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
《旧视线》，这名字听来有种做旧的复古感，反显得新奇，因集结了已经停刊的《新视线》上的专题内容，方得此名。在中国的纸媒历史上，《新视线》是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调性十足，图像和设计存在感极强，曾经一度，年轻人群体对它投入的关注是超乎想象的。这本杂志里的人们高谈阔论，聊伊朗、包豪斯、波普艺术和花花公子杂志，装订各种“小黄书”，漂漂亮亮地普及数据可视化。
纵如此，在这个纸媒式微的年代，《新视线》也已经是过去时了，2016年停刊，倒也不算那么久，但直到读过《旧视线》之后，读过《新视线》杂志最后一段时期负责的专题主编刘曦先生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我才知道，“以为很熟悉”的杂志竟然跟我神交已久的好友文泽尔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凭一己之力，用四个不同的笔名，四种不同的文风给这本杂志写了大量专题文章。甚至，有时一整本杂志都是文泽尔和他麾下影武者们的杰作。如果不读《旧视线》，不是被“大一统”的作者名给束缚住，单独拿这些涉及欧洲童话、超级英雄漫画、设计史、博物志的文章让我读，还真没办法发现相同主题下，立意不同，甚至观点左右互搏的妙文，竟然都是同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下写成的。
熟悉文泽尔的人都知道，其兴趣爱好广泛到令人咋舌。我常年关注他的阅读和观影动向，关注他的处事与生活。从身份上来看，他无疑是斜杠世代的代表型人物——从材料科研学者到侦探小说作者，从外文书译者到各大报刊的专栏撰稿人，从企业家到旅行家，没有哪个单独的身份能够准确定义他。现在，他又出杂文集了。而且，作为一个坐船去过利比亚的奇人，他的下一本书很有可能是游记。不过，如果我当着文泽尔本人的面，让他选且只能选一个主打身份出来，很可能他会选择“藏书家”。迄今为止，他在自己的故乡武汉开了三家私人图书馆，馆内种种珍贵的藏书，以原版外文书为主，已超过五万册。除了以会员制模式共享自己的藏书外，他每天还会让专门的团队在自己筹建的新媒体平台上推荐各种杂而有趣的书。翻看《旧视线》之后你自然能懂，那些确实是一个藏书家才写得出来的文章。
他写人、写物、写史，并非书斋文章似的互不相通，历史中有鲜明的人，物也有鲜活的历史。《旧视线》第一章“物往”里，能从博物绘画与海外奇观，缩小到绘画中异域的怪物、盔甲、纹章，《山海经》故事、《荷马史诗》与希腊神话等趣味穿插其间，背景里还可以看到奇观室、早期博物馆的变迁、权贵阶层缩影等宏大历史。行至当下，还有国徽和品牌商标的设计，旁征博引之广，令人佩服。第四章“杰作”中关于“绘作”的部分却是笔锋一转，《讽刺的去政治化》《变形记》《逐出英雄，猫死了》《战争海报》《一平米的战争》五篇完全换了另一个角度。文泽尔援引并围绕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的话，“一切后现代主义皆使得严肃的政治批评成为不可能”，探讨当代漫画、海报、美国漫威英雄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在文中提到标准海报尺寸，国际统一为1190mm×885mm，“作为20世纪以降最为简洁有力的平面传播途径，也缘于它极易复制的天然属性：这区区一平米领土，理所当然地成为超级大国、官派媒体和自由艺术家们的必争之地。”实际上这也是“绘作”这个小切口所反映的当代斗争场域。如此“以小见大”的例子，在《旧视线》中简直不胜枚举，这让我想起法国当代思想家、理论家让·鲍德里亚那一系列《冷记忆》小集子，个人的思想火花、信手拈来的概念与典故，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这是“要有庞杂的知识体系，对世界有着清晰的认识”才能玩得转的冷知识，轻讲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想得出来的有艾柯的《玫瑰之名》，有阿兰·罗伯-格里耶、伊恩·麦克尤恩和库切的一些书，还有英伦怪才阿兰·德波顿洋洋洒洒的潇洒杂文。比如《幸福的建筑》，比如伍迪·艾伦《门萨的娼妓》，从拥有“立得起来”的精神内核的角度讲，《旧视线》同样有资格站在它们中间。至少在中文世界里，这本书的出版，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穿插有不少钢笔素描，差不多每篇文章配有一幅，画的内容与文章内容密切相关。竟然全是文泽尔自己的手绘，有些是寥寥数笔，有些则颇为繁复，但无一例外都很传神。它们和整个篇章一起构成了这个异想世界，关乎兴趣，关乎知识，也关乎情怀，而最最可贵的是，《旧视线》最终能够把这些东西以圆融、调和的形式，传递给大家。
“喜爱一切载体上的一切”，这是文泽尔的自述，而我想到的是前些天余华在为马原新作《黄棠一家》所作的文学三人谈中所说的，“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他把所有，凝练成了这本《旧视线》。
◎不言
《旧视线》，这名字听来有种做旧的复古感，反显得新奇，因集结了已经停刊的《新视线》上的专题内容，方得此名。在中国的纸媒历史上，《新视线》是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调性十足，图像和设计存在感极强，曾经一度，年轻人群体对它投入的关注是超乎想象的。这本杂志里的人们高谈阔论，聊伊朗、包豪斯、波普艺术和花花公子杂志，装订各种“小黄书”，漂漂亮亮地普及数据可视化。
纵如此，在这个纸媒式微的年代，《新视线》也已经是过去时了，2016年停刊，倒也不算那么久，但直到读过《旧视线》之后，读过《新视线》杂志最后一段时期负责的专题主编刘曦先生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我才知道，“以为很熟悉”的杂志竟然跟我神交已久的好友文泽尔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凭一己之力，用四个不同的笔名，四种不同的文风给这本杂志写了大量专题文章。甚至，有时一整本杂志都是文泽尔和他麾下影武者们的杰作。如果不读《旧视线》，不是被“大一统”的作者名给束缚住，单独拿这些涉及欧洲童话、超级英雄漫画、设计史、博物志的文章让我读，还真没办法发现相同主题下，立意不同，甚至观点左右互搏的妙文，竟然都是同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下写成的。
熟悉文泽尔的人都知道，其兴趣爱好广泛到令人咋舌。我常年关注他的阅读和观影动向，关注他的处事与生活。从身份上来看，他无疑是斜杠世代的代表型人物——从材料科研学者到侦探小说作者，从外文书译者到各大报刊的专栏撰稿人，从企业家到旅行家，没有哪个单独的身份能够准确定义他。现在，他又出杂文集了。而且，作为一个坐船去过利比亚的奇人，他的下一本书很有可能是游记。不过，如果我当着文泽尔本人的面，让他选且只能选一个主打身份出来，很可能他会选择“藏书家”。迄今为止，他在自己的故乡武汉开了三家私人图书馆，馆内种种珍贵的藏书，以原版外文书为主，已超过五万册。除了以会员制模式共享自己的藏书外，他每天还会让专门的团队在自己筹建的新媒体平台上推荐各种杂而有趣的书。翻看《旧视线》之后你自然能懂，那些确实是一个藏书家才写得出来的文章。
他写人、写物、写史，并非书斋文章似的互不相通，历史中有鲜明的人，物也有鲜活的历史。《旧视线》第一章“物往”里，能从博物绘画与海外奇观，缩小到绘画中异域的怪物、盔甲、纹章，《山海经》故事、《荷马史诗》与希腊神话等趣味穿插其间，背景里还可以看到奇观室、早期博物馆的变迁、权贵阶层缩影等宏大历史。行至当下，还有国徽和品牌商标的设计，旁征博引之广，令人佩服。第四章“杰作”中关于“绘作”的部分却是笔锋一转，《讽刺的去政治化》《变形记》《逐出英雄，猫死了》《战争海报》《一平米的战争》五篇完全换了另一个角度。文泽尔援引并围绕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的话，“一切后现代主义皆使得严肃的政治批评成为不可能”，探讨当代漫画、海报、美国漫威英雄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在文中提到标准海报尺寸，国际统一为1190mm×885mm，“作为20世纪以降最为简洁有力的平面传播途径，也缘于它极易复制的天然属性：这区区一平米领土，理所当然地成为超级大国、官派媒体和自由艺术家们的必争之地。”实际上这也是“绘作”这个小切口所反映的当代斗争场域。如此“以小见大”的例子，在《旧视线》中简直不胜枚举，这让我想起法国当代思想家、理论家让·鲍德里亚那一系列《冷记忆》小集子，个人的思想火花、信手拈来的概念与典故，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这是“要有庞杂的知识体系，对世界有着清晰的认识”才能玩得转的冷知识，轻讲述。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想得出来的有艾柯的《玫瑰之名》，有阿兰·罗伯-格里耶、伊恩·麦克尤恩和库切的一些书，还有英伦怪才阿兰·德波顿洋洋洒洒的潇洒杂文。比如《幸福的建筑》，比如伍迪·艾伦《门萨的娼妓》，从拥有“立得起来”的精神内核的角度讲，《旧视线》同样有资格站在它们中间。至少在中文世界里，这本书的出版，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穿插有不少钢笔素描，差不多每篇文章配有一幅，画的内容与文章内容密切相关。竟然全是文泽尔自己的手绘，有些是寥寥数笔，有些则颇为繁复，但无一例外都很传神。它们和整个篇章一起构成了这个异想世界，关乎兴趣，关乎知识，也关乎情怀，而最最可贵的是，《旧视线》最终能够把这些东西以圆融、调和的形式，传递给大家。
“喜爱一切载体上的一切”，这是文泽尔的自述，而我想到的是前些天余华在为马原新作《黄棠一家》所作的文学三人谈中所说的，“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就是这样，他把所有，凝练成了这本《旧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