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题者：徐昕
◎答题者：肖丽媛
◎时间：2018年1月10日
◎地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人物简介】
肖丽媛：女，出版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将《长袜子皮皮》《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丁丁历险记》等国际著名儿童图书引入中国，并主持出版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2017年与央视《朗读者》节目合作，出版了同名图书，收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采访手记】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那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就位于这栋小楼里。昏暗的楼道、斑驳的橱窗、老旧的桌椅，走进其间，让人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
肖丽媛坐在简朴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她的最新成果。她拿起手机，对着书页上的一个图标扫了一下，屏幕上立刻跳出了《朗读者》的节目视频。肖丽媛自豪地说，她把AR技术引进到图书中，获得了成功。
她那种兴奋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在人文社充满历史气息的厚重氛围里，我看到新的出版技术和理念，在悄悄地闪烁着光芒。
12017年，你策划的图书《朗读者》反响非常热烈，之前预料到这本书会成功吗？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它肯定会成功。第一它有央视这个平台，第二《朗读者》本身的内容特别好。我们在节目筹备期就参与了文本和名人的推荐工作，所以对这个选题的判断还是很自信的。现在版权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在做图书竞标方案时特别用心，把我这么多年的出版经验全都用上了，不仅针对不同读者群进行了多版本开发，而且用上了AR技术，把影像和图书结合起来。所以从8月13日首发到现在，五个多月已经发行近一百万册。
2你觉得像《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这类电视节目和图书突然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在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越来越有意愿回归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老祖宗的智慧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在喧嚣的现代社会守住心中的一片净土；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中国人也更愿意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
3你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后来怎么走上了文学和出版的道路？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鲁迅最初是学医的，后来也做过编辑。我在高中时化学成绩好，得过全年级第一，老师一表扬，加上当时的铁律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好才是真的好，文科仿佛是无奈的选择。就这样，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化学专业。但大学期间的一次氯气实验导致我大量脱发，这对女孩子是比较恐怖的。同时，我始终酷爱语文和英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小说，中文的、英文的都看。我看的第一本英文书是拿破仑第一个情人写的Desiree’s Diary(《德希蕾日记》)，当时读完好有成就感，从此一发不可收。于是,大学毕业后我决定不考研，而是走上了文理兼修之路，又学了一个英国语言文学的本科。
4你在三家出版社工作过，能谈谈你的工作经历吗？
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后来两社分家，我被分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下属的《中学生》杂志工作。那两年这本杂志的发行量从124万跌到60多万，怎么办呢？主编发动大家想办法、找出路。我萌生了开设青春期性心理知识专栏的想法。我觉得吴阶平是最合适的作者，因为他德高望重，于是给他写了封约稿信，请他给我们开专栏。没有想到吴老很快就回信同意了。那时我可真是初生牛犊啊，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到了1997年，因为我外语不错，社里开始让我做外版图书的引进工作。我接触到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作品，并把它们引进到中国。那是我引进的第一套书，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便尝到了甜头，更加关注国外的经典图书。我引进的最成功的书是《丁丁历险记》，还有《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比得兔》等。这几套书直到现在都还是出版社的看家书，这也让我觉得挺骄傲的。
2008年我调到和平出版社当副总编辑。那时我已连续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十余年，在国外时，我会留意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比如厕所、垃圾分类、打招呼用语等，我经常想，什么叫文明？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它与读书、受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越发感到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是九三学社的，认识很多院士，我就想怎么把这些院士利用起来，于是我跟美国国家地理出版社合作推出了“院士推荐外国新科普书系”。
再后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外国文学和少儿图书出版。出于工作需要，我去北京大学进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因为出版面向大众，出版人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学一点管理学的东西，毕竟出版社转企了，作为一个企业高管，我必须与时俱进。
回头想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的都是这些大平台，好平台的历练对一个人的发展很重要。
5作为编辑，你选择出版一本书的标准是什么？
我选择图书大致有三条标准：一是内容，图书导向要正确，或者传授知识，或者启迪心灵，或者陶冶情操；二是文笔，写作风格一定要契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品位；三是市场，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播，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影响力。
6现在的图书出版量跟你当年刚入职时有天壤之别，面对海量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怎样保证自己的高水准和高质量？
我们一直都注重“三高”。一是作品的高质量。经典作家、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家、一些有潜力的作家——我们常年追踪这三类作家的作品。如果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学影响深远，但国内市场可能一时还不太接受，那么赔钱我们也是要出的。
二是译著的高质量。好的译者，既要外语水平高，又要知识丰富，了解国外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还要有较高的中文水平，可以用无限接近准确与适合的中文进行表达。我注意到市场上的翻译乱象，所以就提议出版一套“中国翻译家译丛”，希望对中国的翻译家做一个梳理，让读者知道“中国翻译家”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我对重译经典特别慎重，老翻译家严谨的学风值得学习。比如梅益先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可以说，现在市场上最棒的版本还是梅益先生的这个。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学功底、古文功底造就了他的翻译现在还无人能够替代。而且很多老一辈译者对钱从来不计较，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一直拿的都是我们的基础稿费。人文社有一批这样忠诚的翻译家，对他们的梳理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三是编辑的高质量。编辑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出版物的品相和品质。比如我们出版过一套名著名译，一直畅销不衰，影响了几代人，这跟前辈编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辑的功底和眼光非常重要。
7作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我现在的回答是，人工智能绝对替代不了人来进行文学翻译。人工智能确实先进，但我看过一些它们的翻译，我觉得短时间内它们不可能代替人。举个例子吧，电视节目《2017年开学第一课》展示了一场人机大战，让一个意大利的机器人与一位小钢琴手PK弹钢琴，钢琴家郎朗一下就把他们分辨出来。因为人弹的时候带有情感，而机器人弹的时候则是一马平川。它确实弹得比人快、比人精准，但是缺乏情感。
我不否认人工智能在某些场合可以实现快速翻译，但是对文学翻译，我还是持保留意见。（问：慢慢地人工智能会不会也能拥有情感？）也许吧。我不反对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比如我在《朗读者》的图书中引入了AR技术，但即使我这么乐于接受新技术，目前我也不能完全肯定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
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是历史的趋势，你不能挡着它。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
8在你策划的图书中，有没有比较失败的例子？
我比较幸运，遇到的都是资深大社，目前策划的几个书系应该都还算比较成功吧。我自己也比较勤于思考，所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惨痛的事件。
9你怎样看待碎片化的阅读？
生活节奏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断地加快，“慢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奢侈品。这是一种趋势，这也是我为什么设法把电视跟图书连在一起，希望大家能通过朗读爱上阅读的原因。生活节奏的改变、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仅仅只是书了，从网络、电视、全媒体都有可能获取。面对海量信息，碎片化的阅读同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
毫无疑问，阅读对提升人的素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管是碎片化的阅读，还是静下心来的深度阅读，只要能够阅读就会有所收获。面对这个喧嚣的年代，面对被各种媒体控制的80后、90后、00后，出版人的任务不仅仅是出版图书，还有义务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图书中引入一点新科技，引发读者的兴趣，或许也是一种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人应该改变传统思路。
10工作之余，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说出来好像比较悲惨。我的爱好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翻译，只是由于行政工作太忙常常只能忍痛割爱。不过只要有一丝空闲我就会坐下来翻译点东西。前年我翻译了一本布克奖的入围图书，叫《色界》；去年我翻译了《波特传》，波特就是《比得兔》的作者，很励志的一本书。最近我发现《比得兔》的电影上映了，可惜这本书还在排版，如果现在能出来就好了。
11 有一段时间你身体不是很好，你怎样看待工作与健康的关系？
其实工作和健康并不完全对立，甚至可能相辅相成。我愿意把疾病理解为一个信号，提醒我适当调整，也可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身体不适了及时就医是必要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医生开的是“物质药方”，工作给的是“精神药方”。因此，我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努力工作。
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关注到国家对中小学生研学的重视，所以从去年10月到现在，我做了一个详细的研学旅行项目规划。我在思考怎样对人文社的书进行整合，在中小学生研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工作中我能感觉到特别多的快乐，我觉得快乐就是健康。我在工作状态下就不会想到自己的病。
12生病之后你会稍稍放慢一些工作节奏吗？
没有吧，我的工作节奏好像比以前更快了。领导对我说：“你这哪是工作，根本就是在玩命。” 是的，我是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玩得更精彩。我是一个一谈工作眼睛就会放光的唯美主义者，刻意放慢节奏不会是我的选择。
13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花在家人身上的时间多吗？
不多，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我对孩子比较愧疚，我一直都把他交给我的父母亲带，我在他身上花的精力太少了。
14你考虑过自己写一本书吗？
考虑过。因为我的经历很不一般，我儿子曾经沉迷于网吧，在教育他纠正他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写书的想法，希望我的故事能对别人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当时拟的书名是《后悔无门》——现身说法，帮助家长们和孩子们不走这样的弯路。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自己小时候吃过苦，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吃苦。其实苦难是一种财富，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但是你让孩子跨过了这个过程，不让他经历苦难，他就错过了这人生的第一课。
15你怎样评价董卿？
在与她合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觉得董卿真不容易，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她在访谈朗读者时，有时为了十几分钟的节目内容，可能会采访好几个小时。她上节目之前会反复挖掘，追求完美。你想想，如果一个撰稿人好不容易写的词，主持人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去，会多遗憾啊。而董卿是这样的主持人，只要给她写出很好的词，她都能很好地呈现出来。
16每到新年，很多人会给自己订一个阅读目标，比如一周读一本书，一年读52本；可是到了年底，常常发现年初订下的目标很难实现。对于阅读，你有什么建议？
我的观点是建立、培养一个良好阅读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我家里有很多书，以前我也会给自己制订计划，但是经常做不到。我现在每天上床后阅读半小时以上，是那种不同于工作的按照自己兴趣的阅读。我并没有刻意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量。阅读需要宽松的环境，任务式的、压迫式的阅读效果未必好。当你爱上阅读，它就是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你会愿意为它留出时间和精力。
17 很多出版社都评出了去年的年度图书榜，你觉得依据榜单来读书靠谱吗？
不靠谱，这种榜单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是劳民伤财的。榜单由谁来决定？这就好比我们做抽样调研，如果采样不均匀，得出的结论意义就不大。除了搞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还应该让那些搞全民阅读的人、出版人、各界人士都来参与。另外榜单太多的话，对读者来说是负担。面对那么多榜单，我都很茫然。
182018年你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今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启研学旅行这个项目，并通过这个项目对人文社的优质文学资源进行重组，以此来反哺传统出版。所谓研学旅行，就是在旅行中注入文化元素，对中小学生进行体验式和探究式教学。这会是一个影响几代人的计划，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好，我作为出版人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本版文/徐昕
◎出题者：徐昕
◎答题者：肖丽媛
◎时间：2018年1月10日
◎地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人物简介】
肖丽媛：女，出版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将《长袜子皮皮》《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丁丁历险记》等国际著名儿童图书引入中国，并主持出版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2017年与央视《朗读者》节目合作，出版了同名图书，收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采访手记】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那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就位于这栋小楼里。昏暗的楼道、斑驳的橱窗、老旧的桌椅，走进其间，让人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
肖丽媛坐在简朴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她的最新成果。她拿起手机，对着书页上的一个图标扫了一下，屏幕上立刻跳出了《朗读者》的节目视频。肖丽媛自豪地说，她把AR技术引进到图书中，获得了成功。
她那种兴奋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在人文社充满历史气息的厚重氛围里，我看到新的出版技术和理念，在悄悄地闪烁着光芒。
12017年，你策划的图书《朗读者》反响非常热烈，之前预料到这本书会成功吗？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它肯定会成功。第一它有央视这个平台，第二《朗读者》本身的内容特别好。我们在节目筹备期就参与了文本和名人的推荐工作，所以对这个选题的判断还是很自信的。现在版权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在做图书竞标方案时特别用心，把我这么多年的出版经验全都用上了，不仅针对不同读者群进行了多版本开发，而且用上了AR技术，把影像和图书结合起来。所以从8月13日首发到现在，五个多月已经发行近一百万册。
2你觉得像《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这类电视节目和图书突然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在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越来越有意愿回归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老祖宗的智慧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在喧嚣的现代社会守住心中的一片净土；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中国人也更愿意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
3你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后来怎么走上了文学和出版的道路？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鲁迅最初是学医的，后来也做过编辑。我在高中时化学成绩好，得过全年级第一，老师一表扬，加上当时的铁律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好才是真的好，文科仿佛是无奈的选择。就这样，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化学专业。但大学期间的一次氯气实验导致我大量脱发，这对女孩子是比较恐怖的。同时，我始终酷爱语文和英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小说，中文的、英文的都看。我看的第一本英文书是拿破仑第一个情人写的Desiree’s Diary(《德希蕾日记》)，当时读完好有成就感，从此一发不可收。于是,大学毕业后我决定不考研，而是走上了文理兼修之路，又学了一个英国语言文学的本科。
4你在三家出版社工作过，能谈谈你的工作经历吗？
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后来两社分家，我被分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下属的《中学生》杂志工作。那两年这本杂志的发行量从124万跌到60多万，怎么办呢？主编发动大家想办法、找出路。我萌生了开设青春期性心理知识专栏的想法。我觉得吴阶平是最合适的作者，因为他德高望重，于是给他写了封约稿信，请他给我们开专栏。没有想到吴老很快就回信同意了。那时我可真是初生牛犊啊，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到了1997年，因为我外语不错，社里开始让我做外版图书的引进工作。我接触到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作品，并把它们引进到中国。那是我引进的第一套书，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便尝到了甜头，更加关注国外的经典图书。我引进的最成功的书是《丁丁历险记》，还有《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比得兔》等。这几套书直到现在都还是出版社的看家书，这也让我觉得挺骄傲的。
2008年我调到和平出版社当副总编辑。那时我已连续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十余年，在国外时，我会留意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比如厕所、垃圾分类、打招呼用语等，我经常想，什么叫文明？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它与读书、受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越发感到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是九三学社的，认识很多院士，我就想怎么把这些院士利用起来，于是我跟美国国家地理出版社合作推出了“院士推荐外国新科普书系”。
再后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外国文学和少儿图书出版。出于工作需要，我去北京大学进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因为出版面向大众，出版人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学一点管理学的东西，毕竟出版社转企了，作为一个企业高管，我必须与时俱进。
回头想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的都是这些大平台，好平台的历练对一个人的发展很重要。
5作为编辑，你选择出版一本书的标准是什么？
我选择图书大致有三条标准：一是内容，图书导向要正确，或者传授知识，或者启迪心灵，或者陶冶情操；二是文笔，写作风格一定要契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品位；三是市场，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播，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影响力。
6现在的图书出版量跟你当年刚入职时有天壤之别，面对海量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怎样保证自己的高水准和高质量？
我们一直都注重“三高”。一是作品的高质量。经典作家、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家、一些有潜力的作家——我们常年追踪这三类作家的作品。如果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学影响深远，但国内市场可能一时还不太接受，那么赔钱我们也是要出的。
二是译著的高质量。好的译者，既要外语水平高，又要知识丰富，了解国外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还要有较高的中文水平，可以用无限接近准确与适合的中文进行表达。我注意到市场上的翻译乱象，所以就提议出版一套“中国翻译家译丛”，希望对中国的翻译家做一个梳理，让读者知道“中国翻译家”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我对重译经典特别慎重，老翻译家严谨的学风值得学习。比如梅益先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可以说，现在市场上最棒的版本还是梅益先生的这个。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学功底、古文功底造就了他的翻译现在还无人能够替代。而且很多老一辈译者对钱从来不计较，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一直拿的都是我们的基础稿费。人文社有一批这样忠诚的翻译家，对他们的梳理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三是编辑的高质量。编辑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出版物的品相和品质。比如我们出版过一套名著名译，一直畅销不衰，影响了几代人，这跟前辈编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辑的功底和眼光非常重要。
7作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我现在的回答是，人工智能绝对替代不了人来进行文学翻译。人工智能确实先进，但我看过一些它们的翻译，我觉得短时间内它们不可能代替人。举个例子吧，电视节目《2017年开学第一课》展示了一场人机大战，让一个意大利的机器人与一位小钢琴手PK弹钢琴，钢琴家郎朗一下就把他们分辨出来。因为人弹的时候带有情感，而机器人弹的时候则是一马平川。它确实弹得比人快、比人精准，但是缺乏情感。
我不否认人工智能在某些场合可以实现快速翻译，但是对文学翻译，我还是持保留意见。（问：慢慢地人工智能会不会也能拥有情感？）也许吧。我不反对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比如我在《朗读者》的图书中引入了AR技术，但即使我这么乐于接受新技术，目前我也不能完全肯定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
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是历史的趋势，你不能挡着它。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
8在你策划的图书中，有没有比较失败的例子？
我比较幸运，遇到的都是资深大社，目前策划的几个书系应该都还算比较成功吧。我自己也比较勤于思考，所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惨痛的事件。
9你怎样看待碎片化的阅读？
生活节奏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不断地加快，“慢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奢侈品。这是一种趋势，这也是我为什么设法把电视跟图书连在一起，希望大家能通过朗读爱上阅读的原因。生活节奏的改变、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仅仅只是书了，从网络、电视、全媒体都有可能获取。面对海量信息，碎片化的阅读同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
毫无疑问，阅读对提升人的素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管是碎片化的阅读，还是静下心来的深度阅读，只要能够阅读就会有所收获。面对这个喧嚣的年代，面对被各种媒体控制的80后、90后、00后，出版人的任务不仅仅是出版图书，还有义务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图书中引入一点新科技，引发读者的兴趣，或许也是一种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人应该改变传统思路。
10工作之余，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说出来好像比较悲惨。我的爱好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翻译，只是由于行政工作太忙常常只能忍痛割爱。不过只要有一丝空闲我就会坐下来翻译点东西。前年我翻译了一本布克奖的入围图书，叫《色界》；去年我翻译了《波特传》，波特就是《比得兔》的作者，很励志的一本书。最近我发现《比得兔》的电影上映了，可惜这本书还在排版，如果现在能出来就好了。
11 有一段时间你身体不是很好，你怎样看待工作与健康的关系？
其实工作和健康并不完全对立，甚至可能相辅相成。我愿意把疾病理解为一个信号，提醒我适当调整，也可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身体不适了及时就医是必要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医生开的是“物质药方”，工作给的是“精神药方”。因此，我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努力工作。
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关注到国家对中小学生研学的重视，所以从去年10月到现在，我做了一个详细的研学旅行项目规划。我在思考怎样对人文社的书进行整合，在中小学生研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工作中我能感觉到特别多的快乐，我觉得快乐就是健康。我在工作状态下就不会想到自己的病。
12生病之后你会稍稍放慢一些工作节奏吗？
没有吧，我的工作节奏好像比以前更快了。领导对我说：“你这哪是工作，根本就是在玩命。” 是的，我是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玩得更精彩。我是一个一谈工作眼睛就会放光的唯美主义者，刻意放慢节奏不会是我的选择。
13你平时工作这么忙，花在家人身上的时间多吗？
不多，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我对孩子比较愧疚，我一直都把他交给我的父母亲带，我在他身上花的精力太少了。
14你考虑过自己写一本书吗？
考虑过。因为我的经历很不一般，我儿子曾经沉迷于网吧，在教育他纠正他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写书的想法，希望我的故事能对别人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当时拟的书名是《后悔无门》——现身说法，帮助家长们和孩子们不走这样的弯路。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自己小时候吃过苦，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吃苦。其实苦难是一种财富，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但是你让孩子跨过了这个过程，不让他经历苦难，他就错过了这人生的第一课。
15你怎样评价董卿？
在与她合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觉得董卿真不容易，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她在访谈朗读者时，有时为了十几分钟的节目内容，可能会采访好几个小时。她上节目之前会反复挖掘，追求完美。你想想，如果一个撰稿人好不容易写的词，主持人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去，会多遗憾啊。而董卿是这样的主持人，只要给她写出很好的词，她都能很好地呈现出来。
16每到新年，很多人会给自己订一个阅读目标，比如一周读一本书，一年读52本；可是到了年底，常常发现年初订下的目标很难实现。对于阅读，你有什么建议？
我的观点是建立、培养一个良好阅读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我家里有很多书，以前我也会给自己制订计划，但是经常做不到。我现在每天上床后阅读半小时以上，是那种不同于工作的按照自己兴趣的阅读。我并没有刻意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量。阅读需要宽松的环境，任务式的、压迫式的阅读效果未必好。当你爱上阅读，它就是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你会愿意为它留出时间和精力。
17 很多出版社都评出了去年的年度图书榜，你觉得依据榜单来读书靠谱吗？
不靠谱，这种榜单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是劳民伤财的。榜单由谁来决定？这就好比我们做抽样调研，如果采样不均匀，得出的结论意义就不大。除了搞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还应该让那些搞全民阅读的人、出版人、各界人士都来参与。另外榜单太多的话，对读者来说是负担。面对那么多榜单，我都很茫然。
182018年你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今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启研学旅行这个项目，并通过这个项目对人文社的优质文学资源进行重组，以此来反哺传统出版。所谓研学旅行，就是在旅行中注入文化元素，对中小学生进行体验式和探究式教学。这会是一个影响几代人的计划，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好，我作为出版人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本版文/徐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