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止步的电视剧奠基人

2018-08-29 15:56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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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电视剧中心出品了一批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1985年的《四世同堂》、1990年的《渴望》、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1995年的《无悔追踪》、1998年的《一年又一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在题材上锐意创新,勇于突破,绝不重复,幕后功臣是至今仍奋斗在电视剧创作一线的导演郑晓龙。

如今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前半部分讲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后半部分是美国人到中国来的故事。虽然故事、人物和25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有续有新,但主题一脉相承,同样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下,两国人之间的故事。郑晓龙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对美国是仰视,在仰视的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爱国情怀,但是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心态变得平和很多,是平视,大家会比较平等地来看东西方差异,变得幽默了,变得敢于开玩笑了。还是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实地反映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吧。”

为什么非要考大学

1977年恢复的全国高考改变了当时很多人的命运,郑晓龙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志在必得的目标使命,只是带着好奇心和新鲜劲儿尝试一把,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郑晓龙并没有参加,那时他是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的记者,被派往海南农村采访一个月,跑了十几个县。那时候对很多人而言,高考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但郑晓龙已经有了一份别人梦寐以求的体面工作,就连父亲也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非要去考大学。“当时我才25岁,如果就那么混着也没问题。但我想给自己点压力,原来上大学之前就看过好多书,在部队的图书馆有大量的文学名著。我就想考考大学,检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最后五门功课,总共330分,考上了北大分校,没上成本校,因为数学我没分,根本没去考,完全不会呀。”

1982年,29岁的郑晓龙大学毕业,重回电台工作。孰料,四年后的电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里面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台长问他的工作意愿,他选择了电视台。“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其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于是,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接得比较紧,于是就在1982年底的时候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那时候,电视剧到底是什么人们还都不明所以,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过《矿长》、《头发的故事》,形式上更接近电影。郑晓龙说:“那会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长影、西影以及各个电影厂,他们都有拍电影的能力,想回北京,但北影厂又进不去,就都集中到了我们这儿。”所以,电视剧到底是什么,大家是在有点迷茫的状态下不断学习,并无成功先例可以借鉴,完全是凭感觉去摸索。

工作半年后,郑晓龙很快升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剧本创作。其间,他写了《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两个剧本,每一部都有崭新的尝试,自然也招来很多意见。郑晓龙回忆说:“当时的创作主流强调的都是政治性,比如题材方面,就得是革命英雄主义、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而我特别强调故事好看,想拍讲普通人的生活,讲普通人情感的电视剧。”《空中小姐》创作之初就争议很大,那是一个纯爱情故事,有领导质疑意义何在,能代表什么?郑晓龙回答人类美好爱情难道不是意义吗?难道不应该歌颂吗?“我们中心的领导有时候不认可,我就越级找上面的领导,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讲解放思想,努力向外看,文艺作品大量百花齐放地涌现出来,年轻的创作者总想要跟时代接轨,也总是想挣脱一些什么。”

忐忑的《编辑部的故事》

1990年,郑晓龙担任总策划的《渴望》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潮,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因为播出时降低了全国的犯罪率,还得到公安部表彰。郑晓龙也升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他没有固守荣誉因循旧路,他主抓的另一部后来成为经典的《编辑部的故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从创作到播出前,他承认一路忐忑不安。

“《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片子怎么能够放呢?插科打诨,实在对生活不严肃,你搞了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讽刺马列主义,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有刘书友这样的也能当主角?还有余德利这种,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些人怎么能成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主要人物?”郑晓龙回想起当年的反对意见,那些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一点也不好笑。郑晓龙思想比较开放,北京广电总局的老局长张永经做艺术顾问。有人劝张永经,“别晚节不保”,但张永经力排众议,让《编辑部的故事》得以立项开拍。“张永经主要觉得这作品首先是无害,在笑声当中讽刺社会的一些问题。当时整个社会解放思想,各种各样想法的人都有,本质上这些人都是好人,遇到大灾害人人都献爱心”,郑晓龙说。

《编辑部的故事》中有很多人物类型,即便现在的电视剧都鲜有涉及,比如张国立饰演的同性恋,还有歌星双双,还有一些无比荒诞的故事夸大地反映现实,如今再看也依旧映射人心,比如飞来的星星和欺凌雇主的小保姆。所以,当时能拍是过了第一关,播出时又遇到困难。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他曾在中南海接见过《渴望》剧组,很喜欢北视中心的这帮年轻人。“来北视中心这个会上我就问他,《编辑部的故事》给您送去了带子,您看没看?他说我没看,但是我请我们办公厅的年轻人看了,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们打篮球,问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又很逗。我想办公厅的年轻人水平够高吧,他们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郑晓龙说。由此,《编辑部的故事》顺利在全国播出,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又一部经典。据说,姜文后来和郑晓龙合作《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因为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他没想到电视剧能拍得这么有意思。

没钱,胆大,敢去美国

《编辑部的故事》实践了一个在当时大开脑洞的筹资方法,首开先例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那个年代拍电视剧最难的不是找演员、写剧本,而是筹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国家事业单位,有一部分政府拨款,除此之外用于拍摄的大部分费用需要到社会上四处筹资,金主都是餐馆和做服装生意的私营老板。郑晓龙便想到找大企业做赞助,产品植入剧情中,《编辑部的故事》里植入了百龙矿泉壶和洁厕灵。“那会儿对金主还有剧情都要负责,我们不光编台词、还编情节,还要看起来合情合理,又让对方满意。台词里‘少抽两包万宝路,一年不用刷厕所’,说的就是洁厕灵。”郑晓龙回忆,当时百龙矿泉壶产品推出不久,几乎谈不上什么知名度,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六七个人从一辆黄色小面包车里下来,等到电视剧播出后,矿泉壶老板是坐着奔驰车来感谢剧组的。

有了《编辑部的故事》的筹资先例,郑晓龙的想法更大胆了,他想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就是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1991年郑晓龙曾赴美从事电视发行业务,在纽约工作了三个月,由此初识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人们将国外想象成理想天堂,却与曹桂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里写到的中国人在美国真实生活有巨大反差,这燃起了郑晓龙的创作冲动。从美国回国后,他开始策划创作剧本,而且设想必须在美国拍,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部电视剧走出国门拍摄。

没钱,是最现实的难题。有人提出不去纽约,就在国内搭景的折中方案,郑晓龙觉得根本不可能。“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外景上的不一样,内景也很不一样,你在中国哪找Supermarket,(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还没超市呢,街上还都是打酱油的小铺呢,是拿大木勺舀的那种……那会儿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差距太大了,车辆、街道和人的富裕程度都完全不一样。”郑晓龙说。全程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的想法在当时何止是大胆,简直是天方夜谭。创作剧本时,编剧们还都觉得是白日做梦,李晓明(《渴望》编剧)给大家打气说,“晓龙这家伙算是福将,每次都成,咱们再看这次红旗到底能扛多久。”结果,郑晓龙真的就办成了,先从三九胃泰药厂拉来50万赞助,又经上级领导安排,从银行贷款,勉强凑够了拍摄资金。

“第一是没有钱,第二对国外的了解特别少,但就是胆儿特别大。我们那个剧组40多个人,21集的戏整个在美国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吧。”郑晓龙回忆说,“我们去跟纽约负责这块的办公室报备了一下,取得了拍摄许可证,那个不花钱。事实上,他们要求你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再提前报备,他要派警察来给你维持秩序,还要给人家小费,这个小费我们都不乐意给,因为没钱。经常是说好在哪个饭店拍,就开车到饭店附近一停,下来一车人扛着机器,支上就拍。那会儿我们很穷,美国人对我们这些穷人也网开一面的,在大街上拍他也不管你。”

最后离开美国时,剧组攒了一堆停车罚单,由律师处理统一交了罚款。用“无知者无畏”形容《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毫不为过。有一次剧组司机超速,被警察拦下,拿出中国护照,且一句英文不会说,美国警察只能干瞪眼。后来在法庭上,代表律师还讨价还价,不认无照驾驶的罚,理由是中国是世界驾驶协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在美国能有三个月的开车期限。但事实上,当时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加入过世界驾驶协会,是台湾加入的,但律师提出,中美联合公报上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法官认为辩护有理,于是这张罚单就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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