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中国古籍存藏在美国东亚图书馆

2018-07-13 07:47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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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5年,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率先提出,希望能将在美国的中国古籍善本编成联合目录,俾使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都能充分利用各东亚馆所藏历史文献资料,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同。汤一介先生也曾在《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查了解》一文中呼吁:“……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

报载由北京中华书局主持,国外图书馆机构共同参与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已经启动,越来越多的国外图书馆书库里的中文古籍家底会被揭示。

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外,就美国大学中的东亚图书馆而言,收藏中国古籍丰富且有特色的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

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历史文献、古籍,多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所收集,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又从中国台湾地区陆续买到一些。包括善本书、明清文集、地方志、类书等。这些图书中有一部分是如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所未收藏者,也正是由于这些图书文献吸引了欧美地区的许多学者、专家专门来到这些东亚馆,查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以利他们的研究。近十多年中,国内的访问学者及文史学者,包括一些出版社也多涉足东亚馆,去寻觅难得稀见的文献,收获颇丰。

这些图书馆的蒐集方式,大致上有三种:一是采购,当年派专人或设立办事处大量采购,或购自私人大宗收藏,甚或在二次大战后,从日本购买中国汉籍。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年在北平大量购买图书,如今保存在该馆中的十多箱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北平各书店的购书发票,都用大本子予以黏贴。二是捐赠,如清代末年,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华所得,后携回美国,再赠送的。三是交换,现在国际交换渠道较多,但在当时就比较薄弱,所以绝大部分图书都是买来的。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统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在一千种以上的,应为美国国会图书馆3000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4000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100部。一千部以下的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800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400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25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138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65部、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20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100部左右。

对于普通线装书来说,数量应大于中文古籍善本多多,但直到今日,却无人能作出较为精确的统计,笔者曾对哈佛燕京馆存放在普通书库中的古籍全部点过一遍,约在18000部左右。而据《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所披露,当在2800部,加州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约3200部上下。又其他如国会图书馆的普通书库中古籍数量庞大,笔者无暇全数清点,在该馆其他书库內也有不少未编之书,所以数字很难估出。早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曾估算全美所藏中文古籍约在90万册左右,这个数字或有偏高,根据笔者的资料似乎不超过70万册。

美国的东亚馆乃至国会图书馆,除《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外,没有一本专门的古籍目录,数十年来,读者全靠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或由此而形成的书本目录(古籍及新旧图书混排)以及用计算机来检索馆藏有否,如若一字不合或拼音有误,那就无法得知他所需要图书的讯息了。

限于文字的限制,我只能对几个重要的东亚图书馆的收藏作一些初步介绍。

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的一个分馆,成立于1928年,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早年曾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北平地区大量购买图书,所以积之数十年,通过贸易及其他途径,现在的藏书已有100多万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馆长专门到日本的东京,购买了许多图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籍。明末乃至清代迄今为止,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只有三任馆长,第一任馆长是裘开明,他打下了“燕京”藏书的基础,第二任馆长是吴文津,第三任馆长是郑炯文。

我曾在上个世纪的1986、1987年去过四次“燕京”,因此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从1992年4月底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2月底,我在“燕京”呆了18年,这使我对该馆的馆藏有了更多的知晓。该馆收藏的中国普通古籍包括丛书670部,清至民国诗文集1832部(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移到密集书库的小部分线装书,据估计约在400部左右)。此外,在善本书库内尚有一些不属于善本的普通古籍,如韩南教授赠送的宝卷类图书133部、Hart藏书204部、各类印谱116部、宗教类古籍555部、齐氏兄弟(耀珊、耀琳)藏书504部。也就是说,该馆普通古籍约在18000部左右。如果加上馆藏善本书宋元明刻本1500部、清代善本2427部、善本方志725部等,全部相加约在21000部左右。

这些收藏,就国内的大学图书馆来说,或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而对于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较燕京多的也只有十来家左右。即以燕京馆所藏善本古籍的质量来说,在1500部明刻本中,不见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以及美国、日本等重要图书馆收藏者即有188部,是各国内图书馆所没有的名目,或者没有那种版本的。又如,因乾隆三十八年编辑《四库全书》而被禁毁的明刻本,即有70余种之多。其他如难得之本、精雕之帙比比皆是,它的所藏在欧美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学中应是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

我希望能够把收藏在“燕京”的比较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揭示出来,因为那批善本书包括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刻本、稿本、抄本、校本、版画、活字本、套印本等,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都是国内所不知道的,有些书难得一见。最初我曾整理1500部的宋、元、明刻本,写了一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有152万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

后来,哈佛燕京又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位专家,作为访问学者,和我一起撰写了当年没有完成的善本书志,也就是用“哈佛模式”继续将每书之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序跋以及书中的有关信息,如行款、扉页、牌记、藏书印等揭示出来,包括书之内涵,四位专家每人都写就了20多万字。其中珍罕之本如明杨继盛手稿《弹劾严嵩奏疏草稿》、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离骚草木疏》、清吴骞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清丁日昌稿本《砲录》,以及二本《永乐大典》等皆是。后来完成的那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共6册(含过去我写的宋元明刻本),400万字,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前几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我在“燕京”时,曾专门编就了一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宋元明刻本)。这套《汇刊》当年选书时,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内各图书馆都没有入藏的,也包据台北的“国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图书馆等,香港的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京都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等。二是有学术价值的。我拟定了一个188种的书单,经过北京方面的再三甄选,最后核定为67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出来了,有37大册。这其中就有《潞城县志》《龙门集》《三渠先生集》《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新刻全像张子房赤松记》等。由于“燕京”所有的线装古籍,包括那些善本书,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所以我把《丛刊》当作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归,那就是把藏在哈佛燕京的重要、难得的图书影印出来,这样国内的学者就不必专程跑到美国去看了,不必花路费、花过多时间,只要看影印本就行,因为它已经化身千百,成为印刷品了。

2011年2月,我从哈佛燕京退休,在此之前,我拟就了一份《“哈佛燕京”拟印清代珍稀善本目录》,含稀见清代善本、稿本、抄本181种,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索书号等,选择的标准同《汇刊》。此份书目乃是为以后哈佛燕京与任何一家出版社合作时,可以按图索骥之用。影印之依据,系在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时,曾查过多种工具书、参考书,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家善本书目等多不见载。像清颜伯焘、颜培文等纂修的稿本《连平颜氏宗谱》不分卷、稿本《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不分卷、清佚名撰清初抄本《文渊殿》不分卷、清王鸿钧撰稿本《宾鸿吟稿》八卷《续稿》三卷《海滨纪事》二卷、清周广业撰周勋懋、周勋常辑稿本《蓬庐文钞》八卷、清邵履嘉撰稿本《耘砚山房诗集》二十五卷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以葛思德来命名的。葛斯德是商人,因为视觉方面的问题用了河北定州的眼药,居然给治好了。所以他也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购买中国的那些医书,以后发展到购买经部、史部和子部的其他部类,也包括集部的一些图书,就这样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提出想看什么书,馆方的工作人员就把善本书库的钥匙交给我。因此我可以进入善本书库,把自己关起来,看想看的书。当然图书馆方面,对我有礼遇,他们是彻底相信我的。

葛思德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有367种,如将其与《中医古籍联合目录》作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中国国内所没有收藏的,非常之难得。它还收藏有1100部明刻本,这个数字在海外来说也是较大的。如果和国内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很多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它多。辽宁馆、吉林馆、黑龙江馆、新疆馆、内蒙馆、宁夏馆、青海馆、甘肃馆、江西馆、福建馆、广西馆都没办法跟它比。或者拿高校图书馆所收藏的明刻本数量与之比较,华东师大500部、南开大学600部、厦门大学200部。能够与其相比美的,那也只不过是两家,一家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有一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当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都要比葛思德多得多。

中国台湾地区曾出版葛思德所藏古籍书目二种,一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王重民先生写的,屈万里先生加工的;一本是台北“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昌彼得先生编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旧籍书目》这个书名,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书籍的目录,实际则不然。目录里包含了几十种的明刻本,还包含了一些清初刻本,我们所说的清初就包括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所刻的书。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中有一条,即凡是明刻本它全收,清代刻本中的康熙刻本也好,雍正刻本也好,乾隆刻本也好,凡是流传比较稀少的它收,流传过多的不收。但是那个《旧籍书目》中,有不少很冷的书名。这个冷,第一是你的直觉,第二你可以去查一些工具书、参考书,或许这种冷名头的书,国内绝对没有,果不其然,一查就是没有。所以我当时跟葛思德馆的一些朋友交换意见的时候就说:“你看你有那么多好的、难得一见的图书,如果能够把它们编成一本汇刊,再把它交给国内的出版社印出来。化身千百,嘉惠学林,让学者、研究者们都可以利用,那多好。”但可惜的是,要花时间,要找人来做。

葛思德馆除了它的明刻本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应当引起注意。第一种是《碛砂藏》。这是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碛砂藏》是南宋时在江苏集资所刻,一直到元代才结束,因为部头太大,所以寺庙必须向社会大众集资。但大藏印出后,在明清两代就从来没有被各种公私目录著录过,或在清人集子中提及过,一直到1924年,康有为到了陕西,在陕西的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碛砂藏》。葛思德馆所藏是1926年,—位海军武官吉里斯在北京大悲寺发现的,后来偷偷地运到了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又从麦吉尔大学转移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具体经过无从得知。《碛砂藏》十分难得,全世界共五套,其他的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山西的崇善寺、日本的杏雨书屋。

第二种是两册《永乐大典》。中国大陆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大概是200多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原北平图书馆的有60册。现在全球所有的《永乐大典》加起来还不到原来的零头,《大典》是明内府抄本,总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看,尚存二百四十六卷,所以存世不多,非常难得。在美国,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两册,哈佛大学的霍夫顿图书馆(HoughtonLibrary)有一册,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册,

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有一册,而美国收藏最多的就是国会图书馆,有41册。但是葛思德馆的这两册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它的内容,它就是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世界书局所影印的《永乐大典》当中所没有影印的。所以,第一,《大典》非常之稀少;第二,那么多年来影印的那些大套书全都没有收进去,它是按韵来排的,那个韵字是“妇”字,妇人的妇,难得极了。第三,它是1930年时,吉里斯在北平以美金325元代葛思德购得。

第三种是《古今图书集成》。《集成》是部一万卷加上目录四十卷的大类书,流传不多的,当时印了64部,再加一部样本,共65部。因为这是清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印的本子,难得极了。现在拍卖市场上,往往有《集成》的零本出现,多在人民币一万块钱左右一册,当然这只能作为样本对待,收藏者永远都配不全的。《集成》一大套,数量庞大,无论是坊肆,还是私家,都是不可能做这么一大套书的,这只能是政府行为。更何况用的都是铜活字,需要非常大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书印出来后,有一部分赐给那些有功的大臣和一些有贡献的藏书家,有的就放在内殿的书房里,皇上随时要看的。流传到今天,私人藏书家手里是没有整套《集成》的,我所知道的也只有13部而已,国内就是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其他是美国的两套,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还有是英国和法国,全部加起来13部。

第四种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乾隆年间木活字印本。它是清内府继《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以木活字排印的大型丛书。流传不多,极为难得。这套《丛书》,收书138种,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刻了20年,印了300套。存于世者也不过十多套。吉里斯居然在北京搞到了四套,有三套就运到美国,一套在哈佛燕京,还有两套就在普林斯顿,还有一套留在了北京他自己的家中。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不管他的外交官身份,竟然就把他家的那一套《丛书》全都抢走了。这套《丛书》现藏日本的什么地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1100部善本书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不少禁书、诗文集等,即流传不多的书,其实从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部书,就可以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海外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确实不可小看。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沈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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