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学:“后造星时代”的反思

2018-03-08 08:45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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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青春文学:“后造星时代”的反思

1998年,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萌芽》和国内七所高校合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简称新概念大赛)。

此后十余年,从新概念大赛中走出了一批“80后”作家,当代青春文学也走向了一个火热的时代。

“新概念大赛不只是培养出了一批‘80后’作家,重要的是在青少年中树立起崇尚文学的一面旗帜。”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时隔二十年,从新概念大赛走出来的青年作家,包括那些在前几届耀眼无比的“明星作家”,有的已不再继续文学创作,有的正在进行创作上的转型。

是什么让他们离开?又是什么让他们留下?青春文学如今又面临怎样的生产环境?

“成名渠道”

在近日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举办的一场沙龙上,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说:“中国的青春文学有两次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另外一次就是2000年以来的当代青春文学。”

二十年前,出于对应试作文教育的反思和对青少年写作创新力的呼唤,《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启动了首届新概念大赛,聘请国内一流的文学家、文学编辑和人文学者担任评委。

在《萌芽》杂志的带动下,“青春文学”成为出版界、传媒界和文学界共同热议的话题。

第六届新概念大赛的获奖者王若虚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第二届新概念大赛复赛在上海举办,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赛选手,其中有一个人不在复赛名单中,但是他专门从外地赶到上海,就是为了请组委会确认是否将自己的名字漏掉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新概念大赛在青少年写作爱好者心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彼时,无论是出版商还是大众传媒,对新概念大赛获奖者的热情都很高。出版商渴望新鲜力量激活青少年畅销书市场,大众传媒则关注着这些作者“80后”的身份和他们认知世界的全新方式。

于是,一场青春文学的“出版造星运动”出现了。这让新概念大赛培养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在知名度和经济收益上都获得了成功。

在近日举办的“北大培文杯×新概念青春联盟论坛”上,陈晓明说:“中国历史上有以一篇文章论定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的传统。只要写好一篇文章,就可以平步青云,千百年来以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理解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了为何有的青年作家能成为明星人物。

随着社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新概念大赛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的4000人次逐年递增,达到7万至8万人次,它为获奖者与高校建立了“直通车”,被誉为中国的“语文奥林匹克”。

这样的影响力,从“80后”一直蔓延至“90后”。在网络文学摸索出成熟的商业化道路之前,以新概念大赛为代表的各类青少年写作大赛,一直被青少年写作爱好者视作一种“成名渠道”。

“糟糕的结局”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从2013年4月开始接手《萌芽》和新概念大赛。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新概念大赛的成功,当初《萌芽》的发行量也一路飙升,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发行量甚至超过了50万份。

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们所经历的青春文学热潮,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运作的结果。但是,新概念大赛的初衷其实是比较纯粹的——提倡“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鼓励青少年探索一条兼具人文性和审美性之路。

如今有不少学者都认为,新概念大赛本身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新概念大赛是一个舞台,在没有这些舞台之前,有技艺的人得不到彰显,往往自生自灭。”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说:“有了舞台之后,一轮又一轮的竞赛将那些翘楚推到了众人面前,让我们看到了某个行业最高水平的技艺,也让我们看到一门技艺在不断地提升。”

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2002年,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施占军向他推荐了一个新概念大赛一等奖作者,名叫张悦然。

“现在十五年过去了,张悦然已经成为‘8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跟王安忆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们同场竞技,这就是新概念大赛所作出的贡献。”顾建平说。

不过,从这个舞台走出来的人,并不都像张悦然一样选择继续文学创作。

“最早一批被媒体推到时代前台的人,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投机者,为了利益去拍电影、拍广告、做APP,最终离开了文学行业。”杨庆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0年之后,出版市场的发展、文化市场整体性的扩张,使“80后”作家面临着与前辈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和生存环境,他们的机会和诱惑都更多了。

在杨庆祥看来,“机会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文学所能带来的利润极少”,早期成名的青春文学作家如果耐不住寂寞,一定会离开,“哪个能赚钱做哪个,哪怕大家都说这个创作、这个电影是负分。”

杨庆祥认为,这批作家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达到最初举办新概念大赛时文学界对他们的期待,“这是2000年以来很多青年作家的糟糕结局,我不希望之后任何一代的写作者再被裹挟进这个路径中。”

摆脱标签

青年作家文珍与新概念大赛走出的“明星人物”是同代人,她发现,有很多“80后”作家对于自己过去的青春文学写作经历不愿意多谈。

文珍说:“很多青年作家最初是裹挟在其中,然后受到了一些伤害。”这种伤害,来自市场的“捧杀”和评论界的质疑,也来自想要摆脱标签而不能的无力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春文学被视作青年写作行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产品,而并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其内容多是校园爱情故事,表现手法肤浅,表达有欠深刻。

“青春文学应该是求新和求变的,不断超越以前的风格,超越外面给它贴上的那个标签。”杨庆祥说。

实际上,文坛对青春文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现在的学术界和公众在看待青年写作时,会认为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通过青年的文学创作,深入观察到社会变动过程在青年身上的反映,以及青年自身给社会带来的触动。”孙甘露说。

作家、《人民文学》编辑徐则臣说,近年,《人民文学》专门为首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开设了“新浪潮”栏目,也为“90后”作家开设了“90后”栏目。

在感叹这些青年作家叙述、修饰和技巧起点之高时,徐则臣也发现,很多青年作家的文学观“成熟过头了”。这显然不同于人们对于青年写作者的固有印象。

而在徐泽臣看来,对“成熟”的过度追求,其实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写作”。

“有人说青春爱情故事必然肤浅,于是就去写离自己的经验很远的东西。《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也是青春爱情故事吗?但也一样是经典。”杨庆祥说,“关键看对题材本身理解得好不好。”

文珍认为,青春文学要摆脱某些标签,其实就需要创作者保持真诚、笔耕不辍地磨练技艺,“面对青年自己的苦难和问题,并用丰富的形式作出回应”。

“做文学需要有耐心,技术再怎么变化,文学不会改变,它必须慢慢来。”杨庆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文化本身有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这些批评的态度,不会影响资本和商业把一些写作者弄成明星人物,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

单纯的热爱

时过境迁,如今新概念大赛的影响日渐微弱,在2007年达到8万人参赛的高峰之后,参赛人数持续回落。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迅速发展,比出版商更加“凶猛”的互联网资本开始介入文学内容生产。大量的青少年写作爱好者借助网络平台,找到了作品发表、文学交流和内容变现的新渠道。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认为:“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和原著民的状态是跟青春直接相关的,和青春文学实际是有互进的关系。” 

按照陈福民的说法,网络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新时代下的文化整合”,一种“革命性的文化运动”,也是青春文学“新的文化生长点之一”。

“我相信在历史循环当中,随着文化逐渐整形和重构,正面的力量又会回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的创作热情仍会起到一个支撑作用。”陈福民说。

2017年12月28日,新概念大赛与“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联手,举办获奖优秀作品集的新书发布活动。

和新概念大赛不同的是,2014年开始举办的“北大培文杯”是在互联网高度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北大培文杯”第五届大赛自2017年11月25日启动以来,注册人数已达30万,预计到3月初的初赛时,可达到50万。

从过往“北大培文杯”的参赛作品中,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集团总裁高秀琴发现,这一代青少年受影视和游戏作品影响很大,喜欢写“穿越故事”。而且,“这些学生不仅写作文,平时也喜欢写微博、写博客等,遇到实现不了的内心愿望,他们会通过写作表达出来。”

高秀琴表示,之所以和《萌芽》的新概念大赛合作,是因为“通过传统的纸媒和互联网的结合,将有更多借力的空间来开拓新的可能性。”

“如今中学生写作大赛确实很多。有些偏功利化,家长鼓励孩子参与,只是为了高考能加分之类;有的则偏精英化,成为选拔青年作家的舞台。这些做法,其实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已不太大。”高秀芹说。

陈晓明认为,在这个时代举办青少年的文学创作比赛,其实最根本的目的和新概念大赛一致,就是培养青少年对文学创作的热爱,这对青少年人格精神的提升和人文素质的养成格外重要。

过去对一些青年作家的过度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新生创作力的“竭泽而渔”。陈晓明希望,现在的人们可以把“写作”当做一种单纯的热爱,“不管是从事哪项工作,都保持较高人文素养,终生保持对文学、对写作的热情。” 

责任编辑:张嘉玉(QC0006)  作者:鲁雨涵 刘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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