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2日，一台由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领衔中国竹笛乐团的“《中国故事之一：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独特的乐队乐器配置，当下国际语言专门为竹笛量身打造的作品以及国际团队创作的与音乐完美贴合相得益彰甚至成为音乐语言一部分的多媒体视觉，是张维良中国竹笛乐团近年来越来越收到海内外观众尤其是音乐界同行关注和喜爱的“制胜法宝”。
“《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与中国竹笛乐团、欧艺视界（北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均为原创，乐团委约包括张维良、杨青、高平、崔权、梁雷[美]、乔伊·霍夫曼[美]等多位中外知名作曲家对本次音乐会曲目进行“量身打造”。乐团艺术总监张维良表示，“中国竹笛乐团成立于2012年，至今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今年将展开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为题，用音乐表现的手段进行诠释。推出本次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以全部委约新作品的方式，结合当今一流作曲家进行创作，不论对作曲家和演奏家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民族器乐——竹笛表现的多样性的又一新的探索。”近日，北京晨报记者就《上善若水》音乐会采访了张维良。
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选择“水”作音乐会的主题?
张维良：这场音乐会，我的想法是以中国传统题材五行为主题。今年开始做中国故事，应该叫《中国故事一：上善若水》。我打算从水开始来做。水的概念，像我们的古文里所讲的，它不仅是停留在水的方面，这个概念很多是延伸出去的，演化出很多种解读。所以，我想围绕这个核心，以这个中国传统的题材，让作曲家充分地去想象。
北京晨报：竹笛极具个性化，单一乐器组成的乐团如何来达到和谐？
张维良：这次是十支竹笛担任十个声部。这也是我们经过实验确定下来的。因为中国乐器是有这个问题的，假如说一个声部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音肯定不准，声音还不统一。这两个人不统一再加上这个声部和另一个声部的两个人还不统一，那就会将缺点无限地放大，这是不可想象的混乱。虽然这也可以解决，但这种训练就更复杂。
事实上，通过实验下来，我们现在有的曲子是10个人，有的曲子8个人，跟原来的20个人对比，非但没有损失，效果还更好。像我们请的美国作曲家霍夫曼，他写过20支笛子的曲子。虽然是20支笛子，但他写的是20个声部。我是从这里得出的经验。霍夫曼很喜欢中国乐器，老在研究琢磨这东西。20个声部至少是八度，不可能同度，所以他变成20个声部，一个和声出来就威力巨大，而且音乐的张力真是不可想象。这次是以笛子作为主体，又融入了古筝、琵琶、二胡和打击乐，再加上有的曲子还有一个声乐唱的，等于说十七八个人。使它实际上在表现上、整体的和声和整体的音响折射反射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
北京晨报：你对于听觉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吗？
张维良：我觉得现在要尽可能地使用各种形式，通过创作来寻找到中国乐器的新的表现力，让它确实从听觉上让老百姓听的爽、听的舒服，要完全客观地表现这个民族的音乐，就不能带有感情色彩。我们现在观众去听《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听的是什么？带有情感的、来怀旧的，老人们是来过瘾来的。如果我们职业音乐就仅停留在那过瘾，然后来怀旧来的，那我们太悲惨了！我们应该担当起来的是去推动它、去发展它，甚至说去融入国际，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国际听觉并不是以西方为主导，是世界的都可以融进去。
北京晨报：其实比咱们融到世界里边的各个国家的不同风格的音乐要早很多吧？
张维良：没错。你比如说《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步步高》等，这一类的基本上是齐奏。那是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的方式来演奏，这是民间和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今天，如果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形式，拿到国际上去，那么我们只能说是，“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史学的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东方，我觉得有意义。”但我觉得，今天当代音乐的创作，应该从中取其他的这种特色。中国人的音乐中的拐弯、装饰，甚至音色的特别之处。再通过作曲家的编创，采用这些元素成为当代人们听觉能接受的音乐。另外，我们不要一提起西方像触电一样，西方这两三百年，伴随着工业革命，通过乐器制造，形成了西洋管弦乐队为格局的一个发展路数。所以它的音响是追求协和的，从它古典的室内乐开始，它就必须协和。
研究“他”文化将使自己无比强大
北京晨报：你对中西乐器的发展历史也很有研究吗？
张维良：正是因为有所研究并且做了科学的中西乐器对比，所以认识到研究“他”文化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性。这种探索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对“他”文化的探索将会使你也进入“他”文化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中国文化会因为关注研究“他”文化而变得很强大，甚至是真正的强盛。当然它的难点在于你先要吃透中国传统文化。
那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搞民乐的，就是来自传统呀！老师手把手教的。但到了今天，我们进入传统很难，走出传统更难。我现在做的是“走出去”，因为我的血液里都是传统。因为你的音色，你的乐器构制，你出来整个音乐情感和你的语言，人家一听根本不是西方的。但是他们喜欢听实实在在来自东方的音乐，那我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思维去思考，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器乐是没有未来的，没有出路的。
中国民乐需要“标准化”训练
北京晨报：中国民族乐器的出路在哪儿？
张维良：我们从事的是民乐演奏，应该有新的训练要求了，就是要“标准化”。有了标准再让你自由在里头玩你的中国音乐。什么叫标准？比如音准，你既然三个人在一起演奏那就要准。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合力、和声。首先律学、声学方面，你要有基本原理去指导的训练。还有节奏和音色的考究，音色不考究各种音色奇奇怪怪的。因为我们的乐器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科学的改造过、进步过。所以我们的乐器实际上是十分的落后。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演奏员就更艰难了。乐队要“标准化”训练，作品要适合你中国乐器演奏的。
经过我们五六年的实践，效果是很明显的。我们与英国爱乐、伦敦爱乐合作，像他们团长大卫·威尔顿，他就说“我听了一辈子中国音乐没听懂，感觉特别复杂，中国音乐太古老了”。但他听了我们竹笛乐团在英国皇家音乐厅演出，一千多人全场爆满，全是英国人来看，演完还被请求返场好几首。他说“今天你们的音乐会我们都听懂了！”如果你要需要到世界范围去讲你的故事，人家就听不懂了。我们用文字表述来举例子，就像你要讲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故事给外国人听，你不能用一口中文讲，去描绘我们两千年来的历史有多么精彩，人家是听不懂的。你至少要用英文的方式来讲。如果英文我们表达不准确，用法语代替也可以，至少要国际化，人家才能听懂。
那我们怎么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认为我们如果要通过音乐的语言让国际上都能听得懂，那我们的音乐就要“说”国际“语言”。那么什么叫音乐国际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演奏的手法和办法，包括编创都应该有这个理念思维去思考，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了，我们的音乐就是一个强大包容自信的民族的一种呈现。
2018年12月12日，一台由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领衔中国竹笛乐团的“《中国故事之一：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独特的乐队乐器配置，当下国际语言专门为竹笛量身打造的作品以及国际团队创作的与音乐完美贴合相得益彰甚至成为音乐语言一部分的多媒体视觉，是张维良中国竹笛乐团近年来越来越收到海内外观众尤其是音乐界同行关注和喜爱的“制胜法宝”。
“《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与中国竹笛乐团、欧艺视界（北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均为原创，乐团委约包括张维良、杨青、高平、崔权、梁雷[美]、乔伊·霍夫曼[美]等多位中外知名作曲家对本次音乐会曲目进行“量身打造”。乐团艺术总监张维良表示，“中国竹笛乐团成立于2012年，至今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今年将展开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为题，用音乐表现的手段进行诠释。推出本次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以全部委约新作品的方式，结合当今一流作曲家进行创作，不论对作曲家和演奏家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民族器乐——竹笛表现的多样性的又一新的探索。”近日，北京晨报记者就《上善若水》音乐会采访了张维良。
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选择“水”作音乐会的主题?
张维良：这场音乐会，我的想法是以中国传统题材五行为主题。今年开始做中国故事，应该叫《中国故事一：上善若水》。我打算从水开始来做。水的概念，像我们的古文里所讲的，它不仅是停留在水的方面，这个概念很多是延伸出去的，演化出很多种解读。所以，我想围绕这个核心，以这个中国传统的题材，让作曲家充分地去想象。
北京晨报：竹笛极具个性化，单一乐器组成的乐团如何来达到和谐？
张维良：这次是十支竹笛担任十个声部。这也是我们经过实验确定下来的。因为中国乐器是有这个问题的，假如说一个声部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音肯定不准，声音还不统一。这两个人不统一再加上这个声部和另一个声部的两个人还不统一，那就会将缺点无限地放大，这是不可想象的混乱。虽然这也可以解决，但这种训练就更复杂。
事实上，通过实验下来，我们现在有的曲子是10个人，有的曲子8个人，跟原来的20个人对比，非但没有损失，效果还更好。像我们请的美国作曲家霍夫曼，他写过20支笛子的曲子。虽然是20支笛子，但他写的是20个声部。我是从这里得出的经验。霍夫曼很喜欢中国乐器，老在研究琢磨这东西。20个声部至少是八度，不可能同度，所以他变成20个声部，一个和声出来就威力巨大，而且音乐的张力真是不可想象。这次是以笛子作为主体，又融入了古筝、琵琶、二胡和打击乐，再加上有的曲子还有一个声乐唱的，等于说十七八个人。使它实际上在表现上、整体的和声和整体的音响折射反射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
北京晨报：你对于听觉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吗？
张维良：我觉得现在要尽可能地使用各种形式，通过创作来寻找到中国乐器的新的表现力，让它确实从听觉上让老百姓听的爽、听的舒服，要完全客观地表现这个民族的音乐，就不能带有感情色彩。我们现在观众去听《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听的是什么？带有情感的、来怀旧的，老人们是来过瘾来的。如果我们职业音乐就仅停留在那过瘾，然后来怀旧来的，那我们太悲惨了！我们应该担当起来的是去推动它、去发展它，甚至说去融入国际，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国际听觉并不是以西方为主导，是世界的都可以融进去。
北京晨报：其实比咱们融到世界里边的各个国家的不同风格的音乐要早很多吧？
张维良：没错。你比如说《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步步高》等，这一类的基本上是齐奏。那是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的方式来演奏，这是民间和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今天，如果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形式，拿到国际上去，那么我们只能说是，“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史学的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东方，我觉得有意义。”但我觉得，今天当代音乐的创作，应该从中取其他的这种特色。中国人的音乐中的拐弯、装饰，甚至音色的特别之处。再通过作曲家的编创，采用这些元素成为当代人们听觉能接受的音乐。另外，我们不要一提起西方像触电一样，西方这两三百年，伴随着工业革命，通过乐器制造，形成了西洋管弦乐队为格局的一个发展路数。所以它的音响是追求协和的，从它古典的室内乐开始，它就必须协和。
研究“他”文化将使自己无比强大
北京晨报：你对中西乐器的发展历史也很有研究吗？
张维良：正是因为有所研究并且做了科学的中西乐器对比，所以认识到研究“他”文化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性。这种探索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对“他”文化的探索将会使你也进入“他”文化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中国文化会因为关注研究“他”文化而变得很强大，甚至是真正的强盛。当然它的难点在于你先要吃透中国传统文化。
那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搞民乐的，就是来自传统呀！老师手把手教的。但到了今天，我们进入传统很难，走出传统更难。我现在做的是“走出去”，因为我的血液里都是传统。因为你的音色，你的乐器构制，你出来整个音乐情感和你的语言，人家一听根本不是西方的。但是他们喜欢听实实在在来自东方的音乐，那我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思维去思考，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器乐是没有未来的，没有出路的。
中国民乐需要“标准化”训练
北京晨报：中国民族乐器的出路在哪儿？
张维良：我们从事的是民乐演奏，应该有新的训练要求了，就是要“标准化”。有了标准再让你自由在里头玩你的中国音乐。什么叫标准？比如音准，你既然三个人在一起演奏那就要准。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合力、和声。首先律学、声学方面，你要有基本原理去指导的训练。还有节奏和音色的考究，音色不考究各种音色奇奇怪怪的。因为我们的乐器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科学的改造过、进步过。所以我们的乐器实际上是十分的落后。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演奏员就更艰难了。乐队要“标准化”训练，作品要适合你中国乐器演奏的。
经过我们五六年的实践，效果是很明显的。我们与英国爱乐、伦敦爱乐合作，像他们团长大卫·威尔顿，他就说“我听了一辈子中国音乐没听懂，感觉特别复杂，中国音乐太古老了”。但他听了我们竹笛乐团在英国皇家音乐厅演出，一千多人全场爆满，全是英国人来看，演完还被请求返场好几首。他说“今天你们的音乐会我们都听懂了！”如果你要需要到世界范围去讲你的故事，人家就听不懂了。我们用文字表述来举例子，就像你要讲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故事给外国人听，你不能用一口中文讲，去描绘我们两千年来的历史有多么精彩，人家是听不懂的。你至少要用英文的方式来讲。如果英文我们表达不准确，用法语代替也可以，至少要国际化，人家才能听懂。
那我们怎么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认为我们如果要通过音乐的语言让国际上都能听得懂，那我们的音乐就要“说”国际“语言”。那么什么叫音乐国际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演奏的手法和办法，包括编创都应该有这个理念思维去思考，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了，我们的音乐就是一个强大包容自信的民族的一种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