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辞世。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当时被聘为国学院的学术顾问。在我的记忆里，各级同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对何兹老都非常敬重。何兹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生于辛亥、长于民国、学于海外、教于祖国。因为出身于山东菏泽的书香门第，从大学起他就确定了要毕生从事历史研究的目标，三十几岁就成了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史语所工作为许多学者求之不得，可何兹老仍然坚持出国深造。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了。
作为历史学者，用何兹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走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众家老师的路”。作为世纪老人，他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历史。在晚年，他的学术素养与人生阅历已经浑然交融，令后辈们仰之弥高。1995年底，在台湾中研院及台北史语所的邀请下，已经84岁的何兹老亲赴台湾，参加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并为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学生们作了一场讲座。
这场讲座的文稿很快被整理成书出版，并不断再版，最新的一版被列入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在一些读者看来，这次讲座的内容可能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前沿、创新，也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本名为《中国文化六讲》的小册子，其内容十分值得玩味。一方面，这是一段祖国大陆历史学界和台湾历史学界交流的佳话；另一方面，当时何兹老已经进入晚年，他实际上将此次讲座作为他一生学术由博返约的初步总结，包含了他通过历史来评价中国文化的整体看法。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何兹老在很多场合对其中的部分观点继续作了深化。但这次讲座，最能传达他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看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看似朴素寻常，“卑之无甚高论”，但细读后却发现并非如此。在朴素的语言和精短的篇幅下有深意存焉。翻阅全书，脑海里会冒出许多有趣的问题：这本书的题目围绕“文化”展开，但却又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呈现，一位历史学家在总结毕生历史研究的时候，却以文化为核心，是何缘故？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六个话题？是否足以概括何兹老的历史观念？这些问题越深入琢磨，越觉得有意思。用一句当前比较时兴的话说，就是在何兹老的这本小册子里，究竟有什么“微言大义”？
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讲里，何兹老认为有两个根源影响中国文化特点的形成，一个是外在的，即农耕生活；一个是内在的，即家族本位。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根源一个是古代的经济，一个是古代的宗法制度。但为什么这两点可以构成文化的根源？原来何兹老认为，中国文化里的天命、中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农耕生活基础上的；而文化中的忠孝、礼教、纲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基础上的。这个论断，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思想。
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谈论了古代的政治文化。他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走向专制”。这四个字包括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是逐渐走向专制的，在早期是不能简单概括为“专制黑暗”的，而是到了后期特别是明清时代，才最终确立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从共时性角度看，何兹老提出了三个“变量”，即君权、平民权和贵族权，这三个变量此消彼长。而何兹老进一步指出，推动“走向专制”的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农耕生活与家族本位两个根源，“君权就是家长权的扩大”。
而依附于经济、宗法和政治制度之上的，则是思想文化，何兹老再次显示了他高度概括、纲举目张的水平。他用四个概念就精要地概括了古代的思想文化：天命观念、伦理思想、大一统思想和中庸之道。其中，前三个思想可以说概括了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唯独第四个中庸之道，则隐约透露了何兹老晚年的心法。在本书自序中，他说：“我现在深深地理解：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中处处贯注着中庸之道的思想和精神。”
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哲学的读者来说，理解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不足为奇。但我所措意的是何兹老为何对中庸之道如此情有独钟。作为一名以实证著称，以经济史、社会史为根基的历史学者，在晚年以中庸之道作为解码中国文化的精华、核心，这不能不引发读者的深思。
在本书关于近代中国思潮的第五讲里，我找到了何兹老如此玩味“中庸之道”的原因。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由炮船带来的西方文化”，而近代思潮的重点，就是舶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锋、碰撞、融合。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是充满屈辱与激情的民族斗争史，也是思想蜕变、螺旋上升的社会发展史，还是充满着战争与变动的国家诞生史。对此，何兹老显示出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的一面。
一般来说，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关于近代的这一讲中，何兹老却反复谈论近代历史的可能性，他作了多种假设。这些假设，完全透露了何兹老在耄耋之年对近现当代史发展的看法，也透露了他为什么在本书中如此重视“中庸之道”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假设，是他透彻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又亲身经历近代历史之后产生的领悟。
至于本书的第六讲，则代表了何兹老对未来的期许和自信。我想，如果只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何兹老众多学术著作中的普通一种，或者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浅显的入门书，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当从何兹老晚年回顾一生的角度来读。
在《中国文化六讲》的前言里，何兹老说：“要说点中国文化整体的东西，从古到今，中国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想将来，看看中国文化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对未来还会有什么贡献。如此简单，如此而已。”用百年时光熔铸的历史沉思来看中国文化，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了。
（作者：张向荣，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2011年，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辞世。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当时被聘为国学院的学术顾问。在我的记忆里，各级同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对何兹老都非常敬重。何兹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生于辛亥、长于民国、学于海外、教于祖国。因为出身于山东菏泽的书香门第，从大学起他就确定了要毕生从事历史研究的目标，三十几岁就成了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史语所工作为许多学者求之不得，可何兹老仍然坚持出国深造。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了。
作为历史学者，用何兹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走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众家老师的路”。作为世纪老人，他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历史。在晚年，他的学术素养与人生阅历已经浑然交融，令后辈们仰之弥高。1995年底，在台湾中研院及台北史语所的邀请下，已经84岁的何兹老亲赴台湾，参加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并为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学生们作了一场讲座。
这场讲座的文稿很快被整理成书出版，并不断再版，最新的一版被列入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在一些读者看来，这次讲座的内容可能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前沿、创新，也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本名为《中国文化六讲》的小册子，其内容十分值得玩味。一方面，这是一段祖国大陆历史学界和台湾历史学界交流的佳话；另一方面，当时何兹老已经进入晚年，他实际上将此次讲座作为他一生学术由博返约的初步总结，包含了他通过历史来评价中国文化的整体看法。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何兹老在很多场合对其中的部分观点继续作了深化。但这次讲座，最能传达他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看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看似朴素寻常，“卑之无甚高论”，但细读后却发现并非如此。在朴素的语言和精短的篇幅下有深意存焉。翻阅全书，脑海里会冒出许多有趣的问题：这本书的题目围绕“文化”展开，但却又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呈现，一位历史学家在总结毕生历史研究的时候，却以文化为核心，是何缘故？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六个话题？是否足以概括何兹老的历史观念？这些问题越深入琢磨，越觉得有意思。用一句当前比较时兴的话说，就是在何兹老的这本小册子里，究竟有什么“微言大义”？
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讲里，何兹老认为有两个根源影响中国文化特点的形成，一个是外在的，即农耕生活；一个是内在的，即家族本位。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根源一个是古代的经济，一个是古代的宗法制度。但为什么这两点可以构成文化的根源？原来何兹老认为，中国文化里的天命、中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农耕生活基础上的；而文化中的忠孝、礼教、纲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基础上的。这个论断，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思想。
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谈论了古代的政治文化。他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走向专制”。这四个字包括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是逐渐走向专制的，在早期是不能简单概括为“专制黑暗”的，而是到了后期特别是明清时代，才最终确立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从共时性角度看，何兹老提出了三个“变量”，即君权、平民权和贵族权，这三个变量此消彼长。而何兹老进一步指出，推动“走向专制”的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农耕生活与家族本位两个根源，“君权就是家长权的扩大”。
而依附于经济、宗法和政治制度之上的，则是思想文化，何兹老再次显示了他高度概括、纲举目张的水平。他用四个概念就精要地概括了古代的思想文化：天命观念、伦理思想、大一统思想和中庸之道。其中，前三个思想可以说概括了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唯独第四个中庸之道，则隐约透露了何兹老晚年的心法。在本书自序中，他说：“我现在深深地理解：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中处处贯注着中庸之道的思想和精神。”
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哲学的读者来说，理解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不足为奇。但我所措意的是何兹老为何对中庸之道如此情有独钟。作为一名以实证著称，以经济史、社会史为根基的历史学者，在晚年以中庸之道作为解码中国文化的精华、核心，这不能不引发读者的深思。
在本书关于近代中国思潮的第五讲里，我找到了何兹老如此玩味“中庸之道”的原因。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由炮船带来的西方文化”，而近代思潮的重点，就是舶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锋、碰撞、融合。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是充满屈辱与激情的民族斗争史，也是思想蜕变、螺旋上升的社会发展史，还是充满着战争与变动的国家诞生史。对此，何兹老显示出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的一面。
一般来说，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关于近代的这一讲中，何兹老却反复谈论近代历史的可能性，他作了多种假设。这些假设，完全透露了何兹老在耄耋之年对近现当代史发展的看法，也透露了他为什么在本书中如此重视“中庸之道”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假设，是他透彻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又亲身经历近代历史之后产生的领悟。
至于本书的第六讲，则代表了何兹老对未来的期许和自信。我想，如果只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何兹老众多学术著作中的普通一种，或者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浅显的入门书，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当从何兹老晚年回顾一生的角度来读。
在《中国文化六讲》的前言里，何兹老说：“要说点中国文化整体的东西，从古到今，中国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想将来，看看中国文化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对未来还会有什么贡献。如此简单，如此而已。”用百年时光熔铸的历史沉思来看中国文化，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了。
（作者：张向荣，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