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昕（三联书店原总编辑）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有人问，四十年来，哪一位经济学家对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研究贡献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吴敬琏先生。
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始终在引领社会思想潮流，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他的一系列著作，为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尽人皆知的。作为编辑，我们为他编书，从合作中深深感受到吴先生对于改革事业的真诚与激情，故事很多，这里只想讲讲他三次改书名的小事。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改成《重启改革议程》
大约是2011年，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图书选题时，考虑到在市场上适销的品种要优先发展，决定增加策划“二十讲系列”的图书品种。此前，三联出版过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楼庆西的《中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的《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都是专家写作的文化普及读物，市场反映很好。我们希望在其他学科，也可以编辑出版同类的图书。
总经理樊希安找来熟悉经济学科的编辑贾宝兰，问她可不可以策划一本《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就请吴敬琏先生来写？贾宝兰觉得，吴先生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他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樊希安说：“没关系，咱们可以请马国川协助他做。”
马国川是知名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笔。他有经济记者的专业素养，思想敏锐，善于对当代社会的重要话题进行揭示和阐发，曾经和许多著名学者进行过对话，并在三联出版过《八十年代访谈录》《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著作。请他和吴先生合作自然没有问题。
贾宝兰把这个建议传达过去，吴先生当即表示同意。我们知道，关于这个题目，吴先生其实是有话要说。他不仅是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全过程、从不间断地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进行跟踪研究的学者，多年来撰写过大量论文，对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清晰的梳理。现在要他写这样一本书，其实是轻车熟路，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吴先生的特点就在于他的问题意识极强。对于当前的改革状况，他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
这本书要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做一个总结，但是不能止于做总结，而且要提出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从而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内容以吴先生过去多次讲课的讲稿为基础，写法上，则采用吴先生和马国川对话的方式，将论题归纳为二十个，是为“二十讲”。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什么需要改革”谈起，讲到“1956年中国改革问题的提出”，“文革”结束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一直讲到现在“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遇到困境，改革出现停滞的状况。第一讲开宗明义地以“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标题，而最后一讲则毫不含糊地主张要“重启改革议程”，显示出这本书不同于一般性地总结经济改革过程的著作，而有一种强烈的“问题主导”倾向。
出版之前，吴先生问我们，书名如何定？我们知道，他有个习惯，书写好后再斟酌书名。我们说，这是为三联的“二十讲”系列图书策划的选题，就叫《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吧。用这个题目，有利于对大众读者介绍和宣传。吴先生听了，没有表示异议。
此时正是2012年12月，当时中央刚刚召开过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紧接着就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到深圳考察，向邓小平塑像献花。在深圳，习近平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明确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就是中国不但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而且要把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新台阶。
对此吴先生非常振奋，他马上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把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他的理由，其实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鉴于前一阶段改革已经出现的新状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重启改革议程”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本书的核心理念，不仅凸显了作者对于改革的前瞻性思考，而且突出表达了吴先生对于捍卫改革成果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以此做书名，当然是开门见山，有振聋发聩之效。
正好，《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一版在出书一个月后即售罄，正待重印。于是我们按照吴先生的要求，将书名改成《重启改革议程》。改名后这本书迅速成为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一时非常畅销。
改“面向”为“直面”，两字之差，显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几个月以后，三联书店向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提出恢复生活书店品牌的申请得到批准，我们需要为生活书店策划一批有影响力的图书选题，我们自然又想到了吴敬琏先生。当年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生活书店恢复设立座谈会，特邀请吴敬琏先生作为嘉宾。散场时，我向吴先生约稿，希望他将近年来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论文编辑在一起，出一本书，吴先生当场欣然同意，并同时和我约定，还请马国川帮他整理。
这本书，和《重启改革议程》的思路相一致，反映的是吴先生对于新一轮改革的现实思考。从改革的历史经验讲起，强调“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集中研讨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而重点放在呼吁重启改革和如何重启改革上面。他在前言里说：
“中国现在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改革正在逐步展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必然会遭遇来自陈旧意识形态的阻力，面对来自以权谋私者用特殊理由设置的障碍，还要解决在旧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种种实际困难。重重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去克服。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增添力量。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书编好了，又需要确定书名。吴先生打电话来问我，对于书名有什么考虑？我说自己对经济学是门外汉，恐怕提不出好的建议。但是吴先生说，他最喜欢和编辑商量文章的名称，因为编辑读过作品，了解他书稿的内容。他告诉我，从80年代他给三联的《读书》杂志写文章，发表前就和当时的主编沈昌文商量文章的篇名。这样一说，我便不好推辞了。我考虑了几日，想到中央刚刚召开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中国将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而吴先生的书，正是关于如何实现转型的解读。于是我请责任编辑转告吴先生，我建议，是否书名就用《面向大转型时代》？
吴先生给我回电话，说这个题目很好，但是要改两个字，把“面向”改为“直面”。我在编辑部，把吴先生改定的题目说给大家听，大家都说他改得好。
这时候我细想，觉得“直面”和“面向”两字之差，不只是个措辞问题，而且显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面向”和“面对”的意思差不多，仅仅表达了一种方位认识，意思是要正面迎接时代的转型，但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直面”不同，它强调的是主动和积极的参与，不回避，不退缩，无私无畏，像鲁迅所说的，是“真的猛士”才可能具备的人生境界。可以说，“直面”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一种道义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我们在今天的历史大变革中，面对重重阻力和困难，要继续前行，的确需要具备这种“直面”的态度。由此，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吴先生面对改革的一片赤诚之心。
《直面大转型时代》出版了，又是一本畅销书。为了配合这本书的宣传，吴先生到各地举办了多场讲座，每每我都陪同在侧，多次聆听了吴先生对于经济改革问题的演讲，对他的理论和思考有了更多的认识。
《改革行思录》加入“大道”两字，令人拍手叫绝
不久，我从三联书店退休，同时接受商务印书馆返聘，协助该馆进行图书选题策划。商务很希望我介绍一些名家著作，于是我又想到吴敬琏先生。我和吴先生商量，他似有难色，说近期的论文不知够不够多。我想起自己曾听过他的那些演讲，就建议他把演讲稿和论文编在一起，但他当时还在中欧商学院讲课，一时顾不上整理文稿，于是我再次邀请马国川帮忙。
这本新书，和《直面大转型时代》相同，也是分作五编，开篇就讲“开启改革新征程”，讨论了从改革总方案到具体执行中值得研讨的种种问题。然后，又进行了有关价格改革、金融改革、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反腐等各种项目研究，并研讨了如何控制风险、着力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效率的问题，最后聚焦于中国的转型之路。这些文章，反映出吴先生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新思考。
书编好了，又要定书名。原先的考虑是以第一编的题目为书题，就叫《改革新征程》，但这个书名大家觉得有点儿像政治性的论文集，而不像讨论经济规律的学术著作。吴先生自己也以为不理想，于是他让我帮他想想。我想，这些文章，是吴先生对新一轮改革实践的思考，不妨从实践和思考这两个角度定书名，于是我给吴先生写信，内中有这样一段：
“书名建议用《改革行思录》。‘行思’语出《左传》‘大道行思，取则行远’。意为改革正道直行，善于思考便可达远景目标。另可考虑叫做《改革新思维》，意谓今日之改革，要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在旧有理论基础上创新。”
吴先生没有选择《改革新思维》，大概是因为他谦虚低调，不愿做夸张之语，不想以“新思维”标榜。但是对“行思录”这几个字，他以为很好，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前面再加上“大道”两字，叫做《改革大道行思录》？我听了，静静一想，便拍手叫绝。
这“大道二字”，既形象准确，又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讲改革开放是一条康庄大道、光明大道，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另一层意思，是讲书中探索的，是改革的思想理论、改革的道理，这可称之为“大道”，是一种客观规律，是社会现实的真谛，是需要我们认识和把握的大学问。书名这样一改，不仅顿时凸显了理论高度，而且显示出吴先生在为改革开放辩护时理直气壮的姿态。
《改革大道行思录》甫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和媒体关注。新京报和腾讯将它同时评为2017年度“十大好书”和“华文好书”。颁奖前，主办方希望吴先生能在颁奖典礼上做一次简短演讲。我问吴先生意向，他说现在是春节前夕，事情太多，很多单位约请他演讲，他都推辞了，所以在这里也不准备讲了。但主办方不甘心，希望我能说服吴先生。我再次和吴先生沟通，告诉他只讲5-8分钟即可。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颁奖那天，我陪吴先生到达会场。一位典礼的主持人来问，吴先生一会儿有演讲，是什么题目？吴先生说，就讲几分钟，不要题目了吧？主持人说，无论如何，请给一个题目，因为台上要打字幕。我问吴先生，您主要想讲什么？他说，我想顺着这本书“行与思”的书名讲，谈一点学习的重要性。于是我马上对主办方说，你们就在字幕上打出《改革路上的学与思》作为题目，吴先生表示认可。
演讲中，吴先生谈到，我们的改革需要实践（行），也需要理论研究（思），但是如果忽视了学习，人就会变得迷茫，无所适从。这是行、思、学三者必须统一的道理。他解释说，今天我们处在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发展质量，也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当然要靠效率提高来推动发展、支撑增长，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呢？其实说到底就要靠改革，而改革要靠我们大家的坚持不懈的行、思和学。这样我们的改革才可以“过三峡”。
我坐在台下想，吴先生无论讲什么，怎么讲，话题总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他心中的目的只有一个：拼尽全力促进改革的深入。他的坦诚，他的热忱，他的执着，他的激情，他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令我心生敬意。
作者 李昕（三联书店原总编辑）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有人问，四十年来，哪一位经济学家对改革实践和理论的研究贡献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吴敬琏先生。
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始终在引领社会思想潮流，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他的一系列著作，为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尽人皆知的。作为编辑，我们为他编书，从合作中深深感受到吴先生对于改革事业的真诚与激情，故事很多，这里只想讲讲他三次改书名的小事。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改成《重启改革议程》
大约是2011年，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图书选题时，考虑到在市场上适销的品种要优先发展，决定增加策划“二十讲系列”的图书品种。此前，三联出版过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楼庆西的《中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的《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都是专家写作的文化普及读物，市场反映很好。我们希望在其他学科，也可以编辑出版同类的图书。
总经理樊希安找来熟悉经济学科的编辑贾宝兰，问她可不可以策划一本《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就请吴敬琏先生来写？贾宝兰觉得，吴先生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他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樊希安说：“没关系，咱们可以请马国川协助他做。”
马国川是知名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笔。他有经济记者的专业素养，思想敏锐，善于对当代社会的重要话题进行揭示和阐发，曾经和许多著名学者进行过对话，并在三联出版过《八十年代访谈录》《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著作。请他和吴先生合作自然没有问题。
贾宝兰把这个建议传达过去，吴先生当即表示同意。我们知道，关于这个题目，吴先生其实是有话要说。他不仅是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全过程、从不间断地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进行跟踪研究的学者，多年来撰写过大量论文，对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清晰的梳理。现在要他写这样一本书，其实是轻车熟路，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吴先生的特点就在于他的问题意识极强。对于当前的改革状况，他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
这本书要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做一个总结，但是不能止于做总结，而且要提出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从而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内容以吴先生过去多次讲课的讲稿为基础，写法上，则采用吴先生和马国川对话的方式，将论题归纳为二十个，是为“二十讲”。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什么需要改革”谈起，讲到“1956年中国改革问题的提出”，“文革”结束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一直讲到现在“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遇到困境，改革出现停滞的状况。第一讲开宗明义地以“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标题，而最后一讲则毫不含糊地主张要“重启改革议程”，显示出这本书不同于一般性地总结经济改革过程的著作，而有一种强烈的“问题主导”倾向。
出版之前，吴先生问我们，书名如何定？我们知道，他有个习惯，书写好后再斟酌书名。我们说，这是为三联的“二十讲”系列图书策划的选题，就叫《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吧。用这个题目，有利于对大众读者介绍和宣传。吴先生听了，没有表示异议。
此时正是2012年12月，当时中央刚刚召开过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紧接着就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到深圳考察，向邓小平塑像献花。在深圳，习近平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明确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就是中国不但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而且要把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新台阶。
对此吴先生非常振奋，他马上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把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他的理由，其实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鉴于前一阶段改革已经出现的新状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重启改革议程”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本书的核心理念，不仅凸显了作者对于改革的前瞻性思考，而且突出表达了吴先生对于捍卫改革成果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以此做书名，当然是开门见山，有振聋发聩之效。
正好，《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一版在出书一个月后即售罄，正待重印。于是我们按照吴先生的要求，将书名改成《重启改革议程》。改名后这本书迅速成为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一时非常畅销。
改“面向”为“直面”，两字之差，显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几个月以后，三联书店向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提出恢复生活书店品牌的申请得到批准，我们需要为生活书店策划一批有影响力的图书选题，我们自然又想到了吴敬琏先生。当年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生活书店恢复设立座谈会，特邀请吴敬琏先生作为嘉宾。散场时，我向吴先生约稿，希望他将近年来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论文编辑在一起，出一本书，吴先生当场欣然同意，并同时和我约定，还请马国川帮他整理。
这本书，和《重启改革议程》的思路相一致，反映的是吴先生对于新一轮改革的现实思考。从改革的历史经验讲起，强调“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集中研讨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而重点放在呼吁重启改革和如何重启改革上面。他在前言里说：
“中国现在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改革正在逐步展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必然会遭遇来自陈旧意识形态的阻力，面对来自以权谋私者用特殊理由设置的障碍，还要解决在旧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种种实际困难。重重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去克服。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增添力量。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书编好了，又需要确定书名。吴先生打电话来问我，对于书名有什么考虑？我说自己对经济学是门外汉，恐怕提不出好的建议。但是吴先生说，他最喜欢和编辑商量文章的名称，因为编辑读过作品，了解他书稿的内容。他告诉我，从80年代他给三联的《读书》杂志写文章，发表前就和当时的主编沈昌文商量文章的篇名。这样一说，我便不好推辞了。我考虑了几日，想到中央刚刚召开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中国将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而吴先生的书，正是关于如何实现转型的解读。于是我请责任编辑转告吴先生，我建议，是否书名就用《面向大转型时代》？
吴先生给我回电话，说这个题目很好，但是要改两个字，把“面向”改为“直面”。我在编辑部，把吴先生改定的题目说给大家听，大家都说他改得好。
这时候我细想，觉得“直面”和“面向”两字之差，不只是个措辞问题，而且显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面向”和“面对”的意思差不多，仅仅表达了一种方位认识，意思是要正面迎接时代的转型，但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直面”不同，它强调的是主动和积极的参与，不回避，不退缩，无私无畏，像鲁迅所说的，是“真的猛士”才可能具备的人生境界。可以说，“直面”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一种道义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我们在今天的历史大变革中，面对重重阻力和困难，要继续前行，的确需要具备这种“直面”的态度。由此，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吴先生面对改革的一片赤诚之心。
《直面大转型时代》出版了，又是一本畅销书。为了配合这本书的宣传，吴先生到各地举办了多场讲座，每每我都陪同在侧，多次聆听了吴先生对于经济改革问题的演讲，对他的理论和思考有了更多的认识。
《改革行思录》加入“大道”两字，令人拍手叫绝
不久，我从三联书店退休，同时接受商务印书馆返聘，协助该馆进行图书选题策划。商务很希望我介绍一些名家著作，于是我又想到吴敬琏先生。我和吴先生商量，他似有难色，说近期的论文不知够不够多。我想起自己曾听过他的那些演讲，就建议他把演讲稿和论文编在一起，但他当时还在中欧商学院讲课，一时顾不上整理文稿，于是我再次邀请马国川帮忙。
这本新书，和《直面大转型时代》相同，也是分作五编，开篇就讲“开启改革新征程”，讨论了从改革总方案到具体执行中值得研讨的种种问题。然后，又进行了有关价格改革、金融改革、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反腐等各种项目研究，并研讨了如何控制风险、着力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效率的问题，最后聚焦于中国的转型之路。这些文章，反映出吴先生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新思考。
书编好了，又要定书名。原先的考虑是以第一编的题目为书题，就叫《改革新征程》，但这个书名大家觉得有点儿像政治性的论文集，而不像讨论经济规律的学术著作。吴先生自己也以为不理想，于是他让我帮他想想。我想，这些文章，是吴先生对新一轮改革实践的思考，不妨从实践和思考这两个角度定书名，于是我给吴先生写信，内中有这样一段：
“书名建议用《改革行思录》。‘行思’语出《左传》‘大道行思，取则行远’。意为改革正道直行，善于思考便可达远景目标。另可考虑叫做《改革新思维》，意谓今日之改革，要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在旧有理论基础上创新。”
吴先生没有选择《改革新思维》，大概是因为他谦虚低调，不愿做夸张之语，不想以“新思维”标榜。但是对“行思录”这几个字，他以为很好，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前面再加上“大道”两字，叫做《改革大道行思录》？我听了，静静一想，便拍手叫绝。
这“大道二字”，既形象准确，又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讲改革开放是一条康庄大道、光明大道，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另一层意思，是讲书中探索的，是改革的思想理论、改革的道理，这可称之为“大道”，是一种客观规律，是社会现实的真谛，是需要我们认识和把握的大学问。书名这样一改，不仅顿时凸显了理论高度，而且显示出吴先生在为改革开放辩护时理直气壮的姿态。
《改革大道行思录》甫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和媒体关注。新京报和腾讯将它同时评为2017年度“十大好书”和“华文好书”。颁奖前，主办方希望吴先生能在颁奖典礼上做一次简短演讲。我问吴先生意向，他说现在是春节前夕，事情太多，很多单位约请他演讲，他都推辞了，所以在这里也不准备讲了。但主办方不甘心，希望我能说服吴先生。我再次和吴先生沟通，告诉他只讲5-8分钟即可。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颁奖那天，我陪吴先生到达会场。一位典礼的主持人来问，吴先生一会儿有演讲，是什么题目？吴先生说，就讲几分钟，不要题目了吧？主持人说，无论如何，请给一个题目，因为台上要打字幕。我问吴先生，您主要想讲什么？他说，我想顺着这本书“行与思”的书名讲，谈一点学习的重要性。于是我马上对主办方说，你们就在字幕上打出《改革路上的学与思》作为题目，吴先生表示认可。
演讲中，吴先生谈到，我们的改革需要实践（行），也需要理论研究（思），但是如果忽视了学习，人就会变得迷茫，无所适从。这是行、思、学三者必须统一的道理。他解释说，今天我们处在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发展质量，也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当然要靠效率提高来推动发展、支撑增长，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呢？其实说到底就要靠改革，而改革要靠我们大家的坚持不懈的行、思和学。这样我们的改革才可以“过三峡”。
我坐在台下想，吴先生无论讲什么，怎么讲，话题总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他心中的目的只有一个：拼尽全力促进改革的深入。他的坦诚，他的热忱，他的执着，他的激情，他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令我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