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名画作为书籍封面，并非新鲜做法。早在清末，随着国内印刷术的发展和彩色封面画的出现，一些畅销的普及读物和通俗杂志即已开始使用绘制的或拍摄的彩色图片作为封面画。民国时期，使用国内外名画为封面图案的书刊已经出现，但其数量规模远远难以与当今相比。
如今采用外国名画为封面的书籍不可计数，且常有成套成系列的大小丛书推出，其中尤以外国名著为甚。外国名著配以外国名画封面，确有上档次、增气势之效。欧美的古典音乐光碟也会使用著名油画做封面，如EMI、Decca、DG等唱片公司的系列商品，但光碟上大多会注明所使用名画的名称、绘者、收藏地等，不仅设计美观，也能让人瞬间增长美术知识。而我们很多名著封面上的名画，不仅名称、绘者不详，甚至妄加裁剪，至于其搭配原则为何，更是不得而知。不妨以房龙的名著《宽容》为例，我们来看看这些“有幸”成为其封面的名画都是什么作品。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宽容》，封面为法国画家让-皮埃尔·乌埃尔1874年绘制的《攻陷巴士底狱》，描绘的是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情景。中国华侨出版社“经典典藏”系列的《图解宽容》，封面画为罗马画家乔瓦尼·保罗·帕尼尼1734年所绘的《罗马万神殿的内部》。长江文艺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丛书中的《宽容》，封面画为《布朗洛伯爵夫人》，绘者为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这三张画，横跨历史事件、建筑绘画和肖像画三大类别，几无任何关联性，却神奇地成为同一本书的封面画，不得不叹服它们的“缘分”。
更幸运的是，这三幅画在成为封面时未遭到任何裁剪。还有几幅名画，在有幸成为封面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切肤之痛”了。译林出版社的《宽容》，封面画为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约瑟夫-尼古拉斯·罗伯特-弗勒里的《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表现的是罗马教廷1633年对伽利略进行审判的情景。原画的左右两侧都遭到裁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的《宽容》，封面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画家、拿撒勒画派的代表人物彼得·冯·柯内留斯的《兄弟相认》，讲的是圣经故事。原画不仅被大面积裁掉，保留下来的画面上还有一人被无情地从现场擦除了。
金城出版社的《宽容》，封面画为德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于1506年的《三博士来朝》，内容仍是圣经故事。还好，封面对原画裁切得不算多。
世界知识出版社英汉对照版《宽容》，封面画为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所绘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拒绝亲人和弟子们让他逃往国外的规劝、服毒自杀的情节。封面将原画的两侧和下边进行了裁切，位置靠边些的人物直接被开除出了画面现场。
吉林出版集团“中小学生必读丛书”中的《宽容》，封面画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穆立罗所绘《浪子回头》，内容也是取自圣经故事。这本书出人意料地在封面上标注了绘者为穆立罗，但其国籍“塞”不知指的是哪一国。况且，这仅仅是穆立罗原画的一小部分，同时也对裁余的这部分进行了擦除处理。
中国华侨出版社“彩图馆系列”的《宽容》，封面画为尼德兰十五世纪画家盖特根·托特·辛特·扬斯的代表作《荒野中的施洗者圣约翰》，画面也是来自圣经故事。书封上，不仅背景被挖空，而且大概是为了照应封面的整体布局吧，圣约翰和陪伴着他的那只小羊羔还来了一个一点也不华丽的大转身。
在层出不穷的名画配名著的封面设计中，不仅同书异画、内容不匹配、任意混搭随处可见，甚至同画异书的情况也不难找。已经有人指出过，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夫妇所画的那张肖像画，居然先后出现在吉林出版集团的《大卫·科波菲尔》、现代出版社的《复活》、三秦出版社的《红与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 《羊脂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双城记》等多部名著的封面上，拉瓦锡夫妇“名正言顺”地成了外国文学名著的“最佳串场演员”。
采用名画作为书籍封面，并非新鲜做法。早在清末，随着国内印刷术的发展和彩色封面画的出现，一些畅销的普及读物和通俗杂志即已开始使用绘制的或拍摄的彩色图片作为封面画。民国时期，使用国内外名画为封面图案的书刊已经出现，但其数量规模远远难以与当今相比。
如今采用外国名画为封面的书籍不可计数，且常有成套成系列的大小丛书推出，其中尤以外国名著为甚。外国名著配以外国名画封面，确有上档次、增气势之效。欧美的古典音乐光碟也会使用著名油画做封面，如EMI、Decca、DG等唱片公司的系列商品，但光碟上大多会注明所使用名画的名称、绘者、收藏地等，不仅设计美观，也能让人瞬间增长美术知识。而我们很多名著封面上的名画，不仅名称、绘者不详，甚至妄加裁剪，至于其搭配原则为何，更是不得而知。不妨以房龙的名著《宽容》为例，我们来看看这些“有幸”成为其封面的名画都是什么作品。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宽容》，封面为法国画家让-皮埃尔·乌埃尔1874年绘制的《攻陷巴士底狱》，描绘的是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情景。中国华侨出版社“经典典藏”系列的《图解宽容》，封面画为罗马画家乔瓦尼·保罗·帕尼尼1734年所绘的《罗马万神殿的内部》。长江文艺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丛书中的《宽容》，封面画为《布朗洛伯爵夫人》，绘者为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这三张画，横跨历史事件、建筑绘画和肖像画三大类别，几无任何关联性，却神奇地成为同一本书的封面画，不得不叹服它们的“缘分”。
更幸运的是，这三幅画在成为封面时未遭到任何裁剪。还有几幅名画，在有幸成为封面的同时，却不得不接受“切肤之痛”了。译林出版社的《宽容》，封面画为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约瑟夫-尼古拉斯·罗伯特-弗勒里的《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表现的是罗马教廷1633年对伽利略进行审判的情景。原画的左右两侧都遭到裁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的《宽容》，封面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画家、拿撒勒画派的代表人物彼得·冯·柯内留斯的《兄弟相认》，讲的是圣经故事。原画不仅被大面积裁掉，保留下来的画面上还有一人被无情地从现场擦除了。
金城出版社的《宽容》，封面画为德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于1506年的《三博士来朝》，内容仍是圣经故事。还好，封面对原画裁切得不算多。
世界知识出版社英汉对照版《宽容》，封面画为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所绘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拒绝亲人和弟子们让他逃往国外的规劝、服毒自杀的情节。封面将原画的两侧和下边进行了裁切，位置靠边些的人物直接被开除出了画面现场。
吉林出版集团“中小学生必读丛书”中的《宽容》，封面画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穆立罗所绘《浪子回头》，内容也是取自圣经故事。这本书出人意料地在封面上标注了绘者为穆立罗，但其国籍“塞”不知指的是哪一国。况且，这仅仅是穆立罗原画的一小部分，同时也对裁余的这部分进行了擦除处理。
中国华侨出版社“彩图馆系列”的《宽容》，封面画为尼德兰十五世纪画家盖特根·托特·辛特·扬斯的代表作《荒野中的施洗者圣约翰》，画面也是来自圣经故事。书封上，不仅背景被挖空，而且大概是为了照应封面的整体布局吧，圣约翰和陪伴着他的那只小羊羔还来了一个一点也不华丽的大转身。
在层出不穷的名画配名著的封面设计中，不仅同书异画、内容不匹配、任意混搭随处可见，甚至同画异书的情况也不难找。已经有人指出过，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夫妇所画的那张肖像画，居然先后出现在吉林出版集团的《大卫·科波菲尔》、现代出版社的《复活》、三秦出版社的《红与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 《羊脂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双城记》等多部名著的封面上，拉瓦锡夫妇“名正言顺”地成了外国文学名著的“最佳串场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