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十月，中国的天空响起了惊雷。雷声把人们唤醒，他们迎着秋天的阳光，擦干眼中的泪水和身上的血迹，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十年的苦难太沉重，也太惨烈，人们都在考虑如何结束过去，创造未来。政治家们有他们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们在筹划着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都不逊色的伟大的工程。在最先醒来的人们中，有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文学家们——包括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家们在内的全体文学工作者——他们也隐约地感到了特殊时期对于文学重建的召唤，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一庄严事业的悄悄的激动。

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的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①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十月的阳光是明媚的，但十月的秋风又有些让人感到了寒气的逼近。但毕竟，文学已经听到了时代的潮水在远方涌动的声音。《十月》一旦选择了诞生，它就不打算停止自己的脚步。哪怕遍野荆棘，它也要滴血前行。刊物出版的第二年，就有一场关于《飞天》的遭遇战。一个以饥荒和动乱为背景的爱情，受到了强暴。作品第一次涉及了对于“文革”、高级干部滥用权力以及腐败的揭露，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段故事已成过去，20余年后抚今追昔，不能不惊叹作者和编者的睿智和胆识。当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了一则起于青萍之末的风的预言。它的警策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文学原是社会良知的一盏明灯，它又是社会病变的显微镜，有时甚至也能成为一付杀菌剂。为了这种目的，它往往要付出代价，但亦在所不惜。

在难忘的岁月里，在我们的心灵中，永远镌刻着那披着长巾凌空起舞的美丽的女神的形象。艺术匠师们凭借着他们非凡的想象力，让飞天在自由的天宇中翱翔。她是苦难的见证，也是人间真情的见证。就这样，刊物在思想解放的大时代里，以勇敢而机智的姿态追求并创造着，迎接艺术解放的大时代的到来。它以自己骄人的业绩，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勇猛的先行者和崇高目标的实践者。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了伟大而辉煌的80年代。中国文学满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它已经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且正以充盈的浪漫情怀，以自己坚定、勇敢和创造性的劳动去迎接这个时代。一方面是要修复文化虚无主义和“新纪元”论②造出的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一方面是要修复与一切外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这从1978年8月出版的第一期刊物所设置的“学习与借鉴”栏目即可看出。在这与千万读者初次见面的时候，《十月》刊登了鲁迅的《药》、矛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以及都德的《最后一课》，并分别佐以欣赏分析的文章。编者“接续”传统的意图非常明显。那时，长久的与世隔绝，造成的视野的闭塞，观念和方法的陈旧，使当日的中国文学家个个都成了饕餮之人。他们饥不择食，贪婪地吞食一切，以弥补长久的文化饥饿。

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在修复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引进新知的大背景下展开了。他们心照不宣，有着一个宏阔的计划，即要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使中国文学夺回失去的时间并开始正常的运行。在文学做梦的年代，《十月》也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走在前面的刊物。至今人们阅读它当日发表的那些文字，依然难以抑制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人们很难忘怀那个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泰山极顶庄严绮丽的夜色中所进行的那场劫后重逢的对话。深重的悔恨和自省，激情的燃烧及退潮，经历历史沧桑的人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把灾难的记忆留在了身后，憧憬着更加理性、更富哲理的人生，那时节——

只见火红的夕阳正悬挂在万里云海上，开始向天空投射出无比绚烂的光辉。青色、红色、金色、紫色的万丈光芒，像一面巨大无比的轻纱薄幔，在整个西部天空舒展开来，把半个天穹都铺满了——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被全部镀上了一层金色。

这是一场庄严的告别，更是一场伟大的迎接，迎接那经历了阵痛之后的更加辉煌的日出。“许多只能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这一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③。也许没有过去的是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记忆带来的悔恨与彻悟。整个80年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都沐浴在这样一片十月给予的激情之中。《十月》没有辜负诞生了它的时候，它勇敢而智慧地穿越险象丛生的开阔地，绕过一丛又一丛可能触雷的榛莽，而把文学的争取和希望留给了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新时期。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欢乐，而是在痛苦的反思之后迎接了文学复兴的欢乐。那一切是多么难忘，当我们那变得澄澈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雁，三只，五只，终于组成了雁阵，“雁阵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在苍穹上写了一个铺天盖地的‘人’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这伟大的争取和觉醒而自豪。

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这种纠结着痛苦的挣扎最终而赢得欢乐的氛围。正如如下一段文字所揭示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到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终是光明的。因为这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④

刊物的编者们辛勤地工作着，艰难地进行着。那些饱含着时代反思精神的作品，一篇一篇从这里走向社会。那些作品传达着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思考，从对动乱年代的追忆和批判，到呼唤人性的复归，从苦等来车的没有站牌的车站，到艰难起飞的深重的翅膀，《十月》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清楚地记得，在瑶山深处有一座爬满青藤的木屋，那里住着一位青春美丽的瑶家女子，由于密林深处透进了一线明亮的阳光，她终于结束了与世隔绝的封闭，萌醒了对于健康、自由生活的向往。那里后来演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人们至今还为那个女子的命运悬心。这说明通往光明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而《十月》为此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这一份诞生于黑暗与光明际会时节的刊物，从它出刊的那一天起，就把表现和讲述时代盛衰、万家忧乐当成是自己的庄严使命。它记载着当代中国人的泪水和血水，它尽情地抒写着深重苦难带来的悲哀，以及灾难结束之后的欢愉。它是新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呼喊。社会接受并认可了它。这从刊物的发行量一路攀升即可看出，从1978年始刊发行10万册，到1980年底已接近24万册，到1981年，最高印数达58万5千册。1981年到1983年间，因为印量激增，邮运量过大，不得不安排在北京、湖北、四川三地同时印刷发行。三年中，平均印数都在40万册以上。一本文学刊物能够获得这么巨大的发行份额，只说明读者需要它，它和读者的心是贴近的。具体一些说，是由于刊物能够不断地推出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作品。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篇小说评奖为例，第一届获奖作品共15篇，《十月》占了5篇，为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届、第三届各为20篇，《十月》分别为5篇和4篇。这数字很说明问题。

《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要是《十月》只有领先于时代的思想领悟，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丰富而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它最终也会失去读者。现在反观当年，在那些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中，的确也存在着艺术粗糙、或者表达过于直露等缺陷。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那些艺术粗糙的作品，即使轰动一时，也不会保留下来。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有一部或两部作品，最先向话剧的创造和演出，发出了艺术变革的“绝对信号”，那里有面临窘境的青年人的沉沦、彷徨和追求，也有在车站徒步出发的独行者。还有一部作品，最先倡导了小说叙事的创新，在那里，主人公30年的升降浮沉，幻成了一只蝴蝶的梦，但最终，作者说“不管你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是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⑤。这些作品记载着一个时代文学进行的路径，它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全部艰辛和辉煌。也许这一切都说明着如今出版《十月》典藏版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的文学刊物，在沐浴21世纪曙光的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影视屏幕和休闲刊物夺去了为生活奔波的人群的大部分剩余时间，纯文学很难使少有闲暇的人们静下心来，品尝精致的文艺作品。而市场运作和传媒导引的结果又夺去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在创作方面，由于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和诱惑，应时的和随众的动机，也使一些作家失去了耐心和毅力。文章为时而作，作品为世所用，这样的价值观在一些作家那里受到了冷漠甚至调侃。文学的时尚化仿佛是一场迅速蔓延的传染病，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正在可悲地沦为快餐和软饮料。

这是一场相当严峻的考验。但在困境之中，《十月》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它的发行量仍稳居中国原创文学期刊的鳌头。《十月》靠什么持久赢得读者如此的青睐？它决胜的秘密在那里？这是我们萌起出版典藏品丛书念头的动因。目的在于提醒人们珍惜我们曾经进行过的努力。回顾我们曾经拥有的艰难和克服艰难之后的欢乐，由于我们曾经尽心尽力，我们的工作曾给人们带来震撼——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的关注，文学成为希望和追求的象征。文学有自己的传统，那是无数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所积存的经验的延伸。这种血脉不会断绝。我们坚信，在某一个时期，由于某一种机遇，文学和时代会再一次磨擦，重新生发出耀眼的火花。这就是我们的祝祷和期待。

12月1日，完稿于北京大学

①见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原话是：“从主观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能引起人的音乐的感觉；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某一种本质力量的肯定”。《马克思 恩格斯 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第一版，第204页。

②出处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载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原文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③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南珊对李怀平说的话。见《十月》1981年第1期。

④见张承志《北方的河》，文前题记。《十月》1984年第1期。

⑤见王蒙《蝴蝶》。文中说：“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实在少见——它有一种结实的、沉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