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大腕儿”的杨立新

2018-08-02 08:06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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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元

谁相信杨立新竟然61岁了!

想不起来跟他结识的具体情形了。那是十几年前,老朋友王梓夫还没有退休,在北京人艺创作室主任的任上,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得认识一下杨立新,这个人是个戏痴,是个可以深交的朋友。于是在王梓夫的安排下,我和杨立新认识了。细想起来,十几年的不断交往,有时甚至天天见面,有过与“戏”无关的时候吗?好像没有。即便有时深夜他演出结束后路过我家,打个电话约我下楼聊会儿,也是站在马路边点着一支烟马上说起戏剧来。他说关于表演,关于如何塑造人物,关于工匠性的“技术”在完成角色时的重要性;我说打算写一部话剧,戏里有什么人物,要表现怎样的主题……常常这种聊天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

2008年8月,大理时雨时晴,我和王梓夫应云南省文化厅的邀请,在苍山脚下的古榕会馆奋战八天半,写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在征得文化厅领导同意后,我们把剧本发给杨立新,请他来云南做导演。很快,他读完剧本同意执导这部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烽火中弦歌不辍,艰苦治学,刚毅坚卓的爱国主义话剧,以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

杨立新在导演的过程中,既尊重鼓励演员的创造性,又不允许自由放任,对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哪怕只是一个轻重音都严格要求,耐心讲解,亲自示范,以尽量达到剧本的立意。杨立新在北京人艺的绰号叫“杨大腕儿”,可从开始对台词到彩排的34天中,他没有一丝著名“大腕儿”的架子。那时正值昆明的深秋,每到黄昏秋风飒飒,寒气袭人。我和王梓夫在饭店吃过晚饭到排练场去,总是见到杨立新和演员们蹲在露天地一边说着戏,一边吃着简单的盒饭。我心里过意不去,问:“这样行吗?”他笑着说:“跟大家在一起挺好。”

一天深夜排练结束,我们和演员说说笑笑走在路上,突然一辆轿车一个急刹车横在路中央。车门打开,一位女士跑过来一把抱住杨立新要求合影,吓得他连忙向后躲闪,连声说:“你们可都看见了,这可不赖我!”他的窘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西南联大》正式演出那天,我一直在观察坐在旁边的杨立新,随着剧情的发展和观众的反应,他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时而又长舒一口气。当演出结束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时,不少观众跳上舞台表示祝贺,演员们簇拥着把杨立新推到中央,他竟有些羞涩地向后躲闪,执意要把荣誉留给可爱的演员们。我们回北京的前晚,演出结束后的深夜,云南的演员们一个个和杨立新紧紧拥抱。长时间的告别后,我和杨立新走上空旷的街道,回头看去,那些演员还站在午夜过后的街头挥扬着手臂……

2012年盛夏,我们共同的朋友著名剧作家李龙云因病去世。杨立新得到消息后马上从外地飞回北京,然后马不停蹄地开车载上我,买了一大束马蹄莲和菊花到龙云家向他的夫人致哀。一个相知深交多年同样热爱话剧艺术的朋友离去,杨立新心情沉重,面容哀戚,却说不出什么话来。我知道他此时的感觉。他和龙云同样出生成长在北京南城,后来又在北京人艺共事,一同住过剧院后楼的临时宿舍,这么多年他们一定有无数共同的话题:龙须沟、金鱼池、铺陈市、珠市口、粮食店、大栅栏、前门楼子……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百姓。龙云给北京人艺创作的两部话剧《小井胡同》和《万家灯火》,杨立新都参加了演出,并且从龙云身上学习过很多东西。师友长辞,用什么才能表达最深切的哀思与纪念呢?离开龙云家的时候,在电梯里同来吊唁的濮存昕对杨立新说:“纪念龙云的最好方式是把《小井胡同》重新搬上人艺的舞台,你来当复排导演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你!”

《小井胡同》复排了,杨立新做导演。为了让年轻演员了解作品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他请了几位专家来介绍讲解过去的经历和生活,并带着年轻演员走大街串胡同,实地考察。我多次到人艺排演场看他和演员们排戏。看着他们一遍遍排练,反复切磋,把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在眼前。我仿佛也看到李龙云背着手踱步在他们中间,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说着:“嘿,有点儿意思,是这么回事,我又看见小井的老街坊们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和杨立新的第二次亲密合作。

由于和北京皇家营造行兴隆木厂的第14代传人马旭初相熟,同老先生经常聊天,我对古建筑及其工匠深感兴趣,就试着写了一部关于古建筑工匠的话剧。2015年,经过杨立新的推荐,北京人艺决定由他担任导演,把这部叫《牌坊》的话剧搬上舞台。自己的作品能在北京人艺演出,我当然十分兴奋,可杨立新对我说:“先别急着高兴,为了对得起观众,也为了对得起你自己的劳动,这个本子得好好修改,有些地方还得大改。”我同意了,但也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他作为导演要提前介入,跟我一起修改剧本。

于是,我们在那一年的盛夏开始对《牌坊》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那时他已经接下了陈佩斯打造的话剧《戏台》,担任主演,并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当中。每天上午我们一起讨论《牌坊》的剧本,对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遍又一遍地细抠。我读着剧本,被他不断地打断,说:“不行,这句台词力度不够,换一句试试。这儿好像冲突不够强烈,得设法把人物逼到墙角去。这个地方得加点儿作料,戏不能绷得太紧,要张弛有度……”说实话,我有时让他弄得都有点儿烦躁,心想差不多就行了。可他说好戏是“磨”出来的,咱不能对付,要对得起观众和北京人艺这块牌子。于是,我们就苦思冥想,突然也许是我,也许是他,头脑中灵光闪现想出一个主意,说出来后,他一拍大腿,大喝一声:“就是它了!”中午该吃饭了,我说下楼到饭馆吃吧,他总是摇头,说甭费那事,叫一碗茄丁面得了。于是,那些日子我们一起吃了不少碗茄丁面。每天吃完面条,他便匆匆下楼,赶往《戏台》的排练场,开始另一部戏的紧张创作。

《牌坊》进入排练场了。为了让演员熟悉古建筑营造行的状态,他首先带着他们到故宫的古建修缮工地去体验生活,并让有关演员亲自上手,以致青年演员周帅能把一架复杂的斗拱拆装自如。北京人艺的排练场既像实战演习战场,又像一个大家庭,杨立新就是那里的指挥员和主事人。他不时地拍响导演铃,开始,停止,再开始,重新来一遍,还不行,他就上前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中间休息,他又会跟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喝着茶,吃点儿零食。《牌坊》至今共演出了三轮,每一轮演出前都要进行紧张的排练,这种排练常常要从白天持续到深夜。杨立新毕竟已经是花甲之年,感冒了,他就手拿着一瓶止咳药水,过一会儿就喝上一口;腰疼病犯了,他就趴在椅子背上忍着疼痛指导排练。从杨立新的身上,我看到了“戏比天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北京人艺人的实践。

《牌坊》至今演出四十多场,在观众中有一些反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杨立新,就没有现在这个剧本,这部话剧也不会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

杨立新是话剧舞台和影视行业的名人,但更是一个普通人。他永远记着自己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是北京人艺老一代艺术家教导培养出的一个演员。不管在哪里,不管面对什么人,他从来也不拿自己当“事儿”,除去排戏演戏,把其余的热情都给了家人、朋友和观众。

61岁的杨立新,还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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