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中较劲与良性竞争
作为个体的精神劳动者，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追求与艺术个性，而正因这种彼此有别的追求和色彩斑斓的个性，文学的百花园才总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丰繁盛景。但“花”与“花”之间怎么看待，怎么相处，实际上又暗藏玄机，大有学问。
作为文人的作家，因为为人与为文的区别与差异，很难做到相互的心悦诚服，彼此的桴鼓相应，而这又会导致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暗中较劲，良性竞争；一种是暗中使绊，煮豆燃萁。前者会令自己更加进步，也会使群体更为优化，后者则会使自己止步不前，并使所处环境走向恶化。而陕西文学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七十年间，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不断涌现优秀作家，产生优质作品，有一个人们尚未予以关注的内在缘由，那就是作家之间的关系，既暗中较劲，又彼此尊重，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同行关系，造就了清朗的文坛风气，而这又给优秀作家作品的产生与存活，提供了和谐的环境和健康的氛围。
50年代的陕西文坛，写小说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写散文的魏钢焰、李若冰，写诗的玉杲、毛琦等，个个都别有造诣，卓具个性，但他们在潜心从事个人创作的同时，也会关注他人的创作进步，并以暗中较劲的方式，努力突破自己，力求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种作家之间暗中较劲的事例，在50年代的陕西屡见不鲜，堪称典型的要数杜鹏程的创作对于柳青创作的刺激。1954年底，柳青大致写完《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稿，但他对写出来的初稿并不满意，总觉得还没有脱出过去叙述事件过程的老一套；感到无论是在生活表现上，还是艺术表述上，都非要突破一下不可。正在这一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问世并大获好评。杜鹏程的成功给了柳青极大的刺激，他认真分析《保卫延安》成功的原因，认为一个是杜鹏程自始至终生活在战争中，小说是他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另一个是写作时间较长，改的次数较多，并且读了很多书，使得写作的过程成了提高的过程。“他深感自己有必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更进一步，使自己在生活上精神上完全和描写对象融化在一起，于是，下决心搬到皇甫村去住”（引自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编《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给了柳青以压力，他把压力化为了动力。《创业史》经过柳青深入生活六年后的四次大改，终于在1959年完成写作，而这时的《创业史》，已在原来初稿的基础上脱胎换骨，发表后受到普遍欢迎和高度好评，成为不逊色于《保卫延安》的另一长篇杰作。
柳青与杜鹏程在暗中较劲中激励自己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对于文学同行发表的作品不仅常常跟踪阅读，而且经常予以评说，把同行的成功经验经过自己的消化传播给更多的人。如王汶石在陕西的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上，除了谈自己的文学经验与创作感受，用了不少篇幅对陕西同辈作家进行了精到的评说：“我们陕西文学界还是有些好传统的：要像柯老（柯仲平）、马键翎那样坚持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坚持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柳青、老杜（杜鹏程）、若冰（李若冰）等同志那样深入生活。”他还用胡采撰写《从生活到艺术》时，半个月里与四个作家漫谈交流的例子，特别提出“这个文人相重的风气也应传下去”。“文人相重”，这是陕西老一辈作家守望相助的亲身经历，也是陕西文人贡献给当代中国文学的有益经验。
80年代的陕西文学，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三个文学新星，几乎是不分轩轾地冉冉升起，而他们之间，也继承了老一辈作家“文人相重”良好风气，明里相互击掌，暗里相互较劲，在彼此刺激、相互借力中，都写出了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理想，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艺术高峰。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陈忠实写作的刺激。1991年，陈忠实按他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写作《白鹿原》时，忽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意思的是，评论家朋友李星在转告这一信息的同时，还放下一句狠话：“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写不出来，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路遥获了大奖，李星放下狠话，这样连续的强力冲击，使得陈忠实感到自己“再无选择余地”，便推掉一切杂务，全身心地投入到《白鹿原》的悉心写作中，终在1992年的春节完成《白鹿原》全稿。《白鹿原》是陈忠实写就的，但能在1992年间完成，也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旁相逼的因素，而终未跳楼的陈忠实，由《白鹿原》一作大幅度超越了自我，使其以“民族秘史”成色，成为与《平凡的世界》双峰并峙的小说杰作。
陕西作家何以能做到暗中较劲，良性竞争，陈忠实的一席话可以让人看出个中端倪。还在1980年时，西安市群众艺术馆拟组织一个青年文学社，征询陈忠实的意见。陈忠实不仅当即予以支持，而且就此说道：“中国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的当代文学天空也够广阔的了，能容纳下所有的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仰望星空，向上伸展，陈忠实的这番话，道出了他自己豁达而大气的文学情怀，也显示出陕西作家高远而恢宏的精神境界。这是陕西作家在激烈竞争中互不伤害又共同成长的秘诀所在，也是最值得当下的作家同行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予汲取的宝贵经验。
（作者：白烨，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暗中较劲与良性竞争
作为个体的精神劳动者，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追求与艺术个性，而正因这种彼此有别的追求和色彩斑斓的个性，文学的百花园才总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丰繁盛景。但“花”与“花”之间怎么看待，怎么相处，实际上又暗藏玄机，大有学问。
作为文人的作家，因为为人与为文的区别与差异，很难做到相互的心悦诚服，彼此的桴鼓相应，而这又会导致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暗中较劲，良性竞争；一种是暗中使绊，煮豆燃萁。前者会令自己更加进步，也会使群体更为优化，后者则会使自己止步不前，并使所处环境走向恶化。而陕西文学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七十年间，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不断涌现优秀作家，产生优质作品，有一个人们尚未予以关注的内在缘由，那就是作家之间的关系，既暗中较劲，又彼此尊重，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同行关系，造就了清朗的文坛风气，而这又给优秀作家作品的产生与存活，提供了和谐的环境和健康的氛围。
50年代的陕西文坛，写小说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写散文的魏钢焰、李若冰，写诗的玉杲、毛琦等，个个都别有造诣，卓具个性，但他们在潜心从事个人创作的同时，也会关注他人的创作进步，并以暗中较劲的方式，努力突破自己，力求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种作家之间暗中较劲的事例，在50年代的陕西屡见不鲜，堪称典型的要数杜鹏程的创作对于柳青创作的刺激。1954年底，柳青大致写完《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稿，但他对写出来的初稿并不满意，总觉得还没有脱出过去叙述事件过程的老一套；感到无论是在生活表现上，还是艺术表述上，都非要突破一下不可。正在这一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问世并大获好评。杜鹏程的成功给了柳青极大的刺激，他认真分析《保卫延安》成功的原因，认为一个是杜鹏程自始至终生活在战争中，小说是他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另一个是写作时间较长，改的次数较多，并且读了很多书，使得写作的过程成了提高的过程。“他深感自己有必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更进一步，使自己在生活上精神上完全和描写对象融化在一起，于是，下决心搬到皇甫村去住”（引自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编《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给了柳青以压力，他把压力化为了动力。《创业史》经过柳青深入生活六年后的四次大改，终于在1959年完成写作，而这时的《创业史》，已在原来初稿的基础上脱胎换骨，发表后受到普遍欢迎和高度好评，成为不逊色于《保卫延安》的另一长篇杰作。
柳青与杜鹏程在暗中较劲中激励自己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对于文学同行发表的作品不仅常常跟踪阅读，而且经常予以评说，把同行的成功经验经过自己的消化传播给更多的人。如王汶石在陕西的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上，除了谈自己的文学经验与创作感受，用了不少篇幅对陕西同辈作家进行了精到的评说：“我们陕西文学界还是有些好传统的：要像柯老（柯仲平）、马键翎那样坚持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坚持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柳青、老杜（杜鹏程）、若冰（李若冰）等同志那样深入生活。”他还用胡采撰写《从生活到艺术》时，半个月里与四个作家漫谈交流的例子，特别提出“这个文人相重的风气也应传下去”。“文人相重”，这是陕西老一辈作家守望相助的亲身经历，也是陕西文人贡献给当代中国文学的有益经验。
80年代的陕西文学，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三个文学新星，几乎是不分轩轾地冉冉升起，而他们之间，也继承了老一辈作家“文人相重”良好风气，明里相互击掌，暗里相互较劲，在彼此刺激、相互借力中，都写出了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理想，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艺术高峰。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陈忠实写作的刺激。1991年，陈忠实按他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写作《白鹿原》时，忽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意思的是，评论家朋友李星在转告这一信息的同时，还放下一句狠话：“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写不出来，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路遥获了大奖，李星放下狠话，这样连续的强力冲击，使得陈忠实感到自己“再无选择余地”，便推掉一切杂务，全身心地投入到《白鹿原》的悉心写作中，终在1992年的春节完成《白鹿原》全稿。《白鹿原》是陈忠实写就的，但能在1992年间完成，也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旁相逼的因素，而终未跳楼的陈忠实，由《白鹿原》一作大幅度超越了自我，使其以“民族秘史”成色，成为与《平凡的世界》双峰并峙的小说杰作。
陕西作家何以能做到暗中较劲，良性竞争，陈忠实的一席话可以让人看出个中端倪。还在1980年时，西安市群众艺术馆拟组织一个青年文学社，征询陈忠实的意见。陈忠实不仅当即予以支持，而且就此说道：“中国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的当代文学天空也够广阔的了，能容纳下所有的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仰望星空，向上伸展，陈忠实的这番话，道出了他自己豁达而大气的文学情怀，也显示出陕西作家高远而恢宏的精神境界。这是陕西作家在激烈竞争中互不伤害又共同成长的秘诀所在，也是最值得当下的作家同行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予汲取的宝贵经验。
（作者：白烨，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