老人与海》是华文世界最早的中文译本,《梵谷传》也多次重印再版,影响不凡。

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译诗,尤其是英诗汉译作品。余光中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很大影响,自1961年首版后,几十年间在两岸重印再版了十几次之多(大陆版198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增订两次、重印八次以上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也影响深远,对不少诗人的创作和译诗甚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台湾当代著名诗人陈黎曾说,“上大学时读余光中先生译的《英美现代诗选》,觉得受益匪浅”;诗人陈进文也表示《美国诗选》和《英美现代诗选》对他有启蒙意义;学者单德兴认为,“不单单是对台湾,对华文世界,《英美现代诗选》都是蛮重要的启蒙书”。余光中早年译的只有37首的《英诗译注》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重印再版达九次以上,学者赖慈芸不无戏谑地评价道:余光中大概可以荣膺“最具票房价值的英诗译者”了。

余光中的英诗汉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学界的研究自然不会错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著名诗人卞之琳便高度评价了余光中的译诗,认为他的格律体译诗对现代汉诗的写作有借鉴价值。著名诗人、学者王佐良也撰文指出:余光中在《美国诗选》里的译诗如《给海伦》《大鸦》,是“出色的译文”,二者“典雅而顺口”。更年轻的诗人黄灿然也对余光中的译诗表达过赞赏。在台湾,早有学者关注到余光中的译诗,学者黄维樑1994年发表了长文《余光中“英译中”之所得——试论其翻译成果与翻译理论》,高度评价了余光中“形义兼顾”的译诗方式,肯定了其力避“恶性西化”的语言追求。香港的学者金圣华也对余光中重视翻译英诗形式表达了肯定,认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余译体”。余光中译诗的特色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一如前人所认识到的,余光中英诗汉译的最大特色的确是其对原诗格律形式的忠实翻译。余光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英美现代诗选》的《译者序》中说:“文学作品不能遗形式而求抽象的内容,此点诗较散文为尤然。因此所谓直译,在照应原文形式的情形下,也就成为必须。在可能的情形下,我曾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诸如韵脚、句法、顿(caesura)的位置,语言俚雅的程度等等,皆尽量比照原文。”在所译的300首英诗中,余光中的确努力践行了这一原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尽力与原文保持一致,其对形式翻译的重视无疑是相当特别的。

余光中历经60余年的译诗历程,在实践原则上并非没有变化,但很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形义兼顾”的原则。语言使用上都倾向于“文白并用”“雅俗兼济”的策略,在保证内容准确翻译的同时,对形式的翻译也不遗余力。《英美现代诗选》的三版中,有许多重复收录的译诗,其中不少他都修改过,每次重版他都会对原先的译文检视一遍,对不满意的译笔重加修改,以尽可能符合其译诗理想,在译文的语感上也力求“译诗为诗”的高标准。余光中的努力和坚持,对我国的英诗汉译乃至更广大的外诗汉译而言,无疑有积极的启示,他对形式和格律的重视,不仅对诗歌翻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也不无意义。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梁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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