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提出反思一直是写作者的责任。当我们提起纪实作品，读者通常会想到记者的责任与作家的担当。
近年来，非虚构出版逐渐在市场上形成潮流，如果对这些年国内外热门的非虚构作品进行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一些非虚构的类型以及写作、出版潮流的变化。
美国记者何伟旅居中国的经历，让他创作了《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江城》和《奇石》等作品，这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给读者之后迅速引起大量讨论，“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是当时很多评论中的关键词。外国记者从外部观察中国，视角是新鲜的，对中国日常社会生活的记录好像是没有明确目的性的，“看到什么写什么”的外国记者带给中国读者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体验：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在外国人的描述里可能有另外一种样子。类似的作品还有记者记录北京变化的《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记录打工者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记录东北生活的《东北游记》等等。
也是在何伟等记者出身的作者的影响之下，“非虚构”成为中国年轻记者和写作者效仿的一种路径，越来越多“非虚构”公众号诞生，其中有一批从传统媒体离职的前记者借助网络发起对真实故事和日常生活写作的提议，并将文章集结成纪实作品，例如“真实故事计划”出品的《穿过生命中的泥泞时刻》。
除了对中国的日常生活的记录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外国记者对其本土国家的记录，这类作品成为中国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的入口，最近几年，世纪文景出版了美国记者盖伊·特里斯的系列作品，他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等杂志撰稿。他是尝试从小人物入手开始宏伟图景记述的前辈，《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从纽约每天消耗多少加仑啤酒开始写，记录了纽约生活的日常，一些中国年轻记者也在学习类似的写法。
当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概念，也会发现大量记录“大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大部分是记者或相关问题研究者。过去有人评价新闻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作者找到一些冲突性很强、或者超越日常生活的新闻事件（当然记录没有停在“人咬狗”的猎奇层面），透过对历史，对现实表象的描述，随后展开深入分析，带领读者进入时间本身去追根溯源。如讲述埃博拉病毒蔓延的《血疫》、讲述基地组织与“9·11”事件的《巨塔杀机》。
很多本土深度报道也在尝试找到一条新的写作路径，用新的写法对热点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当然因为新媒体对流量的追求，不少选题都采用很刺激的新闻报道作为底本实现流量的转化。例如《太平洋大逃杀》这样的文章受到疯狂转发，后来影视改编版权卖掉之后，让非虚构爱好者们看到了“文章变现”的希望。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以能否卖出影视版权来衡量一个非虚构作品是否成功，最终伤害到的将是新闻的真实性本身。
近来，有一类不同以往的纪实作品在不同出版社形成小小风潮。它们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记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同于文学作家对现实进行的反思记录，这些纪实作品主要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学术框架下对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进行观察，提出自己的反思。
因为并没有一条“吸引眼球”或者“忠于流量”的要求，从选题上看，他们都很平静，但透露出很强的社会关怀。
出版品牌“理想国”最近出版了三本这样的纪实作品：《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则聚焦美国底层的住房危机；《放牧人生：湖区故事》带领读者体会牧羊人的一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田园生活记录。从题目关注的主题看，这样的“纪实”是真正的记录实际生活。这些作品的主题没有新闻的瞬时刺激感，而是关注人们生活当中暗藏风暴的话题：婚恋、住房和某种区别于都市的生活方式。这些话题并非不重要，相反，它们因为太过重要但又格外复杂，很难通过某一个新闻事件写透彻，所以需要另一种学术书写的路径。
从写法上看，其中一些作品也在突破“把自己写进作品”或者“看见什么写什么”的书写。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写的序言中，赞赏作者的克制：“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他认为，在《写文化》一书出版后，西方人类学者将“把自己写入民族志”视为一项义务，“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作对比，‘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就是报道的基本内容。”项飙在文章中提出了反思，“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退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信息碎片化和感官化……”他提出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可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对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中国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私写作、自媒体的发展令人兴奋，但是如何能在这些多样性、分散的表达基础上，形成新的大问题和公共感，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他如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纵观了纪实作品之后，项飙所说的“公共性”和“大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品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出版品牌正在制作一些类似的纪实作品，今年初夏，一本名为《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作品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书中，作者关注的对象是华尔街和华尔街文化给人与世界带来的变化，作者给投行人士写了一本民族志。这本书的作者何柔宛是一名人类学家，她通过深入到华尔街的工作和研究，把抽象的、看似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内部的运转规则用易懂的语言介绍给读者。可以说作者把华尔街当成是研究的田野，用社会学的眼光讲述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
今年在上海书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展台上，青阅读记者再次看到这本书，与此同时，书架上还有一些和《清算》有相同质感的书，例如《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它们都是纪实作品，也都是国际上知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撰写的作品：作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同时也是好读有趣的作品，更关键的是，书的主题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息息相关。
尽管这些社会学、人类学作者深入的“田野”是他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场域，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许更有地域性，但很多议题的提出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譬如《清算》中作者观察到的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譬如前文提到的《单身女性的时代》中作者观测到美国年轻女性的结婚年龄推迟以及背后的原因，这和我们身边的情况多少会有一些相似。
这些作品时常会让人感觉是名副其实的“透过阅读了解真实世界”。因为并非人人都能生活在刺激而喧嚣的新闻里，但人人确实都生活在复杂而沉默的社会中。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薄荷实验”品牌，这是一个社科学术出版计划，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倡导Think As The Natives（像“土著”一样思考），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人、世界与自我。青阅读在上海书展期间对“薄荷实验”的策划、华东师范大学社科事业部负责人顾晓清做了专访。
社会学家应当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
青阅读：我看到， “薄荷实验”定位在面向大众的、有担当的学术，最初为何会把方向定位在这里？
顾晓清：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理念对我的做书方向影响很大。他提出社会学家应当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
他认为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这和我认同的学术出版的价值也很相近，也就是说学术出版应该超越仅仅是学术的展示，不仅是为学术圈内的专业交流服务，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另一个学者，也要重视出版本身的公共性，强调学术生产的社会面向，成为整个学术界和学术外世界的桥梁。“薄荷实验”诞生之初，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社科学术桥梁。
这样的定位要求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在保证学术严谨性和适合公共阅读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不是条有章可循的道路，更多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探索。
青阅读：作为读者，我感觉这套书是“社会学家看社会”，编辑在选题过程中会做怎样的选择？
顾晓清：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这些选题传达一些社会关怀。从研究上来说，“薄荷实验”的不少选题都来自作者参与的观察，也是 “有担当的人类学”。这个涉及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对“书写者权利”的一种反思，一些人类学家希望研究不再强调客观中立，而是有奔走有呼吁，主张与被调查者分享人类学家自身的理解同样是对被调查者的尊重和关怀。
因为受米尔斯影响很深，我开始选书就还是从米尔斯入手，美国社会学界有一个以他命名的著作奖（C. Wright Mills Award），自1964年起每年评选出一些优秀的书籍，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观点，批判性地解决当代公共重要性问题，有一定的写作品质。此外，小说、论文集、未经同行评审的自出版不在评选范围之列。在基础之上，我又筛选了一遍，选出符合“薄荷实验”定位的书籍，比如《特权：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2011年的获奖图书，以英才教育的个案讲述社会不平等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再生产的，当代美国社会精英的制造过程。这本书是“薄荷实验”最早签下的一本，也符合华师大出版社教育专业出版的公共性的一面。
青阅读：我猜想，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即是在话题上有社会性，同时作品本身也符合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术标准，甚至是带有学术的创新的。
顾晓清：是的。像《音乐神童加工厂》《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这些新书，是好看的民族志，但这些作品实际上有两个关注点：既包括民族志的书写，又包括民族志的实践。民族志的书写包括比如作者的身份、风格、叙事话语、材料处理等等。那所谓民族志的实践，也就是作者在文中对社会基础、权力和自我理解，也许作者不一定能说服读者，但文本很坦率地呈现困惑和探索，在他者文化中寻找同者，为个案研究到整体性事实积累经验。
青阅读：人类学领域一定有很多关于民族志书写的要求，作为普通读者，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作品的“好读”，从编辑角度，你认为“薄荷实验”这些作品在写作上的特点是什么？
顾晓清：从编辑判断选题的角度，我通常会注意，一部适合大众传播的民族志，是不是回答了一个新鲜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作者心心念念的关切？这个问题可以是从量化的指标上发现的也可以是从现象中找寻的。一本书不能只是用理论来压材料，也不能只是访谈。处理材料或者涉及历史部分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或是事无巨细，而是为了回答那个心心念念的问题。也就是说，使用民族志是为了帮助回答作者的问题，具有某种说服力，而不是为了证明TA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当然如果TA同时是个优秀的写作者就太棒了。
青阅读：我们看到目前“薄荷实验”已经出版的译介作品中，外国学者对教育、住房、贫困、医疗，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和写作，在你看来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样问题感兴趣？
顾晓清：很多学者都已经对此做过论述，大致有两个维度：从个体来说，人们身处一团复杂的日常体验中，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不确定的意识。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会将自身经历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虑，从混沌中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这个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将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的结构性的困扰，使得公众摆脱漠然的状态。从群体来说，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过是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这样才能避免自我吹嘘和虚假的宽容，理解思想的宏大。
青阅读：在你看来，目前比较少见到国内类似的原创作品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人类学文本，通常还是把“田野”局限在长庄稼的田野里，不是说研究乡村不重要，但好像并没有很成熟的进入城市生活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顾晓清：其实在经典社会人类学界，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是在小型社区、村庄里开展田野工作，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分析亲属关系、宗教生活、农业生计、婚丧喜庆，由此来看一个社会各种制度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小地方，大议题”的思路是很经典的研究路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这些知识准备为今天研究各种类型的社会、不同文化中人和他所属群体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或者说工具箱，使得当下的人类学家在可以把“田野”的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比如不同的职业乃至虚拟社区，都可以成为新的“田野”。“薄荷实验”九月份会推出的《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就是一位在城市公共卫生部门工作的人类学者的报告。
青阅读：近年来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渐渐走出研究的象牙塔，很多社会学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很多的读者，在《清算》的发布会上好像也有女读者说因为这本书成为了人类学的粉丝。就你的观察，人类学是否正在成为一个流行的学科？
顾晓清：是不是流行我也不知道，但是民族志确实培养了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清晰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文体。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就提倡过：“让我们永不停止思考——什么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明’？这些仪式是什么，我们为何应该参与其中？这些职业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总之，它要把我们，受过教育的人，带往何方？”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对意义系统的追问和呈现都值得阅读。而民族志作为一种逐渐被公众熟悉起来的思维方式的载体，我们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青阅读：之前的一些采访中，很多写纪实的作家、记者会提出“我的任务就是记录下这些社会现实，而不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你看来，这些社会学大众学术作品能否就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呢？
顾晓清：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拿《花生漫画》举过一个例子，露西对查理·布朗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的问题出在你是你。然后查理问道：那我能怎么办呢？露西回答道：我无可奉劝。我只管指出问题的根源。社会研究也是如此，社会问题根源深杳，社会研究常常不过有助于展示它们有多深而已。然而，诊疗总归是医疗的必经之路。
青阅读：从你的切身感受来说，你是学这个人类学专业出身吗？人类学让你如此着迷？
顾晓清：“从不同经验的组织方式来入手，发掘其背后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粗暴的文化、社会因素和结构变迁，重新思考各种文化的不同理性，以更好地理解自我、他人与世界。”这是人类学对我极为重要的吸引，也是“薄荷实验”的做书理念。
关注现实，提出反思一直是写作者的责任。当我们提起纪实作品，读者通常会想到记者的责任与作家的担当。
近年来，非虚构出版逐渐在市场上形成潮流，如果对这些年国内外热门的非虚构作品进行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一些非虚构的类型以及写作、出版潮流的变化。
美国记者何伟旅居中国的经历，让他创作了《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江城》和《奇石》等作品，这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给读者之后迅速引起大量讨论，“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是当时很多评论中的关键词。外国记者从外部观察中国，视角是新鲜的，对中国日常社会生活的记录好像是没有明确目的性的，“看到什么写什么”的外国记者带给中国读者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体验：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在外国人的描述里可能有另外一种样子。类似的作品还有记者记录北京变化的《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记录打工者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记录东北生活的《东北游记》等等。
也是在何伟等记者出身的作者的影响之下，“非虚构”成为中国年轻记者和写作者效仿的一种路径，越来越多“非虚构”公众号诞生，其中有一批从传统媒体离职的前记者借助网络发起对真实故事和日常生活写作的提议，并将文章集结成纪实作品，例如“真实故事计划”出品的《穿过生命中的泥泞时刻》。
除了对中国的日常生活的记录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外国记者对其本土国家的记录，这类作品成为中国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的入口，最近几年，世纪文景出版了美国记者盖伊·特里斯的系列作品，他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等杂志撰稿。他是尝试从小人物入手开始宏伟图景记述的前辈，《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从纽约每天消耗多少加仑啤酒开始写，记录了纽约生活的日常，一些中国年轻记者也在学习类似的写法。
当我们跳出日常生活的概念，也会发现大量记录“大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大部分是记者或相关问题研究者。过去有人评价新闻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作者找到一些冲突性很强、或者超越日常生活的新闻事件（当然记录没有停在“人咬狗”的猎奇层面），透过对历史，对现实表象的描述，随后展开深入分析，带领读者进入时间本身去追根溯源。如讲述埃博拉病毒蔓延的《血疫》、讲述基地组织与“9·11”事件的《巨塔杀机》。
很多本土深度报道也在尝试找到一条新的写作路径，用新的写法对热点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当然因为新媒体对流量的追求，不少选题都采用很刺激的新闻报道作为底本实现流量的转化。例如《太平洋大逃杀》这样的文章受到疯狂转发，后来影视改编版权卖掉之后，让非虚构爱好者们看到了“文章变现”的希望。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以能否卖出影视版权来衡量一个非虚构作品是否成功，最终伤害到的将是新闻的真实性本身。
近来，有一类不同以往的纪实作品在不同出版社形成小小风潮。它们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记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同于文学作家对现实进行的反思记录，这些纪实作品主要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学术框架下对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进行观察，提出自己的反思。
因为并没有一条“吸引眼球”或者“忠于流量”的要求，从选题上看，他们都很平静，但透露出很强的社会关怀。
出版品牌“理想国”最近出版了三本这样的纪实作品：《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则聚焦美国底层的住房危机；《放牧人生：湖区故事》带领读者体会牧羊人的一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田园生活记录。从题目关注的主题看，这样的“纪实”是真正的记录实际生活。这些作品的主题没有新闻的瞬时刺激感，而是关注人们生活当中暗藏风暴的话题：婚恋、住房和某种区别于都市的生活方式。这些话题并非不重要，相反，它们因为太过重要但又格外复杂，很难通过某一个新闻事件写透彻，所以需要另一种学术书写的路径。
从写法上看，其中一些作品也在突破“把自己写进作品”或者“看见什么写什么”的书写。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写的序言中，赞赏作者的克制：“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他认为，在《写文化》一书出版后，西方人类学者将“把自己写入民族志”视为一项义务，“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作对比，‘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就是报道的基本内容。”项飙在文章中提出了反思，“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退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信息碎片化和感官化……”他提出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可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对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中国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私写作、自媒体的发展令人兴奋，但是如何能在这些多样性、分散的表达基础上，形成新的大问题和公共感，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他如此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纵观了纪实作品之后，项飙所说的“公共性”和“大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品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出版品牌正在制作一些类似的纪实作品，今年初夏，一本名为《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作品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书中，作者关注的对象是华尔街和华尔街文化给人与世界带来的变化，作者给投行人士写了一本民族志。这本书的作者何柔宛是一名人类学家，她通过深入到华尔街的工作和研究，把抽象的、看似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内部的运转规则用易懂的语言介绍给读者。可以说作者把华尔街当成是研究的田野，用社会学的眼光讲述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
今年在上海书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展台上，青阅读记者再次看到这本书，与此同时，书架上还有一些和《清算》有相同质感的书，例如《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它们都是纪实作品，也都是国际上知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撰写的作品：作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同时也是好读有趣的作品，更关键的是，书的主题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息息相关。
尽管这些社会学、人类学作者深入的“田野”是他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场域，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许更有地域性，但很多议题的提出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譬如《清算》中作者观察到的压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譬如前文提到的《单身女性的时代》中作者观测到美国年轻女性的结婚年龄推迟以及背后的原因，这和我们身边的情况多少会有一些相似。
这些作品时常会让人感觉是名副其实的“透过阅读了解真实世界”。因为并非人人都能生活在刺激而喧嚣的新闻里，但人人确实都生活在复杂而沉默的社会中。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薄荷实验”品牌，这是一个社科学术出版计划，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倡导Think As The Natives（像“土著”一样思考），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人、世界与自我。青阅读在上海书展期间对“薄荷实验”的策划、华东师范大学社科事业部负责人顾晓清做了专访。
社会学家应当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
青阅读：我看到， “薄荷实验”定位在面向大众的、有担当的学术，最初为何会把方向定位在这里？
顾晓清：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理念对我的做书方向影响很大。他提出社会学家应当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
他认为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这和我认同的学术出版的价值也很相近，也就是说学术出版应该超越仅仅是学术的展示，不仅是为学术圈内的专业交流服务，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另一个学者，也要重视出版本身的公共性，强调学术生产的社会面向，成为整个学术界和学术外世界的桥梁。“薄荷实验”诞生之初，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社科学术桥梁。
这样的定位要求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在保证学术严谨性和适合公共阅读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不是条有章可循的道路，更多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探索。
青阅读：作为读者，我感觉这套书是“社会学家看社会”，编辑在选题过程中会做怎样的选择？
顾晓清：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这些选题传达一些社会关怀。从研究上来说，“薄荷实验”的不少选题都来自作者参与的观察，也是 “有担当的人类学”。这个涉及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对“书写者权利”的一种反思，一些人类学家希望研究不再强调客观中立，而是有奔走有呼吁，主张与被调查者分享人类学家自身的理解同样是对被调查者的尊重和关怀。
因为受米尔斯影响很深，我开始选书就还是从米尔斯入手，美国社会学界有一个以他命名的著作奖（C. Wright Mills Award），自1964年起每年评选出一些优秀的书籍，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观点，批判性地解决当代公共重要性问题，有一定的写作品质。此外，小说、论文集、未经同行评审的自出版不在评选范围之列。在基础之上，我又筛选了一遍，选出符合“薄荷实验”定位的书籍，比如《特权：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2011年的获奖图书，以英才教育的个案讲述社会不平等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再生产的，当代美国社会精英的制造过程。这本书是“薄荷实验”最早签下的一本，也符合华师大出版社教育专业出版的公共性的一面。
青阅读：我猜想，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即是在话题上有社会性，同时作品本身也符合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术标准，甚至是带有学术的创新的。
顾晓清：是的。像《音乐神童加工厂》《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这些新书，是好看的民族志，但这些作品实际上有两个关注点：既包括民族志的书写，又包括民族志的实践。民族志的书写包括比如作者的身份、风格、叙事话语、材料处理等等。那所谓民族志的实践，也就是作者在文中对社会基础、权力和自我理解，也许作者不一定能说服读者，但文本很坦率地呈现困惑和探索，在他者文化中寻找同者，为个案研究到整体性事实积累经验。
青阅读：人类学领域一定有很多关于民族志书写的要求，作为普通读者，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作品的“好读”，从编辑角度，你认为“薄荷实验”这些作品在写作上的特点是什么？
顾晓清：从编辑判断选题的角度，我通常会注意，一部适合大众传播的民族志，是不是回答了一个新鲜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作者心心念念的关切？这个问题可以是从量化的指标上发现的也可以是从现象中找寻的。一本书不能只是用理论来压材料，也不能只是访谈。处理材料或者涉及历史部分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或是事无巨细，而是为了回答那个心心念念的问题。也就是说，使用民族志是为了帮助回答作者的问题，具有某种说服力，而不是为了证明TA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当然如果TA同时是个优秀的写作者就太棒了。
青阅读：我们看到目前“薄荷实验”已经出版的译介作品中，外国学者对教育、住房、贫困、医疗，或者是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和写作，在你看来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样问题感兴趣？
顾晓清：很多学者都已经对此做过论述，大致有两个维度：从个体来说，人们身处一团复杂的日常体验中，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不确定的意识。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者，会将自身经历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虑，从混沌中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这个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将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的结构性的困扰，使得公众摆脱漠然的状态。从群体来说，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过是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这样才能避免自我吹嘘和虚假的宽容，理解思想的宏大。
青阅读：在你看来，目前比较少见到国内类似的原创作品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人类学文本，通常还是把“田野”局限在长庄稼的田野里，不是说研究乡村不重要，但好像并没有很成熟的进入城市生活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顾晓清：其实在经典社会人类学界，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是在小型社区、村庄里开展田野工作，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分析亲属关系、宗教生活、农业生计、婚丧喜庆，由此来看一个社会各种制度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小地方，大议题”的思路是很经典的研究路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这些知识准备为今天研究各种类型的社会、不同文化中人和他所属群体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或者说工具箱，使得当下的人类学家在可以把“田野”的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比如不同的职业乃至虚拟社区，都可以成为新的“田野”。“薄荷实验”九月份会推出的《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就是一位在城市公共卫生部门工作的人类学者的报告。
青阅读：近年来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渐渐走出研究的象牙塔，很多社会学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很多的读者，在《清算》的发布会上好像也有女读者说因为这本书成为了人类学的粉丝。就你的观察，人类学是否正在成为一个流行的学科？
顾晓清：是不是流行我也不知道，但是民族志确实培养了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清晰思考，这种思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文体。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就提倡过：“让我们永不停止思考——什么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明’？这些仪式是什么，我们为何应该参与其中？这些职业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总之，它要把我们，受过教育的人，带往何方？”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对意义系统的追问和呈现都值得阅读。而民族志作为一种逐渐被公众熟悉起来的思维方式的载体，我们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青阅读：之前的一些采访中，很多写纪实的作家、记者会提出“我的任务就是记录下这些社会现实，而不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你看来，这些社会学大众学术作品能否就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呢？
顾晓清：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拿《花生漫画》举过一个例子，露西对查理·布朗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的问题出在你是你。然后查理问道：那我能怎么办呢？露西回答道：我无可奉劝。我只管指出问题的根源。社会研究也是如此，社会问题根源深杳，社会研究常常不过有助于展示它们有多深而已。然而，诊疗总归是医疗的必经之路。
青阅读：从你的切身感受来说，你是学这个人类学专业出身吗？人类学让你如此着迷？
顾晓清：“从不同经验的组织方式来入手，发掘其背后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粗暴的文化、社会因素和结构变迁，重新思考各种文化的不同理性，以更好地理解自我、他人与世界。”这是人类学对我极为重要的吸引，也是“薄荷实验”的做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