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頔
在如东县丰利镇，没有人不知道任乃贵。
开客车的司机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喊了出来：“哦，是那个‘跳马夫’的国家非遗传承人。”
2017年12月，任乃贵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对此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激动。“那些都是虚的，我现在想的是如何把这个舞蹈传承下去。”
忙活了大半辈子，“跳马夫”在过去成了任乃贵的荣耀，而现在则成了他的心病。
今年6月8日，也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长三角地区准备筹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68岁的任乃贵在此之前还准备张罗着组织“跳马夫”表演。6月3日，当他打电话到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询问时，得到的消息令他失望。由于找不到人，非遗保护中心不得不取消了“跳马夫”这个节目，希望在现实面前就此落空。
“现在即使是出钱，也找不到人，年纪大了，又不符合我的标准，年纪轻轻，又没有人愿意做，没有人愿意理解这里面的内涵。”他有些惋惜。
结缘 丢掉铁饭碗，编写“跳马夫”
任乃贵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跳马夫”。
这是一种流传于江苏如东一带的祭神舞蹈，相传唐肃宗时期，将领张巡为了抵抗安禄山的叛军，坚守唯阳城十月，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张巡命令士兵们身系马铃在城墙头奔跑，造成浩大声势，叛军们以为城内军力雄厚，势不可挡，不敢轻易出击。然而这也仅是权宜之计，张巡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身殉国，之后唐肃宗追封张巡为“都天王爷”， 百姓纷纷建庙祭拜。明清之时，倭寇海匪经常骚扰沿海，当地人寄情于张巡，甘愿作为“都天王爷”的马，以祈求神明消灾降福。
而在此前，任乃贵在如东生活了三十年，对这种如东地方舞蹈一无所知。他一出生就被卷席到新中国建设的浪潮里，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失落的传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命运也随着这段历史颠沛流离。
在那时，敏感的身份让他只能安分守己。他喜欢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时间来度量自己的人生。他1950年出生，比一五计划早了两三年。三五计划时，即1966年，大学的门没能向这个学生开放。1967年，村里选拔工农兵，本来已经拿到了军装的他，却在最后一刻因为身份审查不合格而没有入伍。他对一切无能为力，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最后只能平静而不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1970年，任乃贵成为县文工团一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表演和思想宣传。任乃贵负责在团队里吹笛子，没有老师教，他所有的本事都是听来的。“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就停下来，放什么听什么，一听可以听上两个小时。”，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任乃贵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怀念着那个时刻，之前别人送了一张他那时候表演的照片给他，尽管非常模糊，但是好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没舍得丢掉。
两年后，年轻的任乃贵成为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有文字功底，他平时经常写一些工厂里的好人好事，工厂里的领导见到这个小伙子“很机灵”，便准备将他调到厂部工作，担任通讯报道员。然而通讯报道员并非工厂里正式编制，任乃贵仍然面临着尴尬的身份，为了给任乃贵一个正式编制，工厂领导想出办法，让任乃贵担任辅助会计。尽管是调配，但任乃贵对于这项工作还是认认真真。“当时中央台有统计讲座，你要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课程，那个时候要跑到人家大单位去学。”没有多久，任乃贵拿到了会计证。
然而就在很多人认为他之后的人生会顺风顺水时，几年之后，任乃贵丢掉了这个让很多人眼红的铁饭碗。
那时，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徐善华。徐善华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那时候已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在丰利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八十年代初，文化部要对民间的歌舞进行搜集整理，徐善华来到这里时，偶然听说“跳马夫”这种如东地方舞蹈，当即决定将其系统地编写整理出来。当时任乃贵作为工厂里的一名文艺骨干，徐善华邀请他一起做这样一份工作。
会计工作灵活，这给任乃贵很多自由。有空儿的时候，任乃贵就跟着徐善华和县文化馆的江振林四处走访丰利县的老人。几个月来，任乃贵每天都满怀希望地记下每一点关于“跳马夫”的进展，但每当他的希望增一分，别人对他的误解也就多一分。有一次，厂里的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这个整理工作太长了，如果文化上想要你，你就去。”
当时，任乃贵一个月工资37元，还有16元补贴，将近一半的工资。而去文化站工作则无法拿到这么高的工资，此外，他还要承受别人不解的目光，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得起文化上的人。”在丰利，人们孜孜以求，无非是为了体面地活着。他再一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与以往不同，这次不是“被选择”，而是他自己来选择。
辞职的时候他满心内疚却也毅然决然。“要不是真心喜欢，我有会计证，到哪吃不到饭？”1983年，他被调到丰利文化站，正式成为徐善华的助手。
难题 允许编写，不许跳舞
任乃贵称他与徐善华、江振林在一起工作是“三位一体”，但他们也有明确的分工。徐善华负责将“跳马夫”的一招一式描绘出来，记录在册，文科出身的江振林负责对它的意义进行阐释和文本撰写，而任乃贵则负责舞蹈的技术和展示。
年轻的任乃贵并没有意识到他此刻在做的东西日后会被捧为精品，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仅仅是老老实实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然而，如何向上级汇报成为难题。
1980年，文字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任乃贵他们想把舞蹈搬上舞台，却备受挫折。当时丰利县文化馆馆长一口否决：“这个封建迷信怎么可以到工农兵舞台上来展演？”
他们对这个矛盾的命题感到困惑，同时也陷入两难。
1981年，市区派人来检查成果。顶着县里的反对态度，徐善华和江振林两位老人一再坚持：“我们跳出来看一下。”
那是31岁的任乃贵第一次上台演出。当时的工人没有人愿意跳这样的舞蹈，任乃贵就去找了一帮农民来帮忙。“跳马夫”难度不大，主要在气势夺人。由于有舞台经验，任乃贵很快在其中展现出自己的舞蹈天赋。
这次表演获得了市里的一致好评，之后被直接推送到省里汇报。然而县里依然拒绝提供支持，“你们要演你们自己去演出，我们没有这个经费帮你们做服装道具。”之后他绕过县里的意见，市里给他们出了经费。
但任乃贵总是感叹自己以前太年轻，一开始看不透舞蹈里面的精髓。为此他请教了许多歌舞界的老师。“那时候，文化局只有一辆吉普车，四面漏风，我们县里就开着这辆车邀请老师过来指导。”
改编过的舞蹈删去了大量的记事部分，使得整个舞蹈更加简洁有力，领舞者跳完前奏一转身，后面的演员就拿着马铃涌到舞台中央。“这样一下子把气氛烘托起来了，让舞蹈有了一种美感，一种震撼力。”
原本“跳马夫”的舞蹈没有音乐，全靠马夫“嚯哈嘿”的号子声和身上铃铃作响的铃铛来烘托气氛。2006年，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在即，为了增加在街上的巡演效果，县里邀请南京艺校的老师来研究作曲。改编后的“跳马夫”加入了打击乐伴奏，悠长低沉的号角声和庄严缓慢的锣鼓相配合，渲染出一股悲壮肃杀之感。
进京 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遗憾
让任乃贵最骄傲的是1986年在北京怀仁堂的演出。
回忆起这些，任乃贵的眼里满是激动和骄傲，他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当时恢宏的景象，那是他一生里最大的荣耀。
为了去北京，县里给他们包了两辆车，一辆是演员专坐，另一辆载满了他们的生活用品甚至是折叠床，由于没有北京的粮票，所有的食物都需要自己带。每一个人都想去北京见见世面，但由于节目都是各个县出的，市区没有节目，市文工团将后面跳舞的人都做了重新安排。
坐了17个小时的车，他们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住在一个大剧院里，五十几个男演员睡在一间很大的化妆间中，用的是他们自带的床，一日三餐吃的是他们卡车拉来的罐头。
任乃贵至今对这次演出行程深刻。从办公厅开出的57号车前来接他们，穿过57号门驶入怀仁堂，车上的窗帘按照规定不能拉开。
表演时，任乃贵站在最前方担任领舞。“跳马夫”的动作不多，也不复杂，主要以跳为主。演员们在台上动作沉稳有力，刚健质朴，在舞蹈时发出震耳的呐喊。台下灯光很暗，他无法看清台下坐着的人。演出结束，他们随即上车离开。
之后，文化部开座谈会点评他们的演出，尽管演出非常成功，但第一次出席如此之大的会议，任乃贵感到紧张不安，桌上摆放的水果点心他一点都没敢动。
任乃贵第二次去北京演出已经是十几年后。
2010年，他突然接到县里通知，临阵受命担任“跳马夫”的编导，去北京参加农民艺术节。他对此充满期待又焦虑不安。县里面安排职业中学的学生配合，任乃贵就跟着每个老师去班级挑选学生。白天训练，晚上他在家构思舞台效果、节奏、队形，为此常常睡不着。
在北京彩排时，他依然忐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彩排走位的图纸，有些发皱的图纸上被他用圆珠笔写满了注意事项和符号。但队伍一出来，总导演眼睛一亮，连说行。任乃贵的心才放下来。
活动结束的傍晚，任乃贵在北京的街头散步，无意间瞥见了一对北京夫妇手中的《北京晚报》，报纸的头版他觉得熟悉，眼睛一扫，发现“跳马夫”的照片。便当即飞奔报亭，买下一份当天的报纸，忙着回去报喜。
尽管如此，在北京，任乃贵依然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
比赛结束之后，他带领学生们去爬长城。在嘉峪关，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让学生们穿上“跳马夫”的服饰，在长城上舞蹈。他甚至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孩子们腰系铜铃，手持马绳，跳着舞步，从长城上飞驰而下，那气势一定如同千军万马般豪迈雄壮。
然而，随行跟队的老师没有允许，他也随之沉默。
他没能让长城脚下响遍马夫铃声。
激动给舞跳得最稚嫩的人鼓掌
将近古稀之年，已经退休的任乃贵还是闲不下来。前不久，他和南通大学非物质舞蹈研究中心将非遗推进校园，让“跳马夫”成为丰利小学早操、课间操的一部分。一大早，他来到小学，见到同行的老师就和他们谈论起“跳马夫”的种种细节。
一同前来的还有外国留学生，尽管语言不通，但任乃贵依旧充满热情，他忙着指导留学生们穿戴衣服。“跳马夫”的服饰并不复杂，但是任乃贵为了达到美观的效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穿戴顺序。
他将绿色的头巾披在留学生的头上，随后绕到后面给他扎紧。“这个结要打两次，先是正着的，再反过来打一个结，这样就好看了。”之后任乃贵细心地为他调整头巾的高度，戴上帽子后，任乃贵将帽子多余的线扣在头巾下面。
下午一点半，音乐响起，数千名小学生如潮水般涌进操场。任乃贵停不下来，在主席台下面激动地指导，时而示范着动作，时而比划着音乐的节奏。他站的位置有些偏，只有前排的几个人可以看见他，但这并不妨碍他充满热情的指挥。他随着音乐大幅度地蹲下又站起，手臂在空中上下挥舞。看上去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
音乐结束后，他是第一个给出掌声的人。“我们把非遗带入校园，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的家乡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舞蹈。祖先把这么宝贵的一份文化传给我们，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了。”
忧愁 跳了半辈子，不敢转身
在丰利县的桥头，我见到了任乃贵。这座小镇坐落在江苏南通，从这里到如东县城也需要1个多小时。他带领着我穿过丰利县最老的街，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抬起头来指着挂在半空中的一块指示牌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寺庙。”我抬头看见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都天庙”几个字。“后来要开河，把它拆了。”他声音听上去有些惋惜。
不仅是建筑，这里的人也在时光里不断消失。
2015年，与任乃贵一同工作几十年的徐善华和江振林相继去世，由于两位老人的子女都在海外，任乃贵帮忙处理好他们的后事。那一刻，任乃贵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既然我们曾经是三位一体，那我现在就有责任把他们未完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以前，任乃贵作为一名舞者，只需要将动作要领教给别人。而现在，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他还需要把舞蹈的精髓传递下去。
68岁的任乃贵看上去有些老了，眼角浮现出皱纹，利刺一样的白发从两鬓滋生，看资料时要时不时戴起眼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没有老。采访过程中，他不停上楼寻找资料，脚步急切，一脚跨两个台阶。在一旁看电视的妻子提醒他“一级一级地走”，他才放慢脚步。他每一个日子都记得非常清楚，还时不时站起来展示舞蹈动作，蹦蹦跳跳得像个孩子。
一年又一年，任乃贵也记不清自己带了多少拨儿人，八九十年代，他带领团队在上海海军基地参加春节慰问演出，在中国第二届艺术节华东区进行演出。有一次，南通歌剧院请他去教演员们“跳马夫”的动作，他前前后后帮忙排练了一个星期，事后才知道，他们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演出。
人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的是为了一场节目演出，有的是为了做一个了解，真正坚持下来的似乎仍然只有任乃贵一个人。前一段时间他遇到一个功底极好的舞蹈演员，他打算将“跳马夫”的舞蹈传授给她，培养她成为继承人，可是她不是如东人，县里面不同意他这么干，怕学了之后别的地方抢了这里的“非遗”。他有些无奈，又不知如何是好。
对如东人来说，“跳马夫”曾是遗迹，现在，它意味着荣誉与骄傲。任乃贵花了半辈子来表演，总是站在舞台最显眼的位置，但是现在，他依然害怕转身时，身后空无一人。
◎崔頔
在如东县丰利镇，没有人不知道任乃贵。
开客车的司机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喊了出来：“哦，是那个‘跳马夫’的国家非遗传承人。”
2017年12月，任乃贵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对此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激动。“那些都是虚的，我现在想的是如何把这个舞蹈传承下去。”
忙活了大半辈子，“跳马夫”在过去成了任乃贵的荣耀，而现在则成了他的心病。
今年6月8日，也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长三角地区准备筹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68岁的任乃贵在此之前还准备张罗着组织“跳马夫”表演。6月3日，当他打电话到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询问时，得到的消息令他失望。由于找不到人，非遗保护中心不得不取消了“跳马夫”这个节目，希望在现实面前就此落空。
“现在即使是出钱，也找不到人，年纪大了，又不符合我的标准，年纪轻轻，又没有人愿意做，没有人愿意理解这里面的内涵。”他有些惋惜。
结缘 丢掉铁饭碗，编写“跳马夫”
任乃贵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跳马夫”。
这是一种流传于江苏如东一带的祭神舞蹈，相传唐肃宗时期，将领张巡为了抵抗安禄山的叛军，坚守唯阳城十月，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张巡命令士兵们身系马铃在城墙头奔跑，造成浩大声势，叛军们以为城内军力雄厚，势不可挡，不敢轻易出击。然而这也仅是权宜之计，张巡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以身殉国，之后唐肃宗追封张巡为“都天王爷”， 百姓纷纷建庙祭拜。明清之时，倭寇海匪经常骚扰沿海，当地人寄情于张巡，甘愿作为“都天王爷”的马，以祈求神明消灾降福。
而在此前，任乃贵在如东生活了三十年，对这种如东地方舞蹈一无所知。他一出生就被卷席到新中国建设的浪潮里，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失落的传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命运也随着这段历史颠沛流离。
在那时，敏感的身份让他只能安分守己。他喜欢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时间来度量自己的人生。他1950年出生，比一五计划早了两三年。三五计划时，即1966年，大学的门没能向这个学生开放。1967年，村里选拔工农兵，本来已经拿到了军装的他，却在最后一刻因为身份审查不合格而没有入伍。他对一切无能为力，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最后只能平静而不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1970年，任乃贵成为县文工团一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表演和思想宣传。任乃贵负责在团队里吹笛子，没有老师教，他所有的本事都是听来的。“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就停下来，放什么听什么，一听可以听上两个小时。”，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任乃贵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怀念着那个时刻，之前别人送了一张他那时候表演的照片给他，尽管非常模糊，但是好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没舍得丢掉。
两年后，年轻的任乃贵成为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有文字功底，他平时经常写一些工厂里的好人好事，工厂里的领导见到这个小伙子“很机灵”，便准备将他调到厂部工作，担任通讯报道员。然而通讯报道员并非工厂里正式编制，任乃贵仍然面临着尴尬的身份，为了给任乃贵一个正式编制，工厂领导想出办法，让任乃贵担任辅助会计。尽管是调配，但任乃贵对于这项工作还是认认真真。“当时中央台有统计讲座，你要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课程，那个时候要跑到人家大单位去学。”没有多久，任乃贵拿到了会计证。
然而就在很多人认为他之后的人生会顺风顺水时，几年之后，任乃贵丢掉了这个让很多人眼红的铁饭碗。
那时，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徐善华。徐善华196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那时候已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在丰利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八十年代初，文化部要对民间的歌舞进行搜集整理，徐善华来到这里时，偶然听说“跳马夫”这种如东地方舞蹈，当即决定将其系统地编写整理出来。当时任乃贵作为工厂里的一名文艺骨干，徐善华邀请他一起做这样一份工作。
会计工作灵活，这给任乃贵很多自由。有空儿的时候，任乃贵就跟着徐善华和县文化馆的江振林四处走访丰利县的老人。几个月来，任乃贵每天都满怀希望地记下每一点关于“跳马夫”的进展，但每当他的希望增一分，别人对他的误解也就多一分。有一次，厂里的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这个整理工作太长了，如果文化上想要你，你就去。”
当时，任乃贵一个月工资37元，还有16元补贴，将近一半的工资。而去文化站工作则无法拿到这么高的工资，此外，他还要承受别人不解的目光，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得起文化上的人。”在丰利，人们孜孜以求，无非是为了体面地活着。他再一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与以往不同，这次不是“被选择”，而是他自己来选择。
辞职的时候他满心内疚却也毅然决然。“要不是真心喜欢，我有会计证，到哪吃不到饭？”1983年，他被调到丰利文化站，正式成为徐善华的助手。
难题 允许编写，不许跳舞
任乃贵称他与徐善华、江振林在一起工作是“三位一体”，但他们也有明确的分工。徐善华负责将“跳马夫”的一招一式描绘出来，记录在册，文科出身的江振林负责对它的意义进行阐释和文本撰写，而任乃贵则负责舞蹈的技术和展示。
年轻的任乃贵并没有意识到他此刻在做的东西日后会被捧为精品，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仅仅是老老实实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然而，如何向上级汇报成为难题。
1980年，文字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任乃贵他们想把舞蹈搬上舞台，却备受挫折。当时丰利县文化馆馆长一口否决：“这个封建迷信怎么可以到工农兵舞台上来展演？”
他们对这个矛盾的命题感到困惑，同时也陷入两难。
1981年，市区派人来检查成果。顶着县里的反对态度，徐善华和江振林两位老人一再坚持：“我们跳出来看一下。”
那是31岁的任乃贵第一次上台演出。当时的工人没有人愿意跳这样的舞蹈，任乃贵就去找了一帮农民来帮忙。“跳马夫”难度不大，主要在气势夺人。由于有舞台经验，任乃贵很快在其中展现出自己的舞蹈天赋。
这次表演获得了市里的一致好评，之后被直接推送到省里汇报。然而县里依然拒绝提供支持，“你们要演你们自己去演出，我们没有这个经费帮你们做服装道具。”之后他绕过县里的意见，市里给他们出了经费。
但任乃贵总是感叹自己以前太年轻，一开始看不透舞蹈里面的精髓。为此他请教了许多歌舞界的老师。“那时候，文化局只有一辆吉普车，四面漏风，我们县里就开着这辆车邀请老师过来指导。”
改编过的舞蹈删去了大量的记事部分，使得整个舞蹈更加简洁有力，领舞者跳完前奏一转身，后面的演员就拿着马铃涌到舞台中央。“这样一下子把气氛烘托起来了，让舞蹈有了一种美感，一种震撼力。”
原本“跳马夫”的舞蹈没有音乐，全靠马夫“嚯哈嘿”的号子声和身上铃铃作响的铃铛来烘托气氛。2006年，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在即，为了增加在街上的巡演效果，县里邀请南京艺校的老师来研究作曲。改编后的“跳马夫”加入了打击乐伴奏，悠长低沉的号角声和庄严缓慢的锣鼓相配合，渲染出一股悲壮肃杀之感。
进京 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遗憾
让任乃贵最骄傲的是1986年在北京怀仁堂的演出。
回忆起这些，任乃贵的眼里满是激动和骄傲，他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当时恢宏的景象，那是他一生里最大的荣耀。
为了去北京，县里给他们包了两辆车，一辆是演员专坐，另一辆载满了他们的生活用品甚至是折叠床，由于没有北京的粮票，所有的食物都需要自己带。每一个人都想去北京见见世面，但由于节目都是各个县出的，市区没有节目，市文工团将后面跳舞的人都做了重新安排。
坐了17个小时的车，他们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住在一个大剧院里，五十几个男演员睡在一间很大的化妆间中，用的是他们自带的床，一日三餐吃的是他们卡车拉来的罐头。
任乃贵至今对这次演出行程深刻。从办公厅开出的57号车前来接他们，穿过57号门驶入怀仁堂，车上的窗帘按照规定不能拉开。
表演时，任乃贵站在最前方担任领舞。“跳马夫”的动作不多，也不复杂，主要以跳为主。演员们在台上动作沉稳有力，刚健质朴，在舞蹈时发出震耳的呐喊。台下灯光很暗，他无法看清台下坐着的人。演出结束，他们随即上车离开。
之后，文化部开座谈会点评他们的演出，尽管演出非常成功，但第一次出席如此之大的会议，任乃贵感到紧张不安，桌上摆放的水果点心他一点都没敢动。
任乃贵第二次去北京演出已经是十几年后。
2010年，他突然接到县里通知，临阵受命担任“跳马夫”的编导，去北京参加农民艺术节。他对此充满期待又焦虑不安。县里面安排职业中学的学生配合，任乃贵就跟着每个老师去班级挑选学生。白天训练，晚上他在家构思舞台效果、节奏、队形，为此常常睡不着。
在北京彩排时，他依然忐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彩排走位的图纸，有些发皱的图纸上被他用圆珠笔写满了注意事项和符号。但队伍一出来，总导演眼睛一亮，连说行。任乃贵的心才放下来。
活动结束的傍晚，任乃贵在北京的街头散步，无意间瞥见了一对北京夫妇手中的《北京晚报》，报纸的头版他觉得熟悉，眼睛一扫，发现“跳马夫”的照片。便当即飞奔报亭，买下一份当天的报纸，忙着回去报喜。
尽管如此，在北京，任乃贵依然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
比赛结束之后，他带领学生们去爬长城。在嘉峪关，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让学生们穿上“跳马夫”的服饰，在长城上舞蹈。他甚至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孩子们腰系铜铃，手持马绳，跳着舞步，从长城上飞驰而下，那气势一定如同千军万马般豪迈雄壮。
然而，随行跟队的老师没有允许，他也随之沉默。
他没能让长城脚下响遍马夫铃声。
激动给舞跳得最稚嫩的人鼓掌
将近古稀之年，已经退休的任乃贵还是闲不下来。前不久，他和南通大学非物质舞蹈研究中心将非遗推进校园，让“跳马夫”成为丰利小学早操、课间操的一部分。一大早，他来到小学，见到同行的老师就和他们谈论起“跳马夫”的种种细节。
一同前来的还有外国留学生，尽管语言不通，但任乃贵依旧充满热情，他忙着指导留学生们穿戴衣服。“跳马夫”的服饰并不复杂，但是任乃贵为了达到美观的效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穿戴顺序。
他将绿色的头巾披在留学生的头上，随后绕到后面给他扎紧。“这个结要打两次，先是正着的，再反过来打一个结，这样就好看了。”之后任乃贵细心地为他调整头巾的高度，戴上帽子后，任乃贵将帽子多余的线扣在头巾下面。
下午一点半，音乐响起，数千名小学生如潮水般涌进操场。任乃贵停不下来，在主席台下面激动地指导，时而示范着动作，时而比划着音乐的节奏。他站的位置有些偏，只有前排的几个人可以看见他，但这并不妨碍他充满热情的指挥。他随着音乐大幅度地蹲下又站起，手臂在空中上下挥舞。看上去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
音乐结束后，他是第一个给出掌声的人。“我们把非遗带入校园，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的家乡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舞蹈。祖先把这么宝贵的一份文化传给我们，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了。”
忧愁 跳了半辈子，不敢转身
在丰利县的桥头，我见到了任乃贵。这座小镇坐落在江苏南通，从这里到如东县城也需要1个多小时。他带领着我穿过丰利县最老的街，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抬起头来指着挂在半空中的一块指示牌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寺庙。”我抬头看见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都天庙”几个字。“后来要开河，把它拆了。”他声音听上去有些惋惜。
不仅是建筑，这里的人也在时光里不断消失。
2015年，与任乃贵一同工作几十年的徐善华和江振林相继去世，由于两位老人的子女都在海外，任乃贵帮忙处理好他们的后事。那一刻，任乃贵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既然我们曾经是三位一体，那我现在就有责任把他们未完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以前，任乃贵作为一名舞者，只需要将动作要领教给别人。而现在，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他还需要把舞蹈的精髓传递下去。
68岁的任乃贵看上去有些老了，眼角浮现出皱纹，利刺一样的白发从两鬓滋生，看资料时要时不时戴起眼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没有老。采访过程中，他不停上楼寻找资料，脚步急切，一脚跨两个台阶。在一旁看电视的妻子提醒他“一级一级地走”，他才放慢脚步。他每一个日子都记得非常清楚，还时不时站起来展示舞蹈动作，蹦蹦跳跳得像个孩子。
一年又一年，任乃贵也记不清自己带了多少拨儿人，八九十年代，他带领团队在上海海军基地参加春节慰问演出，在中国第二届艺术节华东区进行演出。有一次，南通歌剧院请他去教演员们“跳马夫”的动作，他前前后后帮忙排练了一个星期，事后才知道，他们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演出。
人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的是为了一场节目演出，有的是为了做一个了解，真正坚持下来的似乎仍然只有任乃贵一个人。前一段时间他遇到一个功底极好的舞蹈演员，他打算将“跳马夫”的舞蹈传授给她，培养她成为继承人，可是她不是如东人，县里面不同意他这么干，怕学了之后别的地方抢了这里的“非遗”。他有些无奈，又不知如何是好。
对如东人来说，“跳马夫”曾是遗迹，现在，它意味着荣誉与骄傲。任乃贵花了半辈子来表演，总是站在舞台最显眼的位置，但是现在，他依然害怕转身时，身后空无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