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这里展现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几千年前初民生活的图景。你看到的是满山谷妇女采芣苡的生动画面，听到的是那“惊心动魄的原始女性的呼声”，而不再是纸面上简单的几行字。随着想象齿轮的转动，你的感情移入到那遥远的古代，分享到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也清楚地触摸到连接着它和今天的那条血脉的脉动。而《诗经》里那几个简单的、单调的句子从此将融化在这难忘的画面和歌声中，深深印入你的脑海，感动着你的心灵！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王瑶回忆说：“我们现在读《匡斋尺牍》中讲《芣苡》和《狼跋》的文字，看到他是如何把诗讲得活灵活现，妙语解颐，其实在课堂讲授中对每一篇都是如此。”（《念闻一多先生》）
当年的《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第9期合刊）上，就有位同学在一篇《教授印象记》里风趣地写道：“闻先生讲《诗经》《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哈哈！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哪。二千多年前的东西不是？且别听了就会脑袋痛，闻先生告诉你那里是metaphor（即隐喻），那里是simile（即明喻），怎么新鲜的名词，一用就用上了么，你说妙不妙？不至于再奇怪了吧？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得切实告诉你：闻先生的新见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出来的，证据极端充足，并不是和现在的新曲解派一样的一味的胡猜。”（《闻一多年谱长编》）
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gentleman（即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冯夷（即赵俪生）《混着血丝的回忆》〕
赵俪生后来又深怀敬佩地写道：“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作他的学生。”（《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房东司荣是一位朴实敦厚的中农，他们一家不住在楼内。我们的住房是楼上的东厢房和它的拐间——一间阁楼似的小南屋（我们称之为外屋和里屋）以及楼下的一间小东屋。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这里与龙泉镇相距仅4里，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这些都无形中赋予了这里较浓的学术气氛。
父亲这时更是努力，他用一张长方的大案板当作书桌，“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释》也是在这时参校的。
这些论著都极具创见和学术价值，比如《楚辞校补》，父亲对《楚辞》的整个研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但这只是父亲的初步成绩，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针对读古书的困难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他说：“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联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项同时交了。但情势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实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将这最下层、也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一并提出。这实在是权变的办法，我本心极不愿这样做。”
但他最终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计划，就被反动派夺去了生命！
在司家营，父亲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对青年人的热情关爱、指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年的一位学生郑临川后来这样回忆——
“我们几个外来写论文的同学，就在楼下饭厅靠右边的屋角头搭上临时铺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检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旁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已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中得来的。”
郑临川接着又动情地写道——
“在乡下住了好几天，先生像平常一样不作具体指导，还是让我自己在书库中乱翻，看看快半个月，收获仍然有限，心头不免焦急，打算回校另想办法……先生再没说什么，只在吃饭时告诉我，叫午休后到他楼上去一趟。我到楼上的时候，先生已坐在桌旁边等我，桌上堆满着大小厚薄的手抄本。先生叫我坐下，一面指着这些手抄本对我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里面有不少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拿去抄些吧！将来你如果研究唐诗，我可以全部拿给你。’对这意外的厚赐，我非常激动，先生却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丰富资料是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我以无言可表的感激心情，噙着热泪双手接过先生交给我的几大叠抄本，更在心灵深处铭刻下了这些有关治学的箴言，终身奉为典范。”（郑临川《永恒的怀念》·《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关切沿途的民间风俗和文化。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
闻名，闻一多先生之女。本文摘自闻名著《闻一多和自己的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学人小传
闻一多，我国著名诗人和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攻读美术。1925年回国，先后于北京艺专、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1923年9月发表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1月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1930年秋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之义愤拍案而起，投入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于昆明。
《闻一多全集》前言评价说：“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新诗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和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赅博、扎实可信，而且大胆开拓、新见叠出；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几个学科的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这里展现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几千年前初民生活的图景。你看到的是满山谷妇女采芣苡的生动画面，听到的是那“惊心动魄的原始女性的呼声”，而不再是纸面上简单的几行字。随着想象齿轮的转动，你的感情移入到那遥远的古代，分享到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也清楚地触摸到连接着它和今天的那条血脉的脉动。而《诗经》里那几个简单的、单调的句子从此将融化在这难忘的画面和歌声中，深深印入你的脑海，感动着你的心灵！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王瑶回忆说：“我们现在读《匡斋尺牍》中讲《芣苡》和《狼跋》的文字，看到他是如何把诗讲得活灵活现，妙语解颐，其实在课堂讲授中对每一篇都是如此。”（《念闻一多先生》）
当年的《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第9期合刊）上，就有位同学在一篇《教授印象记》里风趣地写道：“闻先生讲《诗经》《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哈哈！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哪。二千多年前的东西不是？且别听了就会脑袋痛，闻先生告诉你那里是metaphor（即隐喻），那里是simile（即明喻），怎么新鲜的名词，一用就用上了么，你说妙不妙？不至于再奇怪了吧？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得切实告诉你：闻先生的新见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出来的，证据极端充足，并不是和现在的新曲解派一样的一味的胡猜。”（《闻一多年谱长编》）
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gentleman（即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冯夷（即赵俪生）《混着血丝的回忆》〕
赵俪生后来又深怀敬佩地写道：“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作他的学生。”（《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房东司荣是一位朴实敦厚的中农，他们一家不住在楼内。我们的住房是楼上的东厢房和它的拐间——一间阁楼似的小南屋（我们称之为外屋和里屋）以及楼下的一间小东屋。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这里与龙泉镇相距仅4里，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这些都无形中赋予了这里较浓的学术气氛。
父亲这时更是努力，他用一张长方的大案板当作书桌，“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释》也是在这时参校的。
这些论著都极具创见和学术价值，比如《楚辞校补》，父亲对《楚辞》的整个研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但这只是父亲的初步成绩，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针对读古书的困难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他说：“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联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项同时交了。但情势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实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将这最下层、也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一并提出。这实在是权变的办法，我本心极不愿这样做。”
但他最终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计划，就被反动派夺去了生命！
在司家营，父亲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对青年人的热情关爱、指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年的一位学生郑临川后来这样回忆——
“我们几个外来写论文的同学，就在楼下饭厅靠右边的屋角头搭上临时铺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检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旁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已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中得来的。”
郑临川接着又动情地写道——
“在乡下住了好几天，先生像平常一样不作具体指导，还是让我自己在书库中乱翻，看看快半个月，收获仍然有限，心头不免焦急，打算回校另想办法……先生再没说什么，只在吃饭时告诉我，叫午休后到他楼上去一趟。我到楼上的时候，先生已坐在桌旁边等我，桌上堆满着大小厚薄的手抄本。先生叫我坐下，一面指着这些手抄本对我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里面有不少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拿去抄些吧！将来你如果研究唐诗，我可以全部拿给你。’对这意外的厚赐，我非常激动，先生却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丰富资料是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我以无言可表的感激心情，噙着热泪双手接过先生交给我的几大叠抄本，更在心灵深处铭刻下了这些有关治学的箴言，终身奉为典范。”（郑临川《永恒的怀念》·《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关切沿途的民间风俗和文化。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
闻名，闻一多先生之女。本文摘自闻名著《闻一多和自己的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学人小传
闻一多，我国著名诗人和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攻读美术。1925年回国，先后于北京艺专、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1923年9月发表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1月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1930年秋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之义愤拍案而起，投入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于昆明。
《闻一多全集》前言评价说：“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新诗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和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赅博、扎实可信，而且大胆开拓、新见叠出；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几个学科的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