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自主策划的AMNUA国际计划叁《大健身》展期已经结束，展期过半时展厅中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对着某件展品仔细端详的样子，似乎能让策划团队感到些许安慰，但是他们所在空间中更多的留白似乎才是这个展览的主旋律——这本就是一个应该被人遗忘的展览。
所有的展览都在努力表达一点什么，希望观看者能在其中获得一点什么，也希望被人记住。但这个展览似乎是个例外，它以一种非常原始而粗鄙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没有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么顺眼。相反，它的存在好像是一个刺激物，在挑战你的固定思维，让你看到本应该有条有理的生活却是那么破碎，甚至让你不得不逃离，与其说是逃离这个展览，不如说是逃离现实生活本身。
大数据下的徒劳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这段文字每个人在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在心中默默加上节奏，但是万万没想到，艺术家张永基竟然把“抖音”做成了录像作品。一片蓝屏中，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时间，一个个的小框框中不同面孔的人在相同的音乐声中进行了相同的舞蹈。“抖音神曲”向我们展示了它超强的普及性。不得不说，“抖音”真是一个神奇的APP，病毒似的蔓延至了千家万户。
隔壁卖鸭子的童垚恐成此次展览的最大赢家，犹记得开幕式当天，一个长得很像小摊小贩的人向我兜售浴缸标配的小黄鸭，他对我说，策展人林书传也买了这个鸭子，我的攀比心一下子就被他激发了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转账给他，领走了属于我的鸭子——像我这样被“骗”了钱的人肯定不在少数。然而当我拿到那只鸭子的瞬间突然惊觉，我既没有浴缸，也不喜欢洗澡的时候有个漂浮物跟我面对面或者背对背。可恨的是童垚不仅卖鸭子，他还用一个软件算了别人朋友圈图片的价格，账单铺了一整面墙。随意被人骂了脏话。更加可恨的是，他竟然把这句脏话成片地放大打印在了五个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柱上不停旋转成为另一件作品。据说他在争夺“后网络时代之神”的称号。虽然他很“低俗”，但我还是打算投他一票，毕竟我为他的“低俗”买了单。
艺术家赵邦一定是“女性之友”，因为他虽然也像张永基一样做了录像作品，但是他把录像放在了一个大大软软的厚垫子上，同时出现在垫子上的还有两个抱枕，这应该是我最舒服的观看录像作品的体验了。录像上伍迪·艾伦在屏幕上一直说话，发出了女声版siri的声音，siri·艾伦说了很多别人看破不说破的大实话，比如年轻艺术家应该好好学习英语，因为绝大多数有分量的画廊老板、收藏家、策展人与美术馆馆长都是使用英文进行交流的；当它剖析自己为什么使用女声的时候，它说女声会让人感觉到亲切，做人和做作品一样，要让人感觉亲切，或者至少看起来很可爱，比如草间弥生和村上隆以及类似的作品。忘了说，赵邦也是“后网络时代之神”这个称号的争夺者之一。
这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同属于《数据疯魔，拇指鬼畜》的展览单元，而这个单元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叫作“手机玩我”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搜集了很多艺术家的“黑历史”并加以整理，用A4纸打印了出来，挂在展厅里供观众窥私。
童垚即便做了大量的工作去搜集整理朋友圈的账单，在大数据面前依旧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人会真正关心这些图片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准确性。抖音真的统治宇宙了吗？可能还有“快手”可以平分天下，不断推陈出新的节奏很快就会让人厌烦。关于艺术圈的大实话谁又不是心知肚明？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实话，对于知道的人没有帮助，对于不知道的人将信将疑；而那些关于艺术家的隐私，在大数据面前无足轻重，在大数据面前我们是没有隐私的。
碎片意识的自我生长
独自漫步在空旷的展厅中，空气中有一种电流与空气接触的细碎气味，不仔细闻是闻不出来的。一排排的电视上自说自话地播放着不同的录像，有些是早期作品修复版的缘故导致录像文件损坏了，所以嗞啦嗞啦地闪着雪花点。如果在一个即将下雨的午后，关上展厅的灯，总觉得会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二楼展厅就这样不合群地播放着后朋克时代（1979 - 1985）艺术家的电影和视频，包括三个放映单元。
《此时彼刻——英国朋克后的电影与录像》展览单元展出的录像作品充满了荒诞的意味，上世纪的前卫艺术家们自顾自地在屏幕上卖力表演着，那些损坏的录像文件以雪花点的形式对着空寂的展厅倔强地表达自我。
当我们反思图像本身的意义的时候，就是在进行哲学创作，而在那个朋克年代，哲学的后现代属性，正在消弥一切确定性和真实性。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连同消灭传统的力量本身也被消灭了，这是后现代的注定命运。
纵观当下的展览，架上绘画成为了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录像加装置似乎成为了一个展览的标配，艺术家们变成了电影导演，或是雕塑家，然而录像能够留住观众的时间相较于架上绘画要更长一些，有多少录像作品被完整观看？关键是，即使观众愿意花时间停留在录像面前，那些晦涩的表演、没有字幕的画面时刻在挑战观众脑力和身体的极限，40分钟的录像已经不算新鲜，入选巴塞尔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王兵用录像作品《15小时》打破观众对于时长的认知，然而一部没有被观众完整观看的作品是否完成了作者与观众的对话？
很多人对待看展览就和对待健身一样，自我表现的焦虑是被算计在营销之内的，自拍和转发是最成功的健身营销的开发案例，而展厅中没有可以成为最佳拍照背景的作品就不足以成为“网红展”。除了可以被消费的小黄鸭，还有多少人会在乎展览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又或许这其实才是策展人的“野心”，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展览被遗忘。
一切展览终将烟消云散
展览的名字叫作《大健身》，这是一个流行的话题，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健身实际上是一种“反常”，人们在欲望和标准间挣扎，什么才是标准？A4腰、蜜桃臀、天鹅颈……这些被生造出来的词汇可不就像五花八门的消费品一般是资本和商业所营造的“焦虑感”吗？“美好”代言了成功学，商品的异化衍生到了人类自身。
展览中有一幅格格不入的展品是卡尔·阿克利的《卡里辛比的巨人》，这是一个非洲巨人剥制标本的文献档案。作品背后的故事是博物馆学家兼动物学家和雕塑家卡尔·阿克利去了刚果森林，亲手杀死了一只非洲大猩猩，带回去制成了剥制标本。很多年后又有一群博物馆学者重返那个杀死“巨人”的森林地区“怀旧”，却发现有一群人类的难民住在了当初发现巨人的地方。这就像是《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的那只豹子一样成为一个隐喻。空间还是那个空间，但是巨人们已经消失了。展览曲折迂回地告诫我们这，又警示我们那，然而，最终能够接收到这些讯息的又有几个人？
健身意味着身体的革新，奶茶和汉堡包等高热量的食物又会让这种革新回到原点。展览随着展期的结束也会消失，“网红展”会被遗忘，没有观众前来打卡的展览也会被遗忘，殊途同归。一切展览都将烟消云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像是在故意寻找一种被遗忘的结局。
◎刘婷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自主策划的AMNUA国际计划叁《大健身》展期已经结束，展期过半时展厅中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对着某件展品仔细端详的样子，似乎能让策划团队感到些许安慰，但是他们所在空间中更多的留白似乎才是这个展览的主旋律——这本就是一个应该被人遗忘的展览。
所有的展览都在努力表达一点什么，希望观看者能在其中获得一点什么，也希望被人记住。但这个展览似乎是个例外，它以一种非常原始而粗鄙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没有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么顺眼。相反，它的存在好像是一个刺激物，在挑战你的固定思维，让你看到本应该有条有理的生活却是那么破碎，甚至让你不得不逃离，与其说是逃离这个展览，不如说是逃离现实生活本身。
大数据下的徒劳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这段文字每个人在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在心中默默加上节奏，但是万万没想到，艺术家张永基竟然把“抖音”做成了录像作品。一片蓝屏中，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时间，一个个的小框框中不同面孔的人在相同的音乐声中进行了相同的舞蹈。“抖音神曲”向我们展示了它超强的普及性。不得不说，“抖音”真是一个神奇的APP，病毒似的蔓延至了千家万户。
隔壁卖鸭子的童垚恐成此次展览的最大赢家，犹记得开幕式当天，一个长得很像小摊小贩的人向我兜售浴缸标配的小黄鸭，他对我说，策展人林书传也买了这个鸭子，我的攀比心一下子就被他激发了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转账给他，领走了属于我的鸭子——像我这样被“骗”了钱的人肯定不在少数。然而当我拿到那只鸭子的瞬间突然惊觉，我既没有浴缸，也不喜欢洗澡的时候有个漂浮物跟我面对面或者背对背。可恨的是童垚不仅卖鸭子，他还用一个软件算了别人朋友圈图片的价格，账单铺了一整面墙。随意被人骂了脏话。更加可恨的是，他竟然把这句脏话成片地放大打印在了五个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柱上不停旋转成为另一件作品。据说他在争夺“后网络时代之神”的称号。虽然他很“低俗”，但我还是打算投他一票，毕竟我为他的“低俗”买了单。
艺术家赵邦一定是“女性之友”，因为他虽然也像张永基一样做了录像作品，但是他把录像放在了一个大大软软的厚垫子上，同时出现在垫子上的还有两个抱枕，这应该是我最舒服的观看录像作品的体验了。录像上伍迪·艾伦在屏幕上一直说话，发出了女声版siri的声音，siri·艾伦说了很多别人看破不说破的大实话，比如年轻艺术家应该好好学习英语，因为绝大多数有分量的画廊老板、收藏家、策展人与美术馆馆长都是使用英文进行交流的；当它剖析自己为什么使用女声的时候，它说女声会让人感觉到亲切，做人和做作品一样，要让人感觉亲切，或者至少看起来很可爱，比如草间弥生和村上隆以及类似的作品。忘了说，赵邦也是“后网络时代之神”这个称号的争夺者之一。
这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同属于《数据疯魔，拇指鬼畜》的展览单元，而这个单元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叫作“手机玩我”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搜集了很多艺术家的“黑历史”并加以整理，用A4纸打印了出来，挂在展厅里供观众窥私。
童垚即便做了大量的工作去搜集整理朋友圈的账单，在大数据面前依旧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人会真正关心这些图片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准确性。抖音真的统治宇宙了吗？可能还有“快手”可以平分天下，不断推陈出新的节奏很快就会让人厌烦。关于艺术圈的大实话谁又不是心知肚明？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实话，对于知道的人没有帮助，对于不知道的人将信将疑；而那些关于艺术家的隐私，在大数据面前无足轻重，在大数据面前我们是没有隐私的。
碎片意识的自我生长
独自漫步在空旷的展厅中，空气中有一种电流与空气接触的细碎气味，不仔细闻是闻不出来的。一排排的电视上自说自话地播放着不同的录像，有些是早期作品修复版的缘故导致录像文件损坏了，所以嗞啦嗞啦地闪着雪花点。如果在一个即将下雨的午后，关上展厅的灯，总觉得会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二楼展厅就这样不合群地播放着后朋克时代（1979 - 1985）艺术家的电影和视频，包括三个放映单元。
《此时彼刻——英国朋克后的电影与录像》展览单元展出的录像作品充满了荒诞的意味，上世纪的前卫艺术家们自顾自地在屏幕上卖力表演着，那些损坏的录像文件以雪花点的形式对着空寂的展厅倔强地表达自我。
当我们反思图像本身的意义的时候，就是在进行哲学创作，而在那个朋克年代，哲学的后现代属性，正在消弥一切确定性和真实性。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连同消灭传统的力量本身也被消灭了，这是后现代的注定命运。
纵观当下的展览，架上绘画成为了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录像加装置似乎成为了一个展览的标配，艺术家们变成了电影导演，或是雕塑家，然而录像能够留住观众的时间相较于架上绘画要更长一些，有多少录像作品被完整观看？关键是，即使观众愿意花时间停留在录像面前，那些晦涩的表演、没有字幕的画面时刻在挑战观众脑力和身体的极限，40分钟的录像已经不算新鲜，入选巴塞尔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王兵用录像作品《15小时》打破观众对于时长的认知，然而一部没有被观众完整观看的作品是否完成了作者与观众的对话？
很多人对待看展览就和对待健身一样，自我表现的焦虑是被算计在营销之内的，自拍和转发是最成功的健身营销的开发案例，而展厅中没有可以成为最佳拍照背景的作品就不足以成为“网红展”。除了可以被消费的小黄鸭，还有多少人会在乎展览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又或许这其实才是策展人的“野心”，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展览被遗忘。
一切展览终将烟消云散
展览的名字叫作《大健身》，这是一个流行的话题，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健身实际上是一种“反常”，人们在欲望和标准间挣扎，什么才是标准？A4腰、蜜桃臀、天鹅颈……这些被生造出来的词汇可不就像五花八门的消费品一般是资本和商业所营造的“焦虑感”吗？“美好”代言了成功学，商品的异化衍生到了人类自身。
展览中有一幅格格不入的展品是卡尔·阿克利的《卡里辛比的巨人》，这是一个非洲巨人剥制标本的文献档案。作品背后的故事是博物馆学家兼动物学家和雕塑家卡尔·阿克利去了刚果森林，亲手杀死了一只非洲大猩猩，带回去制成了剥制标本。很多年后又有一群博物馆学者重返那个杀死“巨人”的森林地区“怀旧”，却发现有一群人类的难民住在了当初发现巨人的地方。这就像是《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的那只豹子一样成为一个隐喻。空间还是那个空间，但是巨人们已经消失了。展览曲折迂回地告诫我们这，又警示我们那，然而，最终能够接收到这些讯息的又有几个人？
健身意味着身体的革新，奶茶和汉堡包等高热量的食物又会让这种革新回到原点。展览随着展期的结束也会消失，“网红展”会被遗忘，没有观众前来打卡的展览也会被遗忘，殊途同归。一切展览都将烟消云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像是在故意寻找一种被遗忘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