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出版界工作了20多年的资深人士透露，如果一本书发行3千册，出版社就能保本，5千册可略有盈余，发行一万册则很不错了，发行5万册会喜出望外，若发行10万册就会像“范进中举”，可是，贾平凹的精选散文集《自在独行》上市两年来，累计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近两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名家经典散文作品。
这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于是成了业内需要讨论的一件大事，尤其在自媒体发达的当下，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沉下心来读一篇文章已经从以往的“平常之事”变成了“难得之事”，出版物正在变得举步维艰，而一些言之无物的自媒体文章却能制造动辄百万的阅读量。那么，如何去维护文学的尊严和魅力？如何去欣赏一篇文章，就成为了出版界关心的话题。
11月6日，由时代华语举办的“文章的复兴：贾平凹散文创作现象学术研讨会暨散文集《自在独行》发行百万册庆功会”举行，庆功会上大咖云集，除了贾平凹本人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作家孙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欧阳江河；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程光炜；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著名诗人西川等等。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表示，今年是新文学诞生10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40周年，《自在独行》的畅销不是个人现象，它应该是属于整个新文学，整个当代文学的现象。贾平凹的作品之所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和认可，包括受到批评家在内专业读者的重视，一定包含内在逻辑的可能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喜欢“文章的复兴”这个题目，他表示，关于贾平凹小说，大家谈得很多，但是关于散文却没有专门开会探讨过，以《自在独行》发行的现象为契机，在一个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文化条件下，探讨何为文章是特别有意义的。
主角贾平凹坐在会议室中央，却十分低调，远不如他书写的“文章的复兴”五个大字显眼，口音浓重的他显然更愿意倾听，他说：“我说话口音重，很多记者采访后写的内容并不准确，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大家看了后会骂我。”
贾平凹说自己有时候会想：“自己就写了这么点东西，还有现在的名声，这是不是真实的？有时候心中还有一种悲凉的情绪。”《自在独行》中有些文章是他30多岁的年纪写的，而30多岁和现在70多岁的他毕竟是不同的，现在让他看那些文章，他会觉得这没写好，那没写好，在他看来，好的作品起码要经过50年，还有人阅读才算及格，才称得上作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对照，我自己也是极其一般的，这不是自谦，这是真实话，我一直在怀疑自己。”
也因此，《自在独行》有这么多人阅读，贾平凹说会把它看作是一个鼓励，就如同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鼓励一样，“要好好珍惜这种环境，珍惜时间，敬畏上天给我的每一个机会去努力写书”。
读者去哪儿了？读者还在
《自在独行》能发行过百万，不但出版方时代华语没想到，其他人没想到，贾平凹本人同样是意外，“老实说《自在独行》里有的文章是我上世纪80年代写的，有的是上世纪90年代写的，剩下的是现在写的。发行过百万我确实没想到，我也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
尤其是相对于热度比小说冷得多的散文来说，一本散文书能有这么高的发行量更是“不一般”，贾平凹说自己第一次发表散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个时候他算是最早能摆上小书摊的作家之一，当时发行量也非常高，但9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就不流行了，“后来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红火了一些年，再后来市场还是长篇小说热”。
何以这本散文会大卖？贾平凹分析说，“一个可能是时代华语发行得好，再一个原因是，这个年代短小的作品更适合大众阅读，第三个原因，可能是青年读者这一批又起来了。我年轻时写的文章，他们现在也能接受，虽然我的年轻时代和他们现在的年轻时代有巨大差异，但是我想不管有多大差异，总有不变的，生命的东西没有变，爱不变，探求不变，年轻时候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因为渺小而费劲地努力着，永远是青春的现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显然更愿意将贾平凹放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坐标上来评价贾平凹，他介绍说贾平凹第一次获奖的《满月儿》是1978年3月号发表的，从那个短篇到现在整整40年，“贾平凹是贯穿了改革开放40年的作家，很多作家可能参加了前半截，后半截没有了，有的作家参加了后半截，前半截没有。贾平凹从1978年到2018年一直都很活跃，从这一点来讲真是了不得。他的每一部作品水平都非常高，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很丰茂。你会感觉到这个作家有很大的后劲，这个后劲从何而来是个谜”。
白烨认为现在大家谈论大众文学经典化，通常关注的是评论家、文学史家在经典化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环节，读者也是通过阅读的方式参与了大众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甚至于这个环节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我觉得这个经典化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作品既是作家写出来的，也是读者读出来的。读者通过他们的阅读、选择，不断推崇，使作品不断显现，不断重印，不断被大家阅读和传诵”。
近年来，不少人对文学持悲观态度，大家会想读者去哪儿了？读者还在不在？白烨认为贾平凹的《自在独行》能发行百万册，陈平原的《白鹿原》每年印七八十万册，现在累计350万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年一两百万套，现在累计下来有七百万套，“这些作品受欢迎的现象说明读者一直都在，读者就是在等着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只要你写得好，读者就会看，就会买”。
“大散文观”就是文章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作家孙郁由“文章的复兴”谈起，他认为“文章”在现在的作家作品中消失了，或者说这个基因断了，“这点特别值得研究，我们从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人开始讲究文章观念，有一套程式在里面，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讲文章学，但是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太讲了。我们的新文学是从文章学里分离出来的，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其实中国古代最好的作家基本都是文章家，到了现代以来，文章和文学走了两条路。文学受翻译的影响，流行西方那套话语结构，像余华的文章不能称为文章，不是文章家的小说。但是贾平凹的小说绝对是文章家的小说，我们看《带灯》、《古炉》里面的那些词句，摘出来跟名人小品就很像”。在孙郁看来，贾平凹的写作，把古人的韵致和五四以来周氏兄弟的传统非常奇妙地结合在自己的文体里，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文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贾平凹多年前在《美文》中提出了“大散文”，他的散文观就是文章观，对贾平凹散文的深入探讨，就是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的文章之道。
说起“大散文”，贾平凹回忆说作为《美文》主编，当时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是因为那时大家对散文的理解都是抒情型的，基本上就是50年代的写法，要不写回忆的，批判、批斗的文章，苦难文章，要不就写一些花花草草，故乡、父母、小学同学，这些东西特别多。所以越写越窄。因此贾平凹呼吁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呼吁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
贾平凹说当时“大散文”的提法是希望把散文路子打开，只要是有意思的内容都可以写，但是这一观点被一些散文家批评，说要维护散文家的纯洁性。
白烨表示，贾平凹散文是大家关注较少的领域，实际上他的散文影响非常大，有些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有些进入了教材辅导材料。贾平凹曾说：“散文必须要有情绪。”这句话让白烨印象深刻，在他看来贾平凹也将这句话贯彻得非常好：“他的文章无论大小都是有情绪的，非常好看，里面贯穿了很多关于人文、美学揉在一起的思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也认为，贾平凹散文有这么高成就的原因，一个是他从书画理论汲取了很多内容，包括书法的节奏、韵律、快慢控制，再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大家恰恰不是特别重视这一块。
贾平凹作品很难被翻译
在评论家贺绍俊眼中，贾平凹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他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有一种孤独感，“只有当他面对语言文字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消失了，平凹天生就跟语言文字有一种亲近感，他跟文字语言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孤单，就能自由自在”。
贺绍俊认为这恰好和“文章的复兴”紧密地扣起来了，“古代文人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姿态，就是面对文字语言。他们眼中的月亮、江河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的月亮、江河了，月亮、江河就是一个个的语言世界，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我觉得这恰好是平凹写散文创作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其实就在琢磨文字，玩味文字”。
也因此，贺绍俊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很难翻译，“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汉语本身的意蕴很难通过翻译传递出去，在翻译中的损失就非常大”。
除了意蕴之外，程光炜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很难被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散文和小说实际上是不分家的，“比如说他很多早期作品都是散文，包括他的长篇《废都》和最近的三本小说，都会在紧要故事之外有很多闲笔，是大段大段的散文，他从中国书画中吸收了很多东西，比较深”。
虽然难，但是翻译问题仍旧要做，时代华语总裁董事长朱大平透露目前已经组织了强大的翻译队伍，希望能早日将贾平凹的这本散文推向海外。
小说和散文不想分那么清楚
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贾平凹小说和散文不分家，李敬泽也认为贾平凹写散文，绝非是写小说之余的闲暇写作，这也正与贾平凹的理念一致。
贾平凹笑说以前曾有人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他不服气，就不写散文，专门写小说了，“这是后来散文写得少的一个原因，现在则没有那么多精力写散文了，但是在我心底里，仍然是喜欢散文的，因为我觉得写散文更使我自在，特别自在。自在，一般人理解就是很舒服的样子，按字意来讲是自己在”。
这并非意味着贾平凹将小说和散文一分为二，“有人说小说是虚构的，散文不能虚构，也有的说散文能虚构，观点都不一样。在我的观点里，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原来农村和工厂差别太大了，那是两个世界，产生的作品肯定不一样。而发展到现在，现在的农民、农村绝对不是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农民了。现在写农村小说，没有不写到城市的，而写城市生活的没有不写到打工者的，所以混起来了。”
贾平凹说自己反对分类太细，例如分林业小说、矿业小说。至于小说和散文，贾平凹说自己写时也不愿意分太清，“有故事情节我就把它当做小说，没有故事情节，片断的，就当做散文来写。有人说散文必须是得写真实的，我看也不一定是那样，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感情是真实的。人常说怎么理解小说？就是说了一个事情。散文也是那样，它要求很自然，很质朴，很朴素地把事情说清楚”。
在《美文》时，贾平凹说自己的一个习惯是，如果喜欢某人的一篇文章，就会把他所有文章都看下，再看看别人的评论，基本上就能摸出这人的文章脉络。他在看了张岱的作品后发现张岱的作品99.9%都是谈天说地，都是论天地人心，“说是杂文但还不是咱现在认识的杂文，说论文也不是，他一生就写那三四篇。所以不能专门做散文家。如果专门写抒情散文，你一生有多少情要抒？最后就变成矫情、假情，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主张专门做散文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以知人伦、知自然、知人心、知人性和知天命来形容贾平凹作品的特点，“这贯彻在他的作品中，他知天命，知道自己，总是哀叹命运之无常，但是想到了生命的本分，他的作品中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们觉得有境界的，是不断地书写生命的本分。他作品要讲的都是本分，知天命就是知之本分，我觉得他的作品是感应天道之作。”
感应天道，也正是贾平凹心中所想，正如他在一开始所说，要珍惜现在的环境，珍惜时间，珍惜机会，努力写作。
一位在出版界工作了20多年的资深人士透露，如果一本书发行3千册，出版社就能保本，5千册可略有盈余，发行一万册则很不错了，发行5万册会喜出望外，若发行10万册就会像“范进中举”，可是，贾平凹的精选散文集《自在独行》上市两年来，累计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近两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名家经典散文作品。
这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于是成了业内需要讨论的一件大事，尤其在自媒体发达的当下，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沉下心来读一篇文章已经从以往的“平常之事”变成了“难得之事”，出版物正在变得举步维艰，而一些言之无物的自媒体文章却能制造动辄百万的阅读量。那么，如何去维护文学的尊严和魅力？如何去欣赏一篇文章，就成为了出版界关心的话题。
11月6日，由时代华语举办的“文章的复兴：贾平凹散文创作现象学术研讨会暨散文集《自在独行》发行百万册庆功会”举行，庆功会上大咖云集，除了贾平凹本人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作家孙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欧阳江河；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程光炜；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著名诗人西川等等。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张清华表示，今年是新文学诞生10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40周年，《自在独行》的畅销不是个人现象，它应该是属于整个新文学，整个当代文学的现象。贾平凹的作品之所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和认可，包括受到批评家在内专业读者的重视，一定包含内在逻辑的可能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喜欢“文章的复兴”这个题目，他表示，关于贾平凹小说，大家谈得很多，但是关于散文却没有专门开会探讨过，以《自在独行》发行的现象为契机，在一个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文化条件下，探讨何为文章是特别有意义的。
主角贾平凹坐在会议室中央，却十分低调，远不如他书写的“文章的复兴”五个大字显眼，口音浓重的他显然更愿意倾听，他说：“我说话口音重，很多记者采访后写的内容并不准确，他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大家看了后会骂我。”
贾平凹说自己有时候会想：“自己就写了这么点东西，还有现在的名声，这是不是真实的？有时候心中还有一种悲凉的情绪。”《自在独行》中有些文章是他30多岁的年纪写的，而30多岁和现在70多岁的他毕竟是不同的，现在让他看那些文章，他会觉得这没写好，那没写好，在他看来，好的作品起码要经过50年，还有人阅读才算及格，才称得上作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对照，我自己也是极其一般的，这不是自谦，这是真实话，我一直在怀疑自己。”
也因此，《自在独行》有这么多人阅读，贾平凹说会把它看作是一个鼓励，就如同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鼓励一样，“要好好珍惜这种环境，珍惜时间，敬畏上天给我的每一个机会去努力写书”。
读者去哪儿了？读者还在
《自在独行》能发行过百万，不但出版方时代华语没想到，其他人没想到，贾平凹本人同样是意外，“老实说《自在独行》里有的文章是我上世纪80年代写的，有的是上世纪90年代写的，剩下的是现在写的。发行过百万我确实没想到，我也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
尤其是相对于热度比小说冷得多的散文来说，一本散文书能有这么高的发行量更是“不一般”，贾平凹说自己第一次发表散文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个时候他算是最早能摆上小书摊的作家之一，当时发行量也非常高，但9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就不流行了，“后来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红火了一些年，再后来市场还是长篇小说热”。
何以这本散文会大卖？贾平凹分析说，“一个可能是时代华语发行得好，再一个原因是，这个年代短小的作品更适合大众阅读，第三个原因，可能是青年读者这一批又起来了。我年轻时写的文章，他们现在也能接受，虽然我的年轻时代和他们现在的年轻时代有巨大差异，但是我想不管有多大差异，总有不变的，生命的东西没有变，爱不变，探求不变，年轻时候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因为渺小而费劲地努力着，永远是青春的现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显然更愿意将贾平凹放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坐标上来评价贾平凹，他介绍说贾平凹第一次获奖的《满月儿》是1978年3月号发表的，从那个短篇到现在整整40年，“贾平凹是贯穿了改革开放40年的作家，很多作家可能参加了前半截，后半截没有了，有的作家参加了后半截，前半截没有。贾平凹从1978年到2018年一直都很活跃，从这一点来讲真是了不得。他的每一部作品水平都非常高，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很丰茂。你会感觉到这个作家有很大的后劲，这个后劲从何而来是个谜”。
白烨认为现在大家谈论大众文学经典化，通常关注的是评论家、文学史家在经典化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环节，读者也是通过阅读的方式参与了大众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甚至于这个环节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我觉得这个经典化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作品既是作家写出来的，也是读者读出来的。读者通过他们的阅读、选择，不断推崇，使作品不断显现，不断重印，不断被大家阅读和传诵”。
近年来，不少人对文学持悲观态度，大家会想读者去哪儿了？读者还在不在？白烨认为贾平凹的《自在独行》能发行百万册，陈平原的《白鹿原》每年印七八十万册，现在累计350万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年一两百万套，现在累计下来有七百万套，“这些作品受欢迎的现象说明读者一直都在，读者就是在等着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只要你写得好，读者就会看，就会买”。
“大散文观”就是文章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作家孙郁由“文章的复兴”谈起，他认为“文章”在现在的作家作品中消失了，或者说这个基因断了，“这点特别值得研究，我们从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人开始讲究文章观念，有一套程式在里面，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讲文章学，但是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太讲了。我们的新文学是从文章学里分离出来的，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其实中国古代最好的作家基本都是文章家，到了现代以来，文章和文学走了两条路。文学受翻译的影响，流行西方那套话语结构，像余华的文章不能称为文章，不是文章家的小说。但是贾平凹的小说绝对是文章家的小说，我们看《带灯》、《古炉》里面的那些词句，摘出来跟名人小品就很像”。在孙郁看来，贾平凹的写作，把古人的韵致和五四以来周氏兄弟的传统非常奇妙地结合在自己的文体里，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文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贾平凹多年前在《美文》中提出了“大散文”，他的散文观就是文章观，对贾平凹散文的深入探讨，就是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的文章之道。
说起“大散文”，贾平凹回忆说作为《美文》主编，当时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是因为那时大家对散文的理解都是抒情型的，基本上就是50年代的写法，要不写回忆的，批判、批斗的文章，苦难文章，要不就写一些花花草草，故乡、父母、小学同学，这些东西特别多。所以越写越窄。因此贾平凹呼吁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呼吁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
贾平凹说当时“大散文”的提法是希望把散文路子打开，只要是有意思的内容都可以写，但是这一观点被一些散文家批评，说要维护散文家的纯洁性。
白烨表示，贾平凹散文是大家关注较少的领域，实际上他的散文影响非常大，有些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有些进入了教材辅导材料。贾平凹曾说：“散文必须要有情绪。”这句话让白烨印象深刻，在他看来贾平凹也将这句话贯彻得非常好：“他的文章无论大小都是有情绪的，非常好看，里面贯穿了很多关于人文、美学揉在一起的思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也认为，贾平凹散文有这么高成就的原因，一个是他从书画理论汲取了很多内容，包括书法的节奏、韵律、快慢控制，再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大家恰恰不是特别重视这一块。
贾平凹作品很难被翻译
在评论家贺绍俊眼中，贾平凹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他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有一种孤独感，“只有当他面对语言文字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消失了，平凹天生就跟语言文字有一种亲近感，他跟文字语言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孤单，就能自由自在”。
贺绍俊认为这恰好和“文章的复兴”紧密地扣起来了，“古代文人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姿态，就是面对文字语言。他们眼中的月亮、江河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的月亮、江河了，月亮、江河就是一个个的语言世界，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我觉得这恰好是平凹写散文创作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其实就在琢磨文字，玩味文字”。
也因此，贺绍俊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很难翻译，“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汉语本身的意蕴很难通过翻译传递出去，在翻译中的损失就非常大”。
除了意蕴之外，程光炜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很难被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散文和小说实际上是不分家的，“比如说他很多早期作品都是散文，包括他的长篇《废都》和最近的三本小说，都会在紧要故事之外有很多闲笔，是大段大段的散文，他从中国书画中吸收了很多东西，比较深”。
虽然难，但是翻译问题仍旧要做，时代华语总裁董事长朱大平透露目前已经组织了强大的翻译队伍，希望能早日将贾平凹的这本散文推向海外。
小说和散文不想分那么清楚
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贾平凹小说和散文不分家，李敬泽也认为贾平凹写散文，绝非是写小说之余的闲暇写作，这也正与贾平凹的理念一致。
贾平凹笑说以前曾有人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他不服气，就不写散文，专门写小说了，“这是后来散文写得少的一个原因，现在则没有那么多精力写散文了，但是在我心底里，仍然是喜欢散文的，因为我觉得写散文更使我自在，特别自在。自在，一般人理解就是很舒服的样子，按字意来讲是自己在”。
这并非意味着贾平凹将小说和散文一分为二，“有人说小说是虚构的，散文不能虚构，也有的说散文能虚构，观点都不一样。在我的观点里，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原来农村和工厂差别太大了，那是两个世界，产生的作品肯定不一样。而发展到现在，现在的农民、农村绝对不是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农民了。现在写农村小说，没有不写到城市的，而写城市生活的没有不写到打工者的，所以混起来了。”
贾平凹说自己反对分类太细，例如分林业小说、矿业小说。至于小说和散文，贾平凹说自己写时也不愿意分太清，“有故事情节我就把它当做小说，没有故事情节，片断的，就当做散文来写。有人说散文必须是得写真实的，我看也不一定是那样，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感情是真实的。人常说怎么理解小说？就是说了一个事情。散文也是那样，它要求很自然，很质朴，很朴素地把事情说清楚”。
在《美文》时，贾平凹说自己的一个习惯是，如果喜欢某人的一篇文章，就会把他所有文章都看下，再看看别人的评论，基本上就能摸出这人的文章脉络。他在看了张岱的作品后发现张岱的作品99.9%都是谈天说地，都是论天地人心，“说是杂文但还不是咱现在认识的杂文，说论文也不是，他一生就写那三四篇。所以不能专门做散文家。如果专门写抒情散文，你一生有多少情要抒？最后就变成矫情、假情，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主张专门做散文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以知人伦、知自然、知人心、知人性和知天命来形容贾平凹作品的特点，“这贯彻在他的作品中，他知天命，知道自己，总是哀叹命运之无常，但是想到了生命的本分，他的作品中最让我感动的，最让我们觉得有境界的，是不断地书写生命的本分。他作品要讲的都是本分，知天命就是知之本分，我觉得他的作品是感应天道之作。”
感应天道，也正是贾平凹心中所想，正如他在一开始所说，要珍惜现在的环境，珍惜时间，珍惜机会，努力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