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的批评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与他的美术史研究是二元共生、互为滋养的。一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画史本身就是一个前后贯通的浑然整体，当代美术发展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导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以，他对这段画史的深入查考自然会延伸到对当代画坛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理论争鸣的热潮期，郎先生身逢其时，审视彼时文化界和美术界的现状，撰写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现状，介入美术批评，几乎是一种责任。”
郎先生的批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谈当代语境下中国画的生存、发展及其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如中国画面对的情境和主题、中国画的类型、中国画的笔墨、中国画的现代革新、中国画的教育以及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关系、新潮美术、现代艺术、民间美术、农民画等。另一类是画家的专题批评，如周思聪、李伯安、李老十、田黎明、李孝萱、唐勇力、尉晓榕等，他都写过重要的画评文章。
将30年间郎先生的这些批评文章一一读下来，可以看到时代的真实显影，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历史的烟云变幻和画坛的悲喜过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本身也成为历史。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最典型的品格就是“求真”二字。他曾说：“评论即研究，研究则应把事实（史实）摆在第一位……认真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比盲目下一个伟大结论更有价值。”（《艺术评论的规范性与文风》）
郎先生写过一部关于当代画家李孝萱的批评专著《从写实到荒诞——李孝萱的现代水墨》，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讲道：“这本书集中表达了我对中国画革新探索的支持，但这支持不是没有限定、分析、选择、批评的赞美和追捧。热情肯定探索精神是一回事，冷静判断探索结果是另一回事。”这其实道出了先生从事批评工作的总立场——肯于说“好”，也敢于说“不好”。这在“表扬稿”式的文艺批评流行的今天，多么可贵。太多时候，都是说“好”容易，说“不好”难，尤其是让艺术家们平和地接受“不好”的指摘和评点，似乎更难。
很多艺术家们都说，郎先生的批评文章非常耐读，而且读完心服口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先生确为知画、懂画之人，所以不论臧否，皆能说到肯綮之处。一味褒扬的批评，或善或美；坦言优长又指明不足的批评，才可称真。
郎先生在艺术批评中的“求真”，来自一份对待艺术的不可撼动的原则性，敢于挑战权威，不随波逐流，从真实出发，从艺术本身出发。先生平素蔼然、宁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严肃以对。作为一位尊重历史真貌的学者、崇尚真诚的批评家，这一品质最难得，也最珍贵。
鲁迅先生曾评价陶渊明，不仅有“悠然见南山”的冲淡，也有“金刚怒目”的血性，此语恰与郎先生的性格存有某些相似处。一旦谈及不公不平事，先生温颜易色，每当此时，他清瘦的身影骤然高峻，一身坦荡凛然的文人风骨不容侵犯。
郎先生的批评文字中时常流露出对富有崇正、健朗之美的经典艺术的敬慕与怀念，对时下某些粗制滥造的艺术作品颇有微词，这也是他依循艺术史发展规律做出的“求真”的判断和预见。正如他在《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一文讲道：“首先是对艺术精神性的追求，其次是对革新语言符号的探索，三是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赋予它们以生命力，在历经蜕变、反省和种种磨难之后，就会走向成熟……也许这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它总归是要出现的，因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需要。”虽此文已刊发近30年，但在重估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倡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也依然不过时。
这就是真诚的艺术批评蕴涵的恒久力量。
学人小传
郎绍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教授中国美术史等课程。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并留院美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专著、文集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重建中国精英艺术》《守护与拓进》《齐白石》《齐白石的世界》《林风眠》《陶冷月》《自然的再发现》《从写实到荒诞》《郎绍君美术时评》等，主编有《齐白石全集》《陆俨少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名画家全集（近现代部分）》等。《齐白石》获文化部首届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重要学术活动包括：主持中国首届批评家提名展（水墨部分）及学术研讨会（1993）；担任香港虚白斋藏画国际研讨会执行主席（1995）；参加台湾“齐白石大展”并做主题演讲（2002）；应邀到捷克国家美术馆，对馆藏中国画做鉴定（2002）；策划、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作者：张鹏，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国传统画论、艺术产业等，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艺术评论文集《清谈与玄想》等。）
求真的批评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与他的美术史研究是二元共生、互为滋养的。一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画史本身就是一个前后贯通的浑然整体，当代美术发展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导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以，他对这段画史的深入查考自然会延伸到对当代画坛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理论争鸣的热潮期，郎先生身逢其时，审视彼时文化界和美术界的现状，撰写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现状，介入美术批评，几乎是一种责任。”
郎先生的批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谈当代语境下中国画的生存、发展及其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如中国画面对的情境和主题、中国画的类型、中国画的笔墨、中国画的现代革新、中国画的教育以及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关系、新潮美术、现代艺术、民间美术、农民画等。另一类是画家的专题批评，如周思聪、李伯安、李老十、田黎明、李孝萱、唐勇力、尉晓榕等，他都写过重要的画评文章。
将30年间郎先生的这些批评文章一一读下来，可以看到时代的真实显影，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历史的烟云变幻和画坛的悲喜过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本身也成为历史。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最典型的品格就是“求真”二字。他曾说：“评论即研究，研究则应把事实（史实）摆在第一位……认真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比盲目下一个伟大结论更有价值。”（《艺术评论的规范性与文风》）
郎先生写过一部关于当代画家李孝萱的批评专著《从写实到荒诞——李孝萱的现代水墨》，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讲道：“这本书集中表达了我对中国画革新探索的支持，但这支持不是没有限定、分析、选择、批评的赞美和追捧。热情肯定探索精神是一回事，冷静判断探索结果是另一回事。”这其实道出了先生从事批评工作的总立场——肯于说“好”，也敢于说“不好”。这在“表扬稿”式的文艺批评流行的今天，多么可贵。太多时候，都是说“好”容易，说“不好”难，尤其是让艺术家们平和地接受“不好”的指摘和评点，似乎更难。
很多艺术家们都说，郎先生的批评文章非常耐读，而且读完心服口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先生确为知画、懂画之人，所以不论臧否，皆能说到肯綮之处。一味褒扬的批评，或善或美；坦言优长又指明不足的批评，才可称真。
郎先生在艺术批评中的“求真”，来自一份对待艺术的不可撼动的原则性，敢于挑战权威，不随波逐流，从真实出发，从艺术本身出发。先生平素蔼然、宁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严肃以对。作为一位尊重历史真貌的学者、崇尚真诚的批评家，这一品质最难得，也最珍贵。
鲁迅先生曾评价陶渊明，不仅有“悠然见南山”的冲淡，也有“金刚怒目”的血性，此语恰与郎先生的性格存有某些相似处。一旦谈及不公不平事，先生温颜易色，每当此时，他清瘦的身影骤然高峻，一身坦荡凛然的文人风骨不容侵犯。
郎先生的批评文字中时常流露出对富有崇正、健朗之美的经典艺术的敬慕与怀念，对时下某些粗制滥造的艺术作品颇有微词，这也是他依循艺术史发展规律做出的“求真”的判断和预见。正如他在《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一文讲道：“首先是对艺术精神性的追求，其次是对革新语言符号的探索，三是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赋予它们以生命力，在历经蜕变、反省和种种磨难之后，就会走向成熟……也许这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它总归是要出现的，因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需要。”虽此文已刊发近30年，但在重估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倡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也依然不过时。
这就是真诚的艺术批评蕴涵的恒久力量。
学人小传
郎绍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教授中国美术史等课程。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并留院美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专著、文集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重建中国精英艺术》《守护与拓进》《齐白石》《齐白石的世界》《林风眠》《陶冷月》《自然的再发现》《从写实到荒诞》《郎绍君美术时评》等，主编有《齐白石全集》《陆俨少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名画家全集（近现代部分）》等。《齐白石》获文化部首届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重要学术活动包括：主持中国首届批评家提名展（水墨部分）及学术研讨会（1993）；担任香港虚白斋藏画国际研讨会执行主席（1995）；参加台湾“齐白石大展”并做主题演讲（2002）；应邀到捷克国家美术馆，对馆藏中国画做鉴定（2002）；策划、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作者：张鹏，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国传统画论、艺术产业等，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艺术评论文集《清谈与玄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