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北京之所以被誉为天下名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条件在于“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大运河不仅是保障首都漕粮供应的经济生命线，而且在沿岸乃至更广阔的流域范围内积淀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大运河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以从南到北绵延数千里的人工河道为象征和载体，在空间上展现为一条狭长的带状分布，因此被称作“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所在的最北段是其精华地段之一。
大运河文化带的积淀过程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大运河文化带的逐渐积淀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决定了众水朝东的基本流向，大江大河由此成为南北交通的阻隔，开凿运河就成为从水路实现“天堑变通途”的重大措施。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北京处在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北方，金代海陵王迁都之前已经为保障“漕运通济”把潞县提升为通州，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更是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不断完善，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
国都与军事重镇通常是运河的支撑点和目的地，北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运河，始自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辽东而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隋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治今北京西南），成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河网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金代的过渡，元代的漕运终端从中原的洛阳、开封等地转移到偏于陆地版图东北一隅的大都。隋唐时代“之”字形的运河走势被截弯取直，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之后，杭州与通州之间的运河全线贯通，由此奠定了大运河文化带空间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础。在明清两代，大运河作为京师经济命脉的作用越发突出，运河文化的积淀也随之更加深厚。
大运河文化带的基本特征
大运河的兴衰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发展了运河文化并积淀为一条纵贯南北的文化带。从自然要素着眼，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制约下的运河主干及其整个流域，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空间舞台。就人文主题而论，开凿或改造运河的主要活动、代表人物、水利技术、管理制度、各类遗迹、地方习俗、精神形态等，则是构成运河文化的基本方面。
历史上的北京从北方军事中心到全国首都的演变过程，对一座城市与一条运河的关系做出了生动诠释。肇始于春秋时期的中国运河文化，经过隋唐时期的重大发展，到元代找到了它的最终汇聚之地——大都（北京）。按照郭守敬的精巧构想，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次年秋天告成的通惠河，从昌平白浮泉一带引水接济漕运，由大都文明门至通州，沿河修建11组24座水闸以调节水位，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梯级航道。浩浩荡荡的江南漕船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终点码头积水潭呈现出“舳舻蔽水”的盛况，运河文化也迎来了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漕运通道，与漕运相关的各类活动及其当代遗迹，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元代海运为主过渡到明代海运为辅，再渐变为清代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通过运河与海上航道，自元朝中期到明清两朝，每年有三四百万石漕粮从南方运抵北京（大都），明正统年间达到五百万石的规模，分别存储在京城与通州的粮仓。晚清以铁路运输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兴起后，运河对于北京经济的保障作用迅速下降，却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带彰显古都文脉
大运河在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决定了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古都文脉的历史地位。元代运河截弯取直后，南北往来更加通畅，偏处国家陆地版图东北隅的首都由此增强了政令通达、控御全国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作为国都的经济命脉，通过运河输送的江南漕粮和其它物资，是城市居民与戍边将士的衣食之源。从四川、云南、湖广等地采伐的楠木，苏州制作的金砖，临清烧造的砖瓦，辗转经由大运河运到北京，因而能够以举国之力营造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和积淀，是以运河为依托的人类活动的结晶。
漕运兴盛带动了城市发展，元代漕船停靠的积水潭沿岸是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区域，出现了以南北交融为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通州作为明清时期的漕运终点与南北物资交流枢纽，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京城内外留下的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祠庙等，都是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即使海运仓等至今已经了然无痕，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类地名仍不失为追寻北京文脉的重要线索。
大运河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与信息传播，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首善之区，京师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在林林总总的北京文脉中，以大运河为标志的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待我们继续发掘、研究和传承。
大运河文化带研究需要规范求实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时间、空间、文化、社会等维度加以审视，广泛开展运河文化遗迹的野外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学术探讨，是认识历史、保护遗存、传承文化的基础。从追寻时代变迁入手了解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角度揭示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与地理背景，通过以往的政治关联、军事行动、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等分析运河沿线的人类活动，应当成为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领域专业工作者的学术视角。为避免研究区域“画地为牢”带来的认识偏差，还必须把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放在涉及全国数省的整体范围内加以考察。
遵循学术规范和学理要求，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是“文化带”概念的“泛化”。不适当地把大运河文化带的空间范围加宽拉长，势必干扰对于运河文化内涵及其精髓的挖掘提炼。还必须强调的是，任何论断都不应违背基本的史料或常识。例如，有一种说法，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自昌平白浮泉开始长164里或82公里。但是，此说却是对《元史·河渠志》或明代吴仲《通惠河志》的误读。郭守敬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向忽必烈建议开挖通惠河，所提到的自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只是他依据实地测量而设计、包括上游引水沟渠在内的总体施工里程，绝不能等同于当今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这是因为：金代与元代都曾作为主要漕运通道的坝河，显然没有包含在这“一百六十四里”之内；把元代的里程折算为当代市制或公制的长度，不宜无视古今尺度的伸缩变化而率意为之；各个时期的运河长度并不一致，若不首先界定其所指年代，上述问题就根本无从谈起；人工挖成但相当狭窄的引水沟渠，断然无法与漕船航行的运河等量齐观，作为水源地的白浮泉因此也不能称作大运河最北的端点。恪守世所公认的学术规范，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每个运河文化研究者都应具备的治学态度。
作者：孙冬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许辉，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历史上的北京之所以被誉为天下名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条件在于“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大运河不仅是保障首都漕粮供应的经济生命线，而且在沿岸乃至更广阔的流域范围内积淀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大运河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以从南到北绵延数千里的人工河道为象征和载体，在空间上展现为一条狭长的带状分布，因此被称作“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所在的最北段是其精华地段之一。
大运河文化带的积淀过程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大运河文化带的逐渐积淀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决定了众水朝东的基本流向，大江大河由此成为南北交通的阻隔，开凿运河就成为从水路实现“天堑变通途”的重大措施。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北京处在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北方，金代海陵王迁都之前已经为保障“漕运通济”把潞县提升为通州，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更是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不断完善，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
国都与军事重镇通常是运河的支撑点和目的地，北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运河，始自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辽东而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隋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治今北京西南），成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河网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金代的过渡，元代的漕运终端从中原的洛阳、开封等地转移到偏于陆地版图东北一隅的大都。隋唐时代“之”字形的运河走势被截弯取直，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之后，杭州与通州之间的运河全线贯通，由此奠定了大运河文化带空间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础。在明清两代，大运河作为京师经济命脉的作用越发突出，运河文化的积淀也随之更加深厚。
大运河文化带的基本特征
大运河的兴衰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发展了运河文化并积淀为一条纵贯南北的文化带。从自然要素着眼，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制约下的运河主干及其整个流域，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空间舞台。就人文主题而论，开凿或改造运河的主要活动、代表人物、水利技术、管理制度、各类遗迹、地方习俗、精神形态等，则是构成运河文化的基本方面。
历史上的北京从北方军事中心到全国首都的演变过程，对一座城市与一条运河的关系做出了生动诠释。肇始于春秋时期的中国运河文化，经过隋唐时期的重大发展，到元代找到了它的最终汇聚之地——大都（北京）。按照郭守敬的精巧构想，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次年秋天告成的通惠河，从昌平白浮泉一带引水接济漕运，由大都文明门至通州，沿河修建11组24座水闸以调节水位，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梯级航道。浩浩荡荡的江南漕船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终点码头积水潭呈现出“舳舻蔽水”的盛况，运河文化也迎来了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漕运通道，与漕运相关的各类活动及其当代遗迹，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元代海运为主过渡到明代海运为辅，再渐变为清代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通过运河与海上航道，自元朝中期到明清两朝，每年有三四百万石漕粮从南方运抵北京（大都），明正统年间达到五百万石的规模，分别存储在京城与通州的粮仓。晚清以铁路运输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兴起后，运河对于北京经济的保障作用迅速下降，却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运河文化带彰显古都文脉
大运河在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决定了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古都文脉的历史地位。元代运河截弯取直后，南北往来更加通畅，偏处国家陆地版图东北隅的首都由此增强了政令通达、控御全国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作为国都的经济命脉，通过运河输送的江南漕粮和其它物资，是城市居民与戍边将士的衣食之源。从四川、云南、湖广等地采伐的楠木，苏州制作的金砖，临清烧造的砖瓦，辗转经由大运河运到北京，因而能够以举国之力营造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和积淀，是以运河为依托的人类活动的结晶。
漕运兴盛带动了城市发展，元代漕船停靠的积水潭沿岸是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区域，出现了以南北交融为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通州作为明清时期的漕运终点与南北物资交流枢纽，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京城内外留下的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祠庙等，都是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即使海运仓等至今已经了然无痕，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类地名仍不失为追寻北京文脉的重要线索。
大运河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与信息传播，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首善之区，京师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在林林总总的北京文脉中，以大运河为标志的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待我们继续发掘、研究和传承。
大运河文化带研究需要规范求实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时间、空间、文化、社会等维度加以审视，广泛开展运河文化遗迹的野外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学术探讨，是认识历史、保护遗存、传承文化的基础。从追寻时代变迁入手了解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角度揭示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与地理背景，通过以往的政治关联、军事行动、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等分析运河沿线的人类活动，应当成为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领域专业工作者的学术视角。为避免研究区域“画地为牢”带来的认识偏差，还必须把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放在涉及全国数省的整体范围内加以考察。
遵循学术规范和学理要求，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是“文化带”概念的“泛化”。不适当地把大运河文化带的空间范围加宽拉长，势必干扰对于运河文化内涵及其精髓的挖掘提炼。还必须强调的是，任何论断都不应违背基本的史料或常识。例如，有一种说法，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自昌平白浮泉开始长164里或82公里。但是，此说却是对《元史·河渠志》或明代吴仲《通惠河志》的误读。郭守敬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向忽必烈建议开挖通惠河，所提到的自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只是他依据实地测量而设计、包括上游引水沟渠在内的总体施工里程，绝不能等同于当今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这是因为：金代与元代都曾作为主要漕运通道的坝河，显然没有包含在这“一百六十四里”之内；把元代的里程折算为当代市制或公制的长度，不宜无视古今尺度的伸缩变化而率意为之；各个时期的运河长度并不一致，若不首先界定其所指年代，上述问题就根本无从谈起；人工挖成但相当狭窄的引水沟渠，断然无法与漕船航行的运河等量齐观，作为水源地的白浮泉因此也不能称作大运河最北的端点。恪守世所公认的学术规范，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每个运河文化研究者都应具备的治学态度。
作者：孙冬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许辉，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