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舞蹈传承人任乃贵用一生摇响马夫铃声

2018-06-05 07:59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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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非遗舞蹈传承人任乃贵用一生摇响马夫铃声

◎崔頔

在如东县丰利镇,没有人不知道任乃贵。

开客车的司机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喊了出来:“哦,是那个‘跳马夫’的国家非遗传承人。”

2017年12月,任乃贵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对此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激动。“那些都是虚的,我现在想的是如何把这个舞蹈传承下去。”

忙活了大半辈子,“跳马夫”在过去成了任乃贵的荣耀,而现在则成了他的心病。

今年6月8日,也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长三角地区准备筹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68岁的任乃贵在此之前还准备张罗着组织“跳马夫”表演。6月3日,当他打电话到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询问时,得到的消息令他失望。由于找不到人,非遗保护中心不得不取消了“跳马夫”这个节目,希望在现实面前就此落空。

“现在即使是出钱,也找不到人,年纪大了,又不符合我的标准,年纪轻轻,又没有人愿意做,没有人愿意理解这里面的内涵。”他有些惋惜。

结缘 丢掉铁饭碗,编写“跳马夫”

任乃贵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跳马夫”。

这是一种流传于江苏如东一带的祭神舞蹈,相传唐肃宗时期,将领张巡为了抵抗安禄山的叛军,坚守唯阳城十月,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张巡命令士兵们身系马铃在城墙头奔跑,造成浩大声势,叛军们以为城内军力雄厚,势不可挡,不敢轻易出击。然而这也仅是权宜之计,张巡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身殉国,之后唐肃宗追封张巡为“都天王爷”, 百姓纷纷建庙祭拜。明清之时,倭寇海匪经常骚扰沿海,当地人寄情于张巡,甘愿作为“都天王爷”的马,以祈求神明消灾降福。

而在此前,任乃贵在如东生活了三十年,对这种如东地方舞蹈一无所知。他一出生就被卷席到新中国建设的浪潮里,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失落的传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命运也随着这段历史颠沛流离。

在那时,敏感的身份让他只能安分守己。他喜欢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时间来度量自己的人生。他1950年出生,比一五计划早了两三年。三五计划时,即1966年,大学的门没能向这个学生开放。1967年,村里选拔工农兵,本来已经拿到了军装的他,却在最后一刻因为身份审查不合格而没有入伍。他对一切无能为力,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最后只能平静而不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1970年,任乃贵成为县文工团一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表演和思想宣传。任乃贵负责在团队里吹笛子,没有老师教,他所有的本事都是听来的。“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就停下来,放什么听什么,一听可以听上两个小时。”,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任乃贵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怀念着那个时刻,之前别人送了一张他那时候表演的照片给他,尽管非常模糊,但是好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没舍得丢掉。

两年后,年轻的任乃贵成为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有文字功底,他平时经常写一些工厂里的好人好事,工厂里的领导见到这个小伙子“很机灵”,便准备将他调到厂部工作,担任通讯报道员。然而通讯报道员并非工厂里正式编制,任乃贵仍然面临着尴尬的身份,为了给任乃贵一个正式编制,工厂领导想出办法,让任乃贵担任辅助会计。尽管是调配,但任乃贵对于这项工作还是认认真真。“当时中央台有统计讲座,你要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课程,那个时候要跑到人家大单位去学。”没有多久,任乃贵拿到了会计证。

然而就在很多人认为他之后的人生会顺风顺水时,几年之后,任乃贵丢掉了这个让很多人眼红的铁饭碗。

那时,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徐善华。徐善华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那时候已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在丰利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八十年代初,文化部要对民间的歌舞进行搜集整理,徐善华来到这里时,偶然听说“跳马夫”这种如东地方舞蹈,当即决定将其系统地编写整理出来。当时任乃贵作为工厂里的一名文艺骨干,徐善华邀请他一起做这样一份工作。

会计工作灵活,这给任乃贵很多自由。有空儿的时候,任乃贵就跟着徐善华和县文化馆的江振林四处走访丰利县的老人。几个月来,任乃贵每天都满怀希望地记下每一点关于“跳马夫”的进展,但每当他的希望增一分,别人对他的误解也就多一分。有一次,厂里的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这个整理工作太长了,如果文化上想要你,你就去。”

当时,任乃贵一个月工资37元,还有16元补贴,将近一半的工资。而去文化站工作则无法拿到这么高的工资,此外,他还要承受别人不解的目光,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得起文化上的人。”在丰利,人们孜孜以求,无非是为了体面地活着。他再一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与以往不同,这次不是“被选择”,而是他自己来选择。

辞职的时候他满心内疚却也毅然决然。“要不是真心喜欢,我有会计证,到哪吃不到饭?”1983年,他被调到丰利文化站,正式成为徐善华的助手。

难题 允许编写,不许跳舞

任乃贵称他与徐善华、江振林在一起工作是“三位一体”,但他们也有明确的分工。徐善华负责将“跳马夫”的一招一式描绘出来,记录在册,文科出身的江振林负责对它的意义进行阐释和文本撰写,而任乃贵则负责舞蹈的技术和展示。

年轻的任乃贵并没有意识到他此刻在做的东西日后会被捧为精品,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仅仅是老老实实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然而,如何向上级汇报成为难题。

1980年,文字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任乃贵他们想把舞蹈搬上舞台,却备受挫折。当时丰利县文化馆馆长一口否决:“这个封建迷信怎么可以到工农兵舞台上来展演?”

他们对这个矛盾的命题感到困惑,同时也陷入两难。

1981年,市区派人来检查成果。顶着县里的反对态度,徐善华和江振林两位老人一再坚持:“我们跳出来看一下。”

那是31岁的任乃贵第一次上台演出。当时的工人没有人愿意跳这样的舞蹈,任乃贵就去找了一帮农民来帮忙。“跳马夫”难度不大,主要在气势夺人。由于有舞台经验,任乃贵很快在其中展现出自己的舞蹈天赋。

这次表演获得了市里的一致好评,之后被直接推送到省里汇报。然而县里依然拒绝提供支持,“你们要演你们自己去演出,我们没有这个经费帮你们做服装道具。”之后他绕过县里的意见,市里给他们出了经费。

但任乃贵总是感叹自己以前太年轻,一开始看不透舞蹈里面的精髓。为此他请教了许多歌舞界的老师。“那时候,文化局只有一辆吉普车,四面漏风,我们县里就开着这辆车邀请老师过来指导。”

改编过的舞蹈删去了大量的记事部分,使得整个舞蹈更加简洁有力,领舞者跳完前奏一转身,后面的演员就拿着马铃涌到舞台中央。“这样一下子把气氛烘托起来了,让舞蹈有了一种美感,一种震撼力。”

原本“跳马夫”的舞蹈没有音乐,全靠马夫“嚯哈嘿”的号子声和身上铃铃作响的铃铛来烘托气氛。2006年,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在即,为了增加在街上的巡演效果,县里邀请南京艺校的老师来研究作曲。改编后的“跳马夫”加入了打击乐伴奏,悠长低沉的号角声和庄严缓慢的锣鼓相配合,渲染出一股悲壮肃杀之感。

进京 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遗憾

让任乃贵最骄傲的是1986年在北京怀仁堂的演出。

回忆起这些,任乃贵的眼里满是激动和骄傲,他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当时恢宏的景象,那是他一生里最大的荣耀。

为了去北京,县里给他们包了两辆车,一辆是演员专坐,另一辆载满了他们的生活用品甚至是折叠床,由于没有北京的粮票,所有的食物都需要自己带。每一个人都想去北京见见世面,但由于节目都是各个县出的,市区没有节目,市文工团将后面跳舞的人都做了重新安排。

坐了17个小时的车,他们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住在一个大剧院里,五十几个男演员睡在一间很大的化妆间中,用的是他们自带的床,一日三餐吃的是他们卡车拉来的罐头。

任乃贵至今对这次演出行程深刻。从办公厅开出的57号车前来接他们,穿过57号门驶入怀仁堂,车上的窗帘按照规定不能拉开。

表演时,任乃贵站在最前方担任领舞。“跳马夫”的动作不多,也不复杂,主要以跳为主。演员们在台上动作沉稳有力,刚健质朴,在舞蹈时发出震耳的呐喊。台下灯光很暗,他无法看清台下坐着的人。演出结束,他们随即上车离开。

之后,文化部开座谈会点评他们的演出,尽管演出非常成功,但第一次出席如此之大的会议,任乃贵感到紧张不安,桌上摆放的水果点心他一点都没敢动。

任乃贵第二次去北京演出已经是十几年后。

2010年,他突然接到县里通知,临阵受命担任“跳马夫”的编导,去北京参加农民艺术节。他对此充满期待又焦虑不安。县里面安排职业中学的学生配合,任乃贵就跟着每个老师去班级挑选学生。白天训练,晚上他在家构思舞台效果、节奏、队形,为此常常睡不着。

在北京彩排时,他依然忐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彩排走位的图纸,有些发皱的图纸上被他用圆珠笔写满了注意事项和符号。但队伍一出来,总导演眼睛一亮,连说行。任乃贵的心才放下来。

活动结束的傍晚,任乃贵在北京的街头散步,无意间瞥见了一对北京夫妇手中的《北京晚报》,报纸的头版他觉得熟悉,眼睛一扫,发现“跳马夫”的照片。便当即飞奔报亭,买下一份当天的报纸,忙着回去报喜。

尽管如此,在北京,任乃贵依然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

比赛结束之后,他带领学生们去爬长城。在嘉峪关,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让学生们穿上“跳马夫”的服饰,在长城上舞蹈。他甚至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孩子们腰系铜铃,手持马绳,跳着舞步,从长城上飞驰而下,那气势一定如同千军万马般豪迈雄壮。

然而,随行跟队的老师没有允许,他也随之沉默。

他没能让长城脚下响遍马夫铃声。

激动给舞跳得最稚嫩的人鼓掌

将近古稀之年,已经退休的任乃贵还是闲不下来。前不久,他和南通大学非物质舞蹈研究中心将非遗推进校园,让“跳马夫”成为丰利小学早操、课间操的一部分。一大早,他来到小学,见到同行的老师就和他们谈论起“跳马夫”的种种细节。

一同前来的还有外国留学生,尽管语言不通,但任乃贵依旧充满热情,他忙着指导留学生们穿戴衣服。“跳马夫”的服饰并不复杂,但是任乃贵为了达到美观的效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穿戴顺序。

他将绿色的头巾披在留学生的头上,随后绕到后面给他扎紧。“这个结要打两次,先是正着的,再反过来打一个结,这样就好看了。”之后任乃贵细心地为他调整头巾的高度,戴上帽子后,任乃贵将帽子多余的线扣在头巾下面。

下午一点半,音乐响起,数千名小学生如潮水般涌进操场。任乃贵停不下来,在主席台下面激动地指导,时而示范着动作,时而比划着音乐的节奏。他站的位置有些偏,只有前排的几个人可以看见他,但这并不妨碍他充满热情的指挥。他随着音乐大幅度地蹲下又站起,手臂在空中上下挥舞。看上去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

音乐结束后,他是第一个给出掌声的人。“我们把非遗带入校园,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的家乡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舞蹈。祖先把这么宝贵的一份文化传给我们,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了。”

忧愁 跳了半辈子,不敢转身

在丰利县的桥头,我见到了任乃贵。这座小镇坐落在江苏南通,从这里到如东县城也需要1个多小时。他带领着我穿过丰利县最老的街,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抬起头来指着挂在半空中的一块指示牌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寺庙。”我抬头看见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都天庙”几个字。“后来要开河,把它拆了。”他声音听上去有些惋惜。

不仅是建筑,这里的人也在时光里不断消失。

2015年,与任乃贵一同工作几十年的徐善华和江振林相继去世,由于两位老人的子女都在海外,任乃贵帮忙处理好他们的后事。那一刻,任乃贵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既然我们曾经是三位一体,那我现在就有责任把他们未完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以前,任乃贵作为一名舞者,只需要将动作要领教给别人。而现在,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他还需要把舞蹈的精髓传递下去。

68岁的任乃贵看上去有些老了,眼角浮现出皱纹,利刺一样的白发从两鬓滋生,看资料时要时不时戴起眼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没有老。采访过程中,他不停上楼寻找资料,脚步急切,一脚跨两个台阶。在一旁看电视的妻子提醒他“一级一级地走”,他才放慢脚步。他每一个日子都记得非常清楚,还时不时站起来展示舞蹈动作,蹦蹦跳跳得像个孩子。

一年又一年,任乃贵也记不清自己带了多少拨儿人,八九十年代,他带领团队在上海海军基地参加春节慰问演出,在中国第二届艺术节华东区进行演出。有一次,南通歌剧院请他去教演员们“跳马夫”的动作,他前前后后帮忙排练了一个星期,事后才知道,他们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演出。

人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的是为了一场节目演出,有的是为了做一个了解,真正坚持下来的似乎仍然只有任乃贵一个人。前一段时间他遇到一个功底极好的舞蹈演员,他打算将“跳马夫”的舞蹈传授给她,培养她成为继承人,可是她不是如东人,县里面不同意他这么干,怕学了之后别的地方抢了这里的“非遗”。他有些无奈,又不知如何是好。

对如东人来说,“跳马夫”曾是遗迹,现在,它意味着荣誉与骄傲。任乃贵花了半辈子来表演,总是站在舞台最显眼的位置,但是现在,他依然害怕转身时,身后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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