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场名为“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在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位居展馆正中的一本泛黄大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官话》。这部诞生于1742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比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还早70多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它的出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名字
要谈《中国官话》的编纂，不得不先从黄嘉略说起。
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连墓碑都找不到的“小人物”，但有位中国学者却对他关注了20年，使他由形象模糊到须眉毕现，也揭开了最早的一段法国汉学史。
公元1679年，黄嘉略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702年，黄嘉略随同法国传教士抵达罗马，3年后长居巴黎，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兼管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用拉丁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汉语字典，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1713年，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育有一女。1716年英年病逝。
270年后的1986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在《社会科学战线》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氏生平的研究，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根据许明龙所撰，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此后，他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担任翻译，但主要还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由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从1711年开始，黄嘉略开始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直至去世。在这期间，黄嘉略先后得到了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
历时30余载完成的词典
展览上的《中国官话》共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烫金书脊。打开扉页的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图章，词典今天的主人卡迈尔先生告诉记者，这说明它曾经是传教士的藏书。而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显示，它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圣经》译成汉语的法国人——李季芳。
在当时的条件下，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以借鉴，手边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黄嘉略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病交加，5年之后他“壮志未酬身先逝”，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文书籍。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文稿很重视，比尼昂专门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当中不少手稿最终由傅尔蒙接手，这也是《中国官话》最后出版时作者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
1742年，耗时30多年、花费1.6万枚金币后，《中国官话》终于在巴黎面世，据说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赛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嘉略的英年早逝，傅尔蒙与弗雷莱两人为了争夺署名还闹上了法庭，这些原因都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寂寂无名。
一连串传奇成就的佳话
这次“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的全部展品，均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
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代传人。他告诉记者，据了解《中国官话》当时印刷了250本，现存大约15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于国王的那本，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中国一本也没有。因此，他决定将这本《中国官话》捐赠给中国。他说，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幸是一样的，“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是许明龙锲而不舍的发掘，黄嘉略恐怕早已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他在天有灵，得知他参与编纂的《中国官话》有望回到故乡，想必倍感慰藉。
前不久，一场名为“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在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位居展馆正中的一本泛黄大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中国官话》。这部诞生于1742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比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还早70多年。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它的出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个被历史埋没的名字
要谈《中国官话》的编纂，不得不先从黄嘉略说起。
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连墓碑都找不到的“小人物”，但有位中国学者却对他关注了20年，使他由形象模糊到须眉毕现，也揭开了最早的一段法国汉学史。
公元1679年，黄嘉略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702年，黄嘉略随同法国传教士抵达罗马，3年后长居巴黎，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兼管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用拉丁文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并编纂汉语字典，他也是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1713年，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结婚，育有一女。1716年英年病逝。
270年后的1986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在《社会科学战线》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氏生平的研究，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根据许明龙所撰，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此后，他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担任翻译，但主要还是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由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文书籍。从1711年开始，黄嘉略开始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直至去世。在这期间，黄嘉略先后得到了两位法国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他们两位后来都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
历时30余载完成的词典
展览上的《中国官话》共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烫金书脊。打开扉页的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图章，词典今天的主人卡迈尔先生告诉记者，这说明它曾经是传教士的藏书。而展品旁边的文字说明显示，它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圣经》译成汉语的法国人——李季芳。
在当时的条件下，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以借鉴，手边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黄嘉略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病交加，5年之后他“壮志未酬身先逝”，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文书籍。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文稿很重视，比尼昂专门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当中不少手稿最终由傅尔蒙接手，这也是《中国官话》最后出版时作者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
1742年，耗时30多年、花费1.6万枚金币后，《中国官话》终于在巴黎面世，据说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赛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嘉略的英年早逝，傅尔蒙与弗雷莱两人为了争夺署名还闹上了法庭，这些原因都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寂寂无名。
一连串传奇成就的佳话
这次“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展览的全部展品，均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
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代传人。他告诉记者，据了解《中国官话》当时印刷了250本，现存大约15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于国王的那本，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中国一本也没有。因此，他决定将这本《中国官话》捐赠给中国。他说，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幸是一样的，“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是许明龙锲而不舍的发掘，黄嘉略恐怕早已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他在天有灵，得知他参与编纂的《中国官话》有望回到故乡，想必倍感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