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留学由来已久，在唐代尤甚。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而且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泽被四邻，文化发达，外国留学生不绝于途。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诏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专门为周边国家来中国的留学生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文化差异不同，“宾贡进士”与“国子进士”、“乡贡进士”在考试和录取方式上、在录取比例和考试难易上有一定优惠政策，“宾贡进士”是古代科举考试重要组成部分，对周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
唐代向外国放开科举考试，多面向于东南亚国家。一方面古代圣贤君王受儒家思想传播的影响，都追求“四夷倾心向往一心”；另一方面，当时新罗、高丽、安南（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缅甸、尼泊尔都是唐朝贡国或藩属国，尊称唐王朝为“上国”，这些小国是唐王朝的“国之门户”，唇亡齿寒，因此唐朝与这些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往来极为密切。
在这些留学生中，来自朝鲜半岛新罗的崔致远名气最大，他也是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学生之一。
崔致远（857年-？），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唐咸通九年（868年），12岁的崔致远辞别亲人，成了一名小留学生，只身一人来大唐王朝求学，他父亲在他临走时说：“你去中国一定要努力学习，十年之内必须考上进士，如果十年之内你考不上进士，那就断绝父子关系，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崔致远“压力山大”，牢记父亲的训诫，勤学苦读，结果不负众望，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提前4年完成父亲的重托。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衣锦还乡，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大唐发展，担任江苏溧水县县尉，做一名负责军事、治安的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崔致远在唐朝做官多年，任期届满后，又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在朝鲜半岛，崔致远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一生文学创作不断，他创作的《桂苑笔耕》文集还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也经常派优秀青年来大唐王朝学习文化知识，至今日本文化仍深受大唐文化的影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698年-771年）就是其中的代表。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或朝衡），字巨卿，于717年随日本遣唐使赴长安入太学学习，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包佶、赵骅等人交往甚密。阿倍仲麻吕经过寒窗苦读，参加唐科举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后在唐朝任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相传他回国时，因船只遭到大风的袭击，遭遇海难，消息很快传到了唐朝。李白以为他罹难，心情十分悲痛写了这首《哭晁衡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但事实上阿倍仲麻吕并没有遇难，他乘的那只船漂到了越南海岸，最后得救，阿倍仲麻吕也得以继续在唐朝任职。
如今，西安长庆公园内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碑面有阿倍仲麻吕《望乡》诗：“仰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唐大历六年（771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后来日本也引进了科举制，日本的科考有秀才、明经、进士和明法，日本的科举考试长期被贵族把持，到江户时代废止。
中国科举考试不但影响到东南亚国家，而且还传播到阿拉伯地区。李彦升，大食人（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的专称），长期定居中国。当时的汴州刺使、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李彦升讲中国话标准流利，就与他交谈，通过交谈，卢钧了解到李彦升是随经商船队来的，出身名门望族，较为熟悉中国文化。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卢钧特意向宣宗皇帝举荐李彦升。经唐宣宗派人员核实，恩准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李彦升到京后，按部就班进行科考。结果，他一举及第，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只有22人。当时他的考卷，交送中书省、门下省复核。复核后发现，李彦升确有真才实学，颍川人陈黯便针对此事撰写成《华心说》一文，对李彦升给予高度肯定。
唐代之后，科举制也逐渐被东南亚一些国家引入。明代时，越南的留学生一般在本国乡试结束后，会到北京参加会试。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的考试中，越南人阮勤中一举成名，夺下进士的桂冠，从此留京任职，后任命为工部侍郎。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科举考试被废除，为了笼络外国的留学生，清政府临时组建了学部专门考核外国留学生，凡考中者按进士、举人授予资格，凡高中进士者授翰林院修撰，人们把这些留学生称为“洋翰林”。
科举制度作为隋唐以来封建时代的选人用人制度，不仅为国内的学子重视，也吸引了大量外国的“留学生”。他们参与科举，不仅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对中外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影响。
自古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留学由来已久，在唐代尤甚。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而且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泽被四邻，文化发达，外国留学生不绝于途。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诏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专门为周边国家来中国的留学生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文化差异不同，“宾贡进士”与“国子进士”、“乡贡进士”在考试和录取方式上、在录取比例和考试难易上有一定优惠政策，“宾贡进士”是古代科举考试重要组成部分，对周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
唐代向外国放开科举考试，多面向于东南亚国家。一方面古代圣贤君王受儒家思想传播的影响，都追求“四夷倾心向往一心”；另一方面，当时新罗、高丽、安南（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缅甸、尼泊尔都是唐朝贡国或藩属国，尊称唐王朝为“上国”，这些小国是唐王朝的“国之门户”，唇亡齿寒，因此唐朝与这些属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往来极为密切。
在这些留学生中，来自朝鲜半岛新罗的崔致远名气最大，他也是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学生之一。
崔致远（857年-？），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唐咸通九年（868年），12岁的崔致远辞别亲人，成了一名小留学生，只身一人来大唐王朝求学，他父亲在他临走时说：“你去中国一定要努力学习，十年之内必须考上进士，如果十年之内你考不上进士，那就断绝父子关系，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崔致远“压力山大”，牢记父亲的训诫，勤学苦读，结果不负众望，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提前4年完成父亲的重托。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衣锦还乡，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大唐发展，担任江苏溧水县县尉，做一名负责军事、治安的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崔致远在唐朝做官多年，任期届满后，又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在朝鲜半岛，崔致远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一生文学创作不断，他创作的《桂苑笔耕》文集还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也经常派优秀青年来大唐王朝学习文化知识，至今日本文化仍深受大唐文化的影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698年-771年）就是其中的代表。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或朝衡），字巨卿，于717年随日本遣唐使赴长安入太学学习，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包佶、赵骅等人交往甚密。阿倍仲麻吕经过寒窗苦读，参加唐科举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后在唐朝任从三品秘书监兼卫尉卿。相传他回国时，因船只遭到大风的袭击，遭遇海难，消息很快传到了唐朝。李白以为他罹难，心情十分悲痛写了这首《哭晁衡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但事实上阿倍仲麻吕并没有遇难，他乘的那只船漂到了越南海岸，最后得救，阿倍仲麻吕也得以继续在唐朝任职。
如今，西安长庆公园内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碑面有阿倍仲麻吕《望乡》诗：“仰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唐大历六年（771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后来日本也引进了科举制，日本的科考有秀才、明经、进士和明法，日本的科举考试长期被贵族把持，到江户时代废止。
中国科举考试不但影响到东南亚国家，而且还传播到阿拉伯地区。李彦升，大食人（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的专称），长期定居中国。当时的汴州刺使、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李彦升讲中国话标准流利，就与他交谈，通过交谈，卢钧了解到李彦升是随经商船队来的，出身名门望族，较为熟悉中国文化。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卢钧特意向宣宗皇帝举荐李彦升。经唐宣宗派人员核实，恩准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李彦升到京后，按部就班进行科考。结果，他一举及第，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只有22人。当时他的考卷，交送中书省、门下省复核。复核后发现，李彦升确有真才实学，颍川人陈黯便针对此事撰写成《华心说》一文，对李彦升给予高度肯定。
唐代之后，科举制也逐渐被东南亚一些国家引入。明代时，越南的留学生一般在本国乡试结束后，会到北京参加会试。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的考试中，越南人阮勤中一举成名，夺下进士的桂冠，从此留京任职，后任命为工部侍郎。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科举考试被废除，为了笼络外国的留学生，清政府临时组建了学部专门考核外国留学生，凡考中者按进士、举人授予资格，凡高中进士者授翰林院修撰，人们把这些留学生称为“洋翰林”。
科举制度作为隋唐以来封建时代的选人用人制度，不仅为国内的学子重视，也吸引了大量外国的“留学生”。他们参与科举，不仅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对中外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