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时代与社会的载体，当作家在情感、伦理层面进行新史诗书写时，其核心在于塑造出新时代人物形象。北京文学中曾涌现出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茶馆》中的王利发、《如意》中的金绮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刘恒、叶广芩、王朔、徐则臣、石一枫等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北京文学中逐渐出现了更多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为新时代北京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新力量。
定义
青年作家石一枫给出了文学典型人物的定义，“一定是贯入作家的理想和价值观，贯入一种世界观，这样的文学人物才带有整体性，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细节带出整个人物
“北京文学几十年里塑造涌现了各种各样鲜明的人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起这个人物不是整体的特质，而是想起他的一个动作、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这个人物就出来了，这是北京文学或者说北京作家写人物的特长。”石一枫以邓友梅的《那五》为例，“那五家很穷，没钱吃饭，就剩两块咸菜，那五拿着咸菜突然说了一句，再让刘妈改改刀。这就是典型的旗人，他穷的只剩下咸菜，但是还要再让刘妈改改刀，一想起那五就是这个感觉。还有老舍写《四世同堂》冠晓荷，在日本占领北京时期他特别光荣跟邻居家人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招弟当特务了。北京文学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非常直接、非常形象，塑造出一系列人物。”
方言写作优缺点并存
石一枫特别提到了北京作家写人时有一个天生的缺点。“持北京方言写作和说话的人优点是非常形象，缺点是这种语言天生不是容纳思辨，它总是容纳于生动的表意和形象之中。我们看现代文学都可以有这个感觉，比如老舍先生的东西，他是在形象方面总是能够取胜，但是在思辨方面，我觉得，拿老舍和浙江的作家、江苏作家做对比，可能这方面是有问题的。”
书写当代的冉·阿让
“我们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话语环境、文学环境下，如何写出属于北京的、属于今天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冉·阿让，是很高的挑战。”石一枫认为只是把生活中典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写出来并不够，人物需要贯入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就像《悲惨世界》一样，写芳汀容易，但写出冉·阿让特别难。冉·阿让是作家理想中抽象出来、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得出的人，如何选择这个时代对应的冉·阿让是非常难的事。”
分类
青年评论家刘大先谈到改革开放后北京文学中典型形象时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整体性结构变化出现三种新的类型。”
顽主
第一种类型是由王朔开创的，“顽主”这一类人物是跟已经呈现僵化色彩、失效的意识形态对话的人物，“‘顽主’体现的是反讽精神，他有自己对话的对象，因此价值上不是完全虚无主义的。”
传承者
第二种类型是由叶广芩一系列小说开创的，“她写两类，一类是旗人家族后裔，以《采桑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组成的大宅门里面的人物，这一系列人物跟邓友梅写的《那五》形象不一样，充满怀旧色彩、充满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缅怀。另外一类是近几年以京剧剧目为题的一系列小说，比如《大登殿》《盗御马》《豆汁记》，这跟京宅大宅门的后代不一样的是，她写的是底层人物，这是京味文学或者北京文学比较有着厚重传承积累的两类人物，在叶老师这里把这两类人，旗人形象有一个发扬光大。”
异乡人
第三类型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异乡人。“几代作家都写到，比如像刘庆邦的《红煤》宋长玉，邱华栋笔下的雄心勃勃来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荆永明写的一系列在北京城的打工者，徐则臣写办假证的、卖光碟的，石一枫写陈金芳、大姨妈……这些异乡人物构成了新的人物谱系。
举例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研究员、评论家岳雯指出“典型人物必然承载着他所处时代的要素，我们会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不管是看八十年代的郑子云、九十年代的百达省以及新世纪人物陈金芳和“我”，都能看到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八十年代：《沉重的翅膀》郑子云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我想到的是《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沉重的翅膀》是现代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郑子云是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充分体现新时期特点的人物，作者写出了改革家思想观念的冲突在他身上的复杂体现，而且更可贵的是张洁写出这个人身上的孤独感，一个人走在时代前列的时候不可避免承担许多的孤独。”
九十年代：《永远有多远》白大省
“九十年代里面的典型人物我想到的是铁凝《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白大省的“仁义”姑娘的成长故事。“铁凝大部分是谈这个人身上仁义的一面，这也是对北京的概括，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她不管怎么委屈，都会把自己牺牲掉成全别人，这样一种仁义的女孩子形象可能是九十年代我们对于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想象。”
新世纪：《世间已无陈金芳》“我”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石一枫创作的中篇小说集，讲述了“北漂女孩”陈金芳的奋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的幻灭。“对于陈金芳，我这两天重读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之前吸引我的是陈金芳的话，第二次重读的时候，吸引我的是《世间已无陈金芳》里面的‘我’，他身上那样一种散淡的表情，这个是追求到极致但是发现无路可走的散淡，和老舍影响下的北京人的神情有某种共通性，非常好的是他写出‘我’和陈金芳在新和旧之间的纠缠。”岳雯认为新的时代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种新和旧以一种极其缠绕和复杂的方式纠葛在一起，“新的东西、新的人物野心勃勃，似乎在大的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旧的人物有自己的处世尊严，跌破底线的事不能干，他内心也很狂热，只是那种追求不是对利益的追求，而是对人的更丰富生活的追求。”
人是时代与社会的载体，当作家在情感、伦理层面进行新史诗书写时，其核心在于塑造出新时代人物形象。北京文学中曾涌现出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茶馆》中的王利发、《如意》中的金绮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刘恒、叶广芩、王朔、徐则臣、石一枫等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北京文学中逐渐出现了更多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为新时代北京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新力量。
定义
青年作家石一枫给出了文学典型人物的定义，“一定是贯入作家的理想和价值观，贯入一种世界观，这样的文学人物才带有整体性，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细节带出整个人物
“北京文学几十年里塑造涌现了各种各样鲜明的人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起这个人物不是整体的特质，而是想起他的一个动作、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这个人物就出来了，这是北京文学或者说北京作家写人物的特长。”石一枫以邓友梅的《那五》为例，“那五家很穷，没钱吃饭，就剩两块咸菜，那五拿着咸菜突然说了一句，再让刘妈改改刀。这就是典型的旗人，他穷的只剩下咸菜，但是还要再让刘妈改改刀，一想起那五就是这个感觉。还有老舍写《四世同堂》冠晓荷，在日本占领北京时期他特别光荣跟邻居家人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招弟当特务了。北京文学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非常直接、非常形象，塑造出一系列人物。”
方言写作优缺点并存
石一枫特别提到了北京作家写人时有一个天生的缺点。“持北京方言写作和说话的人优点是非常形象，缺点是这种语言天生不是容纳思辨，它总是容纳于生动的表意和形象之中。我们看现代文学都可以有这个感觉，比如老舍先生的东西，他是在形象方面总是能够取胜，但是在思辨方面，我觉得，拿老舍和浙江的作家、江苏作家做对比，可能这方面是有问题的。”
书写当代的冉·阿让
“我们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话语环境、文学环境下，如何写出属于北京的、属于今天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冉·阿让，是很高的挑战。”石一枫认为只是把生活中典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写出来并不够，人物需要贯入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就像《悲惨世界》一样，写芳汀容易，但写出冉·阿让特别难。冉·阿让是作家理想中抽象出来、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得出的人，如何选择这个时代对应的冉·阿让是非常难的事。”
分类
青年评论家刘大先谈到改革开放后北京文学中典型形象时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整体性结构变化出现三种新的类型。”
顽主
第一种类型是由王朔开创的，“顽主”这一类人物是跟已经呈现僵化色彩、失效的意识形态对话的人物，“‘顽主’体现的是反讽精神，他有自己对话的对象，因此价值上不是完全虚无主义的。”
传承者
第二种类型是由叶广芩一系列小说开创的，“她写两类，一类是旗人家族后裔，以《采桑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组成的大宅门里面的人物，这一系列人物跟邓友梅写的《那五》形象不一样，充满怀旧色彩、充满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缅怀。另外一类是近几年以京剧剧目为题的一系列小说，比如《大登殿》《盗御马》《豆汁记》，这跟京宅大宅门的后代不一样的是，她写的是底层人物，这是京味文学或者北京文学比较有着厚重传承积累的两类人物，在叶老师这里把这两类人，旗人形象有一个发扬光大。”
异乡人
第三类型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异乡人。“几代作家都写到，比如像刘庆邦的《红煤》宋长玉，邱华栋笔下的雄心勃勃来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荆永明写的一系列在北京城的打工者，徐则臣写办假证的、卖光碟的，石一枫写陈金芳、大姨妈……这些异乡人物构成了新的人物谱系。
举例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研究员、评论家岳雯指出“典型人物必然承载着他所处时代的要素，我们会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不管是看八十年代的郑子云、九十年代的百达省以及新世纪人物陈金芳和“我”，都能看到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八十年代：《沉重的翅膀》郑子云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我想到的是《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沉重的翅膀》是现代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郑子云是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充分体现新时期特点的人物，作者写出了改革家思想观念的冲突在他身上的复杂体现，而且更可贵的是张洁写出这个人身上的孤独感，一个人走在时代前列的时候不可避免承担许多的孤独。”
九十年代：《永远有多远》白大省
“九十年代里面的典型人物我想到的是铁凝《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白大省的“仁义”姑娘的成长故事。“铁凝大部分是谈这个人身上仁义的一面，这也是对北京的概括，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她不管怎么委屈，都会把自己牺牲掉成全别人，这样一种仁义的女孩子形象可能是九十年代我们对于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想象。”
新世纪：《世间已无陈金芳》“我”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石一枫创作的中篇小说集，讲述了“北漂女孩”陈金芳的奋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的幻灭。“对于陈金芳，我这两天重读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之前吸引我的是陈金芳的话，第二次重读的时候，吸引我的是《世间已无陈金芳》里面的‘我’，他身上那样一种散淡的表情，这个是追求到极致但是发现无路可走的散淡，和老舍影响下的北京人的神情有某种共通性，非常好的是他写出‘我’和陈金芳在新和旧之间的纠缠。”岳雯认为新的时代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种新和旧以一种极其缠绕和复杂的方式纠葛在一起，“新的东西、新的人物野心勃勃，似乎在大的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旧的人物有自己的处世尊严，跌破底线的事不能干，他内心也很狂热，只是那种追求不是对利益的追求，而是对人的更丰富生活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