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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叶兆言:“能安心写作,我应该惜福”

2018-05-22 07:46 北京日报

来源标题: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面世,知名作家叶兆言自觉比父辈幸运

“我最大的幸运其实是很喜欢写,而且一直沉溺在写作中。”作家叶兆言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说只要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写点什么,就什么都不好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近日面世,这是他坚持几十年写作的又一次收获。但他恳切地说:“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

谈新作

人物家国情怀“刻骨铭心”

谈及新作,叶兆言表示,《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写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上,各种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主人公绍彭更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

这部小说初稿2017年首发于《钟山》杂志,此后叶兆言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这里面的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没有写。”叶兆言透露,直到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这几个字,他突然意识到似乎找到了一根绳子可以把那些散落的珠子穿起来,而那些故事正是“珠子”。

新作也包含了叶兆言的不少新尝试。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冗长的开头,写了两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孩的故事,说的是人类有可能面临无性的痛苦;第二个故事讲一个人突然失去语言、无法表达的痛,看起来和后面的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叶兆言揭秘道,他特别喜欢契诃夫的《海鸥》,该作有一个很仓促的结尾。“所以我写这本书时,就想写个冗长的开头,还特意选择了一个仓促的结尾,这是一种技巧,也是在向《海鸥》致敬。”

小说中有尝试,更离不开多年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在南京大学读中文系,“当时南京大学的风气是,至少三年你别写,就是老老实实地读。”那几年,他整天泡在图书馆,也熟悉了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就像《刻骨铭心》中写到的一些广告细节,就是其当年看老报纸登载的广告,觉得十分有趣,随手抄下来的。

谈创作

自己为人谨慎为文放荡

在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看来,叶兆言不属于能快速圈粉的那类作家,属于要慢慢品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也发觉,叶兆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从不跟着某种潮流、某种力量走,而不少作家确实是随潮流、跟市场或借海外汉学家而走红的。

叶兆言如此回应道,“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属于某一个流派其实是很糟糕的,写作者应该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单数。”事实上,他一直在要求自己,不要以“你们、我们、他们”等团伙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你、我、他”的个人形象出现。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兆言以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鸣惊人。谈及旧作,他说,《枣树的故事》不断被退稿,自己也不断修改,于是就有很多风格杂糅其中。他还揭秘道,自己在写”夜泊秦淮”系列时,其实有反讽和调侃意图,“我当年是现代文学研究生,看了很多过去时代的小说,看出很多毛病,所以想戏仿、‘调戏’一下那些写作。”叶兆言坦言,他写历史小说之时,正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大行其道之时,他于是想写和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不一样的东西,“别人要寻根的话,我还不如把‘根’拿出来,嘲笑一番。”

叶兆言认同周作人对“为人为文”的观点,一是为人放荡而为文拘谨,二是为人谨慎但为文放荡,三是为人为文都放荡。叶兆言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类,他喜欢放开了写,想写历史就写历史,想写现实就写现实,从不担心写坏掉了。但是“为文放荡”,也让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变得尴尬起来,什么流派都会参与其中,“谈到先锋派会谈到我,谈到新写实主义会提我,谈到新历史主义还会提到我。”

谈南京

透过南京这扇窗看中国史

南京近现代的百年历史,是叶兆言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他自己也承认,起码有一半的小说写到了南京。有人于是评价,他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市,而叶兆言表示,他想跳出本土、跳出南京,但其实很难。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叶兆言写过一本“南京人”系列。书中他曾提出一个观点,被很多人不断地引用。“我说,北京人爱做官,上海人爱赚钱,南京人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做学问。”在书里,他还煞有介事地说这句话是引用自一位民国老先生。但叶兆言透露,其实并没有这号人,“我觉得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编的这个故事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希望,希望南京人能够这样,更希望中国人都能这样。”

正在写作中的《南京传》长达20多万字,叶兆言解释,他写“南京人”系列时就有过念头,“能不能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把中国的历史说一遍?”他坦言,这次是从各个不同时期的南京来看中国历史,目前这部作品开始收尾。

“我整个人命很贱,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叶兆言说,写完《南京传》,他还会把停滞了许久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写作,再延续下去。“我祖父(叶圣陶)和我父亲(叶至诚)都热爱写作,但是他们都是业余作家,一生中只能拿出百分之几的精力来写作。”他感慨,和他们相比,自己可以全力以赴地写作,95%以上的精力都用在写作上了。“那我为什么不惜福?一个作家特别脆弱,政治、经济、健康、名利等等原因都会影响写作,在过去一百年中,能让一个作家安安心心坐在桌子前写作的时间,太少了。”他认为,既然自己获得了写作的机会,就应该认真地写,“住更大的房子,配两个女秘书,都解决不了写作的问题,作品写不好,就是自己没做好。”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作者: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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