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最近，中间影院先后放映了两场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影片——《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不知是否有意为之，两出剧目恰好完成了一次性别和题材上的熔合和对接。换句话说，《海达·高布乐》讲的是无处逃离的一位女性，而《耶尔玛》则是女性悲剧之后又一个女性悲剧。两个女主角的同一种命运，让人不胜唏嘘。
考虑到《海达·高布乐》的作者亨利·易卜生、《耶尔玛》的作者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此次两出剧目的改编者分别活跃于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此间跨度长达两百年，却均以女性为主角，且都是以婚姻和家庭为主题，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描绘了女性在家庭生活、爱情、生育等等方面面临的抉择和困境，这就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使人意识到三个时代的创作者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想要表达的相同用意。
两出戏的舞美都相当有特点，乍看很空，实则有重重玄机。从材质到色彩，二者运用的都是相当硬朗、冷淡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喻示简单、冷淡甚至有些压抑的生活氛围。《海达·高布乐》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巨大的灰白色空间里，只在左侧有一扇落地百叶窗，随着海达拨动窗子的控制杆，外界的阳光透过叶片打进屋内，投射在墙上的影子将一条条叶片变成监狱的栏杆，影射出海达的处境。
如果说《海达·高布乐》的布景还是一个将人物贮存其中的半封闭灰色盒子，《耶尔玛》的布景则更加极端。除了个别场景出现道具和少量的布景之外，全场几乎只是在靠不同的地面材质来区分景别，四周是通向天顶的玻璃幕墙，这与同样曾在小维克剧院上演的《桥头风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巧合的是该剧导演又是《海达·高布乐》的伊沃·冯·霍夫，让人联想到的不再是人类的居住空间，而更像是实验室或者动物园。
极简的布景并不注定意味着丧失内涵。相反，《耶尔玛》这样的布置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对观众而言，演员们栖居其中，一举一动都成为供人窥视和把玩的奇观。一双双眼睛与其说是注视，不如说是在兴致勃勃地旁观；而对台上的角色而言，玻璃成为一道确实存在却又没法打破的墙。耶尔玛只能被自己的生育观念、现代传媒和人性的困惑团团围禁在这样的一个坚硬透明空间之中，哪怕玻璃与玻璃之间能折射出无限个空间和维度，这种“膨胀”终究也只是虚假的镜像。
有趣的是，《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所呈现的美学风格和前两日在北京上演的《铸剑》形成鲜明对比：前两者的先锋性体现在极简，后者的先锋性则体现在繁复；前两者竭力压缩出演员之外的一切舞台元素，力图以最有效、有力的方式诠释人物内心的矛盾，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内在冲突；后者则竭力使用声光电营造氛围，并将全部概念寓于技术手段之中，以至于除去这些纹饰之后，整个戏理念是否还能成立都成个问题。像黑泽明的《七武士》一般将眉间尺从混沌细化出层次，再从立体拆解至平面，意图制造出一种外在的矛盾和“社会寓言性”。两种风格不一定有优劣之分，但毋庸置疑的是，海达和耶尔玛复杂的人性在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NTLive的这两出戏都以悲剧收场。命运于海达和耶尔玛而言像是一汪泥潭，越是奋力挣扎，想要达成某种目的，摆脱某种束缚，追求某种幸福，就越会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最后的结局便是命丧黄泉。她们是被自己的欲望折磨而死，被嫉妒之心腐蚀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耶尔玛这一角色，为了能生一个孩子，她几乎放弃了全部亲情和爱情，和母亲闹僵，和丈夫闹掰，听到姐姐流产之后不仅没有遗憾和同情，反而还暗自欢喜。母性的降临，侵占了其作为女儿和妻子的全部精神空间，而该剧之所以要表现这样一个偏执到邪恶的敏感女性，大概也是想用最极端的方式来挑战“女性=母亲”这一前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公认定理的合理性，从而进一步质疑“女性”这一概念所必须承担的伦理和社会责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在创作《耶尔玛》时将其放在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背景，即20世纪的西班牙农村中。虽然该戏对生育焦虑、社会观念的指涉不乏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急剧转变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普遍的悲惨命运。但《耶尔玛》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死死固定于特定时代、社会和性别中的故事，导演西蒙·斯通向英国城市中产阶级所做的桥接是否称得上成功，还是有待商榷。
《海达·高布乐》则不太相同。易卜生的原剧本将主角设定为女性固然有其明确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其对男女间情感模式的描绘确乎是超越时代的。导演伊沃·冯·霍夫对这点显然有着相当清楚的认知，所以此次对该戏的改编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风格和舞台美术层面，比如将“一家华丽、高雅而色调深沉的客厅”改成了现代英国城市中产的灰色居所。至于人物心理的变化，都是微乎其微的。据说在创作之初，伊沃对剧本的要求就是既能放置在当代的布景下，也能用于19世纪的舞台。所以剧本改编帕特里克·马贝尔没有在此次的版本中使用俚语，也没有使用特定时代的特定表述，力图在贴近原作的同时又能够挖掘出角色和故事中的现代性。
诚如易卜生自己所说，“我并不想在这部剧作中探讨所谓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要描述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海达·高布乐的困境，其实也是所有现代女性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深陷情感漩涡的人的困境——我甚至感觉，设若将剧中的男女两性角色对调，再进行适度的改编，该戏没准仍然可以成立——易卜生正是通过此剧，抽象出了三种失败的男女情感关系模式（有成功的吗？），而海达正是三种可悲的叠加之处。一个她不爱却必须要嫁的男人，一个她深爱却只能拱手相让的男人，还有一个用尽手段想要得到她的男人，两性间的掌控，阴暗的嫉妒，疯狂的作茧自缚，那种极其旺盛的爱欲与十分不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一部戏可以做到这点，可以说就已经达到了“永恒”。
不知道2017年会不会载入史册。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那最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一年全球掀起了关注女性权利和生存状况的浪潮。从美国好莱坞多起性骚扰案被起底，无数业界知名人物被全世界女性口诛笔伐就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意识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觉醒，整个社会也进入到了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权利的更深层次的反思阶段。从这个方面来看，英国国家剧院对整个世界潮流作出的反馈不可谓不迅速。而与此同时，时代也向艺术创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以面向历史和传统为特征的英国戏剧，还能做到“精准”吗？那些几百年以来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戏剧作品，还有可能像当初那样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吗？
《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做出了尝试，给出了两个答案。不过毫无疑问，人类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甚至还没开始。供图/中间影院
◎圆首的秘书
最近，中间影院先后放映了两场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影片——《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不知是否有意为之，两出剧目恰好完成了一次性别和题材上的熔合和对接。换句话说，《海达·高布乐》讲的是无处逃离的一位女性，而《耶尔玛》则是女性悲剧之后又一个女性悲剧。两个女主角的同一种命运，让人不胜唏嘘。
考虑到《海达·高布乐》的作者亨利·易卜生、《耶尔玛》的作者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此次两出剧目的改编者分别活跃于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此间跨度长达两百年，却均以女性为主角，且都是以婚姻和家庭为主题，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描绘了女性在家庭生活、爱情、生育等等方面面临的抉择和困境，这就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使人意识到三个时代的创作者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想要表达的相同用意。
两出戏的舞美都相当有特点，乍看很空，实则有重重玄机。从材质到色彩，二者运用的都是相当硬朗、冷淡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喻示简单、冷淡甚至有些压抑的生活氛围。《海达·高布乐》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巨大的灰白色空间里，只在左侧有一扇落地百叶窗，随着海达拨动窗子的控制杆，外界的阳光透过叶片打进屋内，投射在墙上的影子将一条条叶片变成监狱的栏杆，影射出海达的处境。
如果说《海达·高布乐》的布景还是一个将人物贮存其中的半封闭灰色盒子，《耶尔玛》的布景则更加极端。除了个别场景出现道具和少量的布景之外，全场几乎只是在靠不同的地面材质来区分景别，四周是通向天顶的玻璃幕墙，这与同样曾在小维克剧院上演的《桥头风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巧合的是该剧导演又是《海达·高布乐》的伊沃·冯·霍夫，让人联想到的不再是人类的居住空间，而更像是实验室或者动物园。
极简的布景并不注定意味着丧失内涵。相反，《耶尔玛》这样的布置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对观众而言，演员们栖居其中，一举一动都成为供人窥视和把玩的奇观。一双双眼睛与其说是注视，不如说是在兴致勃勃地旁观；而对台上的角色而言，玻璃成为一道确实存在却又没法打破的墙。耶尔玛只能被自己的生育观念、现代传媒和人性的困惑团团围禁在这样的一个坚硬透明空间之中，哪怕玻璃与玻璃之间能折射出无限个空间和维度，这种“膨胀”终究也只是虚假的镜像。
有趣的是，《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所呈现的美学风格和前两日在北京上演的《铸剑》形成鲜明对比：前两者的先锋性体现在极简，后者的先锋性则体现在繁复；前两者竭力压缩出演员之外的一切舞台元素，力图以最有效、有力的方式诠释人物内心的矛盾，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内在冲突；后者则竭力使用声光电营造氛围，并将全部概念寓于技术手段之中，以至于除去这些纹饰之后，整个戏理念是否还能成立都成个问题。像黑泽明的《七武士》一般将眉间尺从混沌细化出层次，再从立体拆解至平面，意图制造出一种外在的矛盾和“社会寓言性”。两种风格不一定有优劣之分，但毋庸置疑的是，海达和耶尔玛复杂的人性在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NTLive的这两出戏都以悲剧收场。命运于海达和耶尔玛而言像是一汪泥潭，越是奋力挣扎，想要达成某种目的，摆脱某种束缚，追求某种幸福，就越会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最后的结局便是命丧黄泉。她们是被自己的欲望折磨而死，被嫉妒之心腐蚀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耶尔玛这一角色，为了能生一个孩子，她几乎放弃了全部亲情和爱情，和母亲闹僵，和丈夫闹掰，听到姐姐流产之后不仅没有遗憾和同情，反而还暗自欢喜。母性的降临，侵占了其作为女儿和妻子的全部精神空间，而该剧之所以要表现这样一个偏执到邪恶的敏感女性，大概也是想用最极端的方式来挑战“女性=母亲”这一前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公认定理的合理性，从而进一步质疑“女性”这一概念所必须承担的伦理和社会责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在创作《耶尔玛》时将其放在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背景，即20世纪的西班牙农村中。虽然该戏对生育焦虑、社会观念的指涉不乏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急剧转变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普遍的悲惨命运。但《耶尔玛》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死死固定于特定时代、社会和性别中的故事，导演西蒙·斯通向英国城市中产阶级所做的桥接是否称得上成功，还是有待商榷。
《海达·高布乐》则不太相同。易卜生的原剧本将主角设定为女性固然有其明确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其对男女间情感模式的描绘确乎是超越时代的。导演伊沃·冯·霍夫对这点显然有着相当清楚的认知，所以此次对该戏的改编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风格和舞台美术层面，比如将“一家华丽、高雅而色调深沉的客厅”改成了现代英国城市中产的灰色居所。至于人物心理的变化，都是微乎其微的。据说在创作之初，伊沃对剧本的要求就是既能放置在当代的布景下，也能用于19世纪的舞台。所以剧本改编帕特里克·马贝尔没有在此次的版本中使用俚语，也没有使用特定时代的特定表述，力图在贴近原作的同时又能够挖掘出角色和故事中的现代性。
诚如易卜生自己所说，“我并不想在这部剧作中探讨所谓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要描述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海达·高布乐的困境，其实也是所有现代女性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深陷情感漩涡的人的困境——我甚至感觉，设若将剧中的男女两性角色对调，再进行适度的改编，该戏没准仍然可以成立——易卜生正是通过此剧，抽象出了三种失败的男女情感关系模式（有成功的吗？），而海达正是三种可悲的叠加之处。一个她不爱却必须要嫁的男人，一个她深爱却只能拱手相让的男人，还有一个用尽手段想要得到她的男人，两性间的掌控，阴暗的嫉妒，疯狂的作茧自缚，那种极其旺盛的爱欲与十分不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一部戏可以做到这点，可以说就已经达到了“永恒”。
不知道2017年会不会载入史册。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那最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一年全球掀起了关注女性权利和生存状况的浪潮。从美国好莱坞多起性骚扰案被起底，无数业界知名人物被全世界女性口诛笔伐就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意识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觉醒，整个社会也进入到了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权利的更深层次的反思阶段。从这个方面来看，英国国家剧院对整个世界潮流作出的反馈不可谓不迅速。而与此同时，时代也向艺术创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以面向历史和传统为特征的英国戏剧，还能做到“精准”吗？那些几百年以来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戏剧作品，还有可能像当初那样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吗？
《海达·高布乐》和《耶尔玛》做出了尝试，给出了两个答案。不过毫无疑问，人类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甚至还没开始。供图/中间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