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电视剧中心出品了一批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1985年的《四世同堂》、1990年的《渴望》、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1995年的《无悔追踪》、1998年的《一年又一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在题材上锐意创新，勇于突破，绝不重复，幕后功臣是至今仍奋斗在电视剧创作一线的导演郑晓龙。
如今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前半部分讲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后半部分是美国人到中国来的故事。虽然故事、人物和25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有续有新，但主题一脉相承，同样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下，两国人之间的故事。郑晓龙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对美国是仰视，在仰视的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爱国情怀，但是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心态变得平和很多，是平视，大家会比较平等地来看东西方差异，变得幽默了，变得敢于开玩笑了。还是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实地反映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吧。”
为什么非要考大学
1977年恢复的全国高考改变了当时很多人的命运，郑晓龙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志在必得的目标使命，只是带着好奇心和新鲜劲儿尝试一把，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郑晓龙并没有参加，那时他是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的记者，被派往海南农村采访一个月，跑了十几个县。那时候对很多人而言，高考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但郑晓龙已经有了一份别人梦寐以求的体面工作，就连父亲也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非要去考大学。“当时我才25岁，如果就那么混着也没问题。但我想给自己点压力，原来上大学之前就看过好多书，在部队的图书馆有大量的文学名著。我就想考考大学，检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最后五门功课，总共330分，考上了北大分校，没上成本校，因为数学我没分，根本没去考，完全不会呀。”
1982年，29岁的郑晓龙大学毕业，重回电台工作。孰料，四年后的电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里面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台长问他的工作意愿，他选择了电视台。“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其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于是，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接得比较紧，于是就在1982年底的时候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那时候，电视剧到底是什么人们还都不明所以，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过《矿长》、《头发的故事》，形式上更接近电影。郑晓龙说：“那会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长影、西影以及各个电影厂，他们都有拍电影的能力，想回北京，但北影厂又进不去，就都集中到了我们这儿。”所以，电视剧到底是什么，大家是在有点迷茫的状态下不断学习，并无成功先例可以借鉴，完全是凭感觉去摸索。
工作半年后，郑晓龙很快升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剧本创作。其间，他写了《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两个剧本，每一部都有崭新的尝试，自然也招来很多意见。郑晓龙回忆说：“当时的创作主流强调的都是政治性，比如题材方面，就得是革命英雄主义、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而我特别强调故事好看，想拍讲普通人的生活，讲普通人情感的电视剧。”《空中小姐》创作之初就争议很大，那是一个纯爱情故事，有领导质疑意义何在，能代表什么？郑晓龙回答人类美好爱情难道不是意义吗？难道不应该歌颂吗？“我们中心的领导有时候不认可，我就越级找上面的领导，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讲解放思想，努力向外看，文艺作品大量百花齐放地涌现出来，年轻的创作者总想要跟时代接轨，也总是想挣脱一些什么。”
忐忑的《编辑部的故事》
1990年，郑晓龙担任总策划的《渴望》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潮，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因为播出时降低了全国的犯罪率，还得到公安部表彰。郑晓龙也升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他没有固守荣誉因循旧路，他主抓的另一部后来成为经典的《编辑部的故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从创作到播出前，他承认一路忐忑不安。
“《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片子怎么能够放呢？插科打诨，实在对生活不严肃，你搞了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讽刺马列主义，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有刘书友这样的也能当主角？还有余德利这种，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些人怎么能成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主要人物？”郑晓龙回想起当年的反对意见，那些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一点也不好笑。郑晓龙思想比较开放，北京广电总局的老局长张永经做艺术顾问。有人劝张永经，“别晚节不保”，但张永经力排众议，让《编辑部的故事》得以立项开拍。“张永经主要觉得这作品首先是无害，在笑声当中讽刺社会的一些问题。当时整个社会解放思想，各种各样想法的人都有，本质上这些人都是好人，遇到大灾害人人都献爱心”，郑晓龙说。
《编辑部的故事》中有很多人物类型，即便现在的电视剧都鲜有涉及，比如张国立饰演的同性恋，还有歌星双双，还有一些无比荒诞的故事夸大地反映现实，如今再看也依旧映射人心，比如飞来的星星和欺凌雇主的小保姆。所以，当时能拍是过了第一关，播出时又遇到困难。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他曾在中南海接见过《渴望》剧组，很喜欢北视中心的这帮年轻人。“来北视中心这个会上我就问他，《编辑部的故事》给您送去了带子，您看没看？他说我没看，但是我请我们办公厅的年轻人看了，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们打篮球，问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又很逗。我想办公厅的年轻人水平够高吧，他们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郑晓龙说。由此，《编辑部的故事》顺利在全国播出，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又一部经典。据说，姜文后来和郑晓龙合作《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因为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他没想到电视剧能拍得这么有意思。
没钱，胆大，敢去美国
《编辑部的故事》实践了一个在当时大开脑洞的筹资方法，首开先例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那个年代拍电视剧最难的不是找演员、写剧本，而是筹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国家事业单位，有一部分政府拨款，除此之外用于拍摄的大部分费用需要到社会上四处筹资，金主都是餐馆和做服装生意的私营老板。郑晓龙便想到找大企业做赞助，产品植入剧情中，《编辑部的故事》里植入了百龙矿泉壶和洁厕灵。“那会儿对金主还有剧情都要负责，我们不光编台词、还编情节，还要看起来合情合理，又让对方满意。台词里‘少抽两包万宝路，一年不用刷厕所’，说的就是洁厕灵。”郑晓龙回忆，当时百龙矿泉壶产品推出不久，几乎谈不上什么知名度，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六七个人从一辆黄色小面包车里下来，等到电视剧播出后，矿泉壶老板是坐着奔驰车来感谢剧组的。
有了《编辑部的故事》的筹资先例，郑晓龙的想法更大胆了，他想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就是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1991年郑晓龙曾赴美从事电视发行业务，在纽约工作了三个月，由此初识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人们将国外想象成理想天堂，却与曹桂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里写到的中国人在美国真实生活有巨大反差，这燃起了郑晓龙的创作冲动。从美国回国后，他开始策划创作剧本，而且设想必须在美国拍，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部电视剧走出国门拍摄。
没钱，是最现实的难题。有人提出不去纽约，就在国内搭景的折中方案，郑晓龙觉得根本不可能。“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外景上的不一样，内景也很不一样，你在中国哪找Supermarket，（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还没超市呢，街上还都是打酱油的小铺呢，是拿大木勺舀的那种……那会儿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差距太大了，车辆、街道和人的富裕程度都完全不一样。”郑晓龙说。全程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的想法在当时何止是大胆，简直是天方夜谭。创作剧本时，编剧们还都觉得是白日做梦，李晓明（《渴望》编剧）给大家打气说，“晓龙这家伙算是福将，每次都成，咱们再看这次红旗到底能扛多久。”结果，郑晓龙真的就办成了，先从三九胃泰药厂拉来50万赞助，又经上级领导安排，从银行贷款，勉强凑够了拍摄资金。
“第一是没有钱，第二对国外的了解特别少，但就是胆儿特别大。我们那个剧组40多个人，21集的戏整个在美国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吧。”郑晓龙回忆说，“我们去跟纽约负责这块的办公室报备了一下，取得了拍摄许可证，那个不花钱。事实上，他们要求你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再提前报备，他要派警察来给你维持秩序，还要给人家小费，这个小费我们都不乐意给，因为没钱。经常是说好在哪个饭店拍，就开车到饭店附近一停，下来一车人扛着机器，支上就拍。那会儿我们很穷，美国人对我们这些穷人也网开一面的，在大街上拍他也不管你。”
最后离开美国时，剧组攒了一堆停车罚单，由律师处理统一交了罚款。用“无知者无畏”形容《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毫不为过。有一次剧组司机超速，被警察拦下，拿出中国护照，且一句英文不会说，美国警察只能干瞪眼。后来在法庭上，代表律师还讨价还价，不认无照驾驶的罚，理由是中国是世界驾驶协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在美国能有三个月的开车期限。但事实上，当时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加入过世界驾驶协会，是台湾加入的，但律师提出，中美联合公报上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法官认为辩护有理，于是这张罚单就作废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电视剧中心出品了一批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1985年的《四世同堂》、1990年的《渴望》、19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1995年的《无悔追踪》、1998年的《一年又一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在题材上锐意创新，勇于突破，绝不重复，幕后功臣是至今仍奋斗在电视剧创作一线的导演郑晓龙。
如今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前半部分讲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后半部分是美国人到中国来的故事。虽然故事、人物和25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有续有新，但主题一脉相承，同样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下，两国人之间的故事。郑晓龙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对美国是仰视，在仰视的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爱国情怀，但是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心态变得平和很多，是平视，大家会比较平等地来看东西方差异，变得幽默了，变得敢于开玩笑了。还是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实地反映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吧。”
为什么非要考大学
1977年恢复的全国高考改变了当时很多人的命运，郑晓龙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志在必得的目标使命，只是带着好奇心和新鲜劲儿尝试一把，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郑晓龙并没有参加，那时他是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的记者，被派往海南农村采访一个月，跑了十几个县。那时候对很多人而言，高考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但郑晓龙已经有了一份别人梦寐以求的体面工作，就连父亲也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非要去考大学。“当时我才25岁，如果就那么混着也没问题。但我想给自己点压力，原来上大学之前就看过好多书，在部队的图书馆有大量的文学名著。我就想考考大学，检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最后五门功课，总共330分，考上了北大分校，没上成本校，因为数学我没分，根本没去考，完全不会呀。”
1982年，29岁的郑晓龙大学毕业，重回电台工作。孰料，四年后的电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广播电视局，里面增加了一个电视台，还增加了一个电视艺术中心，台长问他的工作意愿，他选择了电视台。“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其间还发表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于是，我就想电视艺术中心是搞电视剧的，搞文艺创作的，至少它和我的专业接得比较紧，于是就在1982年底的时候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那时候，电视剧到底是什么人们还都不明所以，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过《矿长》、《头发的故事》，形式上更接近电影。郑晓龙说：“那会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像林汝为（《四世同堂》导演）等都是来自长影、西影以及各个电影厂，他们都有拍电影的能力，想回北京，但北影厂又进不去，就都集中到了我们这儿。”所以，电视剧到底是什么，大家是在有点迷茫的状态下不断学习，并无成功先例可以借鉴，完全是凭感觉去摸索。
工作半年后，郑晓龙很快升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剧本创作。其间，他写了《空中小姐》和《迈克父子》两个剧本，每一部都有崭新的尝试，自然也招来很多意见。郑晓龙回忆说：“当时的创作主流强调的都是政治性，比如题材方面，就得是革命英雄主义、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而我特别强调故事好看，想拍讲普通人的生活，讲普通人情感的电视剧。”《空中小姐》创作之初就争议很大，那是一个纯爱情故事，有领导质疑意义何在，能代表什么？郑晓龙回答人类美好爱情难道不是意义吗？难道不应该歌颂吗？“我们中心的领导有时候不认可，我就越级找上面的领导，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讲解放思想，努力向外看，文艺作品大量百花齐放地涌现出来，年轻的创作者总想要跟时代接轨，也总是想挣脱一些什么。”
忐忑的《编辑部的故事》
1990年，郑晓龙担任总策划的《渴望》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潮，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因为播出时降低了全国的犯罪率，还得到公安部表彰。郑晓龙也升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他没有固守荣誉因循旧路，他主抓的另一部后来成为经典的《编辑部的故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从创作到播出前，他承认一路忐忑不安。
“《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片子怎么能够放呢？插科打诨，实在对生活不严肃，你搞了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讽刺马列主义，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有刘书友这样的也能当主角？还有余德利这种，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些人怎么能成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主要人物？”郑晓龙回想起当年的反对意见，那些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一点也不好笑。郑晓龙思想比较开放，北京广电总局的老局长张永经做艺术顾问。有人劝张永经，“别晚节不保”，但张永经力排众议，让《编辑部的故事》得以立项开拍。“张永经主要觉得这作品首先是无害，在笑声当中讽刺社会的一些问题。当时整个社会解放思想，各种各样想法的人都有，本质上这些人都是好人，遇到大灾害人人都献爱心”，郑晓龙说。
《编辑部的故事》中有很多人物类型，即便现在的电视剧都鲜有涉及，比如张国立饰演的同性恋，还有歌星双双，还有一些无比荒诞的故事夸大地反映现实，如今再看也依旧映射人心，比如飞来的星星和欺凌雇主的小保姆。所以，当时能拍是过了第一关，播出时又遇到困难。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他曾在中南海接见过《渴望》剧组，很喜欢北视中心的这帮年轻人。“来北视中心这个会上我就问他，《编辑部的故事》给您送去了带子，您看没看？他说我没看，但是我请我们办公厅的年轻人看了，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们打篮球，问他们看了以后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又很逗。我想办公厅的年轻人水平够高吧，他们都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郑晓龙说。由此，《编辑部的故事》顺利在全国播出，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又一部经典。据说，姜文后来和郑晓龙合作《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因为看了《编辑部的故事》，他没想到电视剧能拍得这么有意思。
没钱，胆大，敢去美国
《编辑部的故事》实践了一个在当时大开脑洞的筹资方法，首开先例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那个年代拍电视剧最难的不是找演员、写剧本，而是筹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国家事业单位，有一部分政府拨款，除此之外用于拍摄的大部分费用需要到社会上四处筹资，金主都是餐馆和做服装生意的私营老板。郑晓龙便想到找大企业做赞助，产品植入剧情中，《编辑部的故事》里植入了百龙矿泉壶和洁厕灵。“那会儿对金主还有剧情都要负责，我们不光编台词、还编情节，还要看起来合情合理，又让对方满意。台词里‘少抽两包万宝路，一年不用刷厕所’，说的就是洁厕灵。”郑晓龙回忆，当时百龙矿泉壶产品推出不久，几乎谈不上什么知名度，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六七个人从一辆黄色小面包车里下来，等到电视剧播出后，矿泉壶老板是坐着奔驰车来感谢剧组的。
有了《编辑部的故事》的筹资先例，郑晓龙的想法更大胆了，他想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就是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1991年郑晓龙曾赴美从事电视发行业务，在纽约工作了三个月，由此初识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人们将国外想象成理想天堂，却与曹桂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里写到的中国人在美国真实生活有巨大反差，这燃起了郑晓龙的创作冲动。从美国回国后，他开始策划创作剧本，而且设想必须在美国拍，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部电视剧走出国门拍摄。
没钱，是最现实的难题。有人提出不去纽约，就在国内搭景的折中方案，郑晓龙觉得根本不可能。“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外景上的不一样，内景也很不一样，你在中国哪找Supermarket，（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还没超市呢，街上还都是打酱油的小铺呢，是拿大木勺舀的那种……那会儿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差距太大了，车辆、街道和人的富裕程度都完全不一样。”郑晓龙说。全程去美国拍一部电视剧的想法在当时何止是大胆，简直是天方夜谭。创作剧本时，编剧们还都觉得是白日做梦，李晓明（《渴望》编剧）给大家打气说，“晓龙这家伙算是福将，每次都成，咱们再看这次红旗到底能扛多久。”结果，郑晓龙真的就办成了，先从三九胃泰药厂拉来50万赞助，又经上级领导安排，从银行贷款，勉强凑够了拍摄资金。
“第一是没有钱，第二对国外的了解特别少，但就是胆儿特别大。我们那个剧组40多个人，21集的戏整个在美国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吧。”郑晓龙回忆说，“我们去跟纽约负责这块的办公室报备了一下，取得了拍摄许可证，那个不花钱。事实上，他们要求你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再提前报备，他要派警察来给你维持秩序，还要给人家小费，这个小费我们都不乐意给，因为没钱。经常是说好在哪个饭店拍，就开车到饭店附近一停，下来一车人扛着机器，支上就拍。那会儿我们很穷，美国人对我们这些穷人也网开一面的，在大街上拍他也不管你。”
最后离开美国时，剧组攒了一堆停车罚单，由律师处理统一交了罚款。用“无知者无畏”形容《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毫不为过。有一次剧组司机超速，被警察拦下，拿出中国护照，且一句英文不会说，美国警察只能干瞪眼。后来在法庭上，代表律师还讨价还价，不认无照驾驶的罚，理由是中国是世界驾驶协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在美国能有三个月的开车期限。但事实上，当时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加入过世界驾驶协会，是台湾加入的，但律师提出，中美联合公报上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法官认为辩护有理，于是这张罚单就作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