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是著名作家张大春在《春灯公子》（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序言中写下的话。
“读史不闭门，张口能说书。”当文学能干预社会时，它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然而，真正能做到开门读史、张口说书的作家，能有几人？
让小说重返众声喧哗的说书现场，讲述大历史角落的小传奇。张大春对此有何心得？
让一个段子变成一本小说
《春灯公子》是四部曲中的一部，为什么会写成四部曲呢？
这一序列都来自笔记小说，如果按西方现代文学的定义，很难算是合格的小说，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用六个字形容，即：可喜可愕之迹。
举一个小例子：
我接到一个手机段子，说一个男人跟小三把元配杀了，尸体埋在自己家餐桌底下，接连3天，他的两个子女都在家里，子女不知道父亲干了这件事，也不知道母亲去哪了，但他们都没问。
那个男人很奇怪，说：你们的妈妈已三天不在家，你们为什么不问一声？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说：“妈妈不是在你背上吗？”
我觉得这个段子太有意思了，能不能变成一部比古典笔记小说更有趣的现代小说呢？
我做了一个尝试，先写了一百多字的大纲。把整个故事说一遍，接着我就开始把这个大纲再扩充成七千字的小说，小说的名称就叫做《爹爹背着》。
从搜集，到赋予故事生命，玩弄小说的写作手段，再就是假装它有很多学术考证的内容，这就成了四部曲。
笔记往往是简陋而直白的，但是替这种材料找到更迷人叙述的曲折模式，大概是我做这四本书的根本动机。
我的国学基础来自潜移默化
我一直是作家，至于当说书人，我其实没有资格，他们有独特的训练，我没有，我只是在电台里戴着耳机，把那些文本用我的修饰，尽可能传达给读者。我说《三国》也好，说《三言二拍》，甚至《三侠五义》，碰到一个字很特别，都会拿来解释解释这个字是怎么回事，这种事恐怕说书人不愿意做。因为这会打断结构，甚至打断了节奏，可如果我放过了那个字，我的读者就没有机会认得那个字，我认为这蛮重要。
比如“陕”，陕县在河南，可是你要问台湾孩子，大部分人认为是陕西省里面，认为陕就是陕西，所以我每次碰到陕，我说这个是在河南的某个地方，这是一个正确的地理观，作为真正的说书人，可能这就太啰嗦了。
我这一代受到的所谓国学教育，其实非常自然，从小学到中学，我身边语文老师有两位是作家，一人写小说，一人写儿童文学，此外还有一位中医，是极有名的大中医。他们上课时，从没有表明他们的身份，但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跟他们另外的训练有关。他们让我发现了很多小说中奥妙的地方。
小说可以打开我们的开关
我的好朋友、作家杨照，于学无所不窥，无学无所不读，他散文里常有一句话，忽然之间我身上的一个开关被打开了，这是杨照的惯用语。
杨照身上必须带各种开关，他一定有某一天某一件事把开关打开，就亮了，或者就暗了，可我身上找不到这种开关，不容易，我猜想我没有办法把一个长远的影响归诸于一个单一的事件，不过的确会忽然找到了一些技术的这种直觉。
比如我看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震撼了我，即上校的太太在厨房里做饭，看着吉卜赛人带着他的小孩坐飞毯绕一圈在房子里。
我看到这一句，当时就愣了，我所有的物理知识都被瓦解了，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时，的确相信小孩是可以坐上飞毯飞起来绕一圈，等我意识到没有这一回事时，已经来不及了。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违反力学常识的错误，我都没看出来。马尔克斯并没有要骗我，这就是夸张，但我被骗了，我信以为真了，如果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的。
小说中很多的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包含着“打开了开关”这种觉悟。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说书人
有些记者认为他的工作已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其实取代记者工作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制造人工智能的达人。
至于说书人，其实是有他独特的能力在里面，就是他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吸引的是什么人。这是什么能力呢？这是他混江湖的能力。
他作为一个社会青年，有察言观色的窍门，我的师傅高阳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是历史小说家，是一名扬州的说书人，一次说到武松要进狮子楼报仇，就是去杀死西门庆，他一脚要踏进狮子楼，便说时间到了，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说书人到了后台，后台闯进来一人，说老先生，你明天说杀死西门庆吗？他说是啊，故事接下来这样。
闯进来的人说：你能不能缓三天，因为我要到外地去做生意，去一天做一天，回来一天，我耽误三天，你能不能三天以后再说这一段，我给你这个钱，那个说书人答应了。三天后，这个大商人回到扬州，坐进了书馆，就听说书人讲武松一脚跨进狮子楼，至于这三天是怎么拖过去的，他自有办法。
人工智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以我的智能，无法做出判断。
陈辉/整理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是著名作家张大春在《春灯公子》（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序言中写下的话。
“读史不闭门，张口能说书。”当文学能干预社会时，它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然而，真正能做到开门读史、张口说书的作家，能有几人？
让小说重返众声喧哗的说书现场，讲述大历史角落的小传奇。张大春对此有何心得？
让一个段子变成一本小说
《春灯公子》是四部曲中的一部，为什么会写成四部曲呢？
这一序列都来自笔记小说，如果按西方现代文学的定义，很难算是合格的小说，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用六个字形容，即：可喜可愕之迹。
举一个小例子：
我接到一个手机段子，说一个男人跟小三把元配杀了，尸体埋在自己家餐桌底下，接连3天，他的两个子女都在家里，子女不知道父亲干了这件事，也不知道母亲去哪了，但他们都没问。
那个男人很奇怪，说：你们的妈妈已三天不在家，你们为什么不问一声？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说：“妈妈不是在你背上吗？”
我觉得这个段子太有意思了，能不能变成一部比古典笔记小说更有趣的现代小说呢？
我做了一个尝试，先写了一百多字的大纲。把整个故事说一遍，接着我就开始把这个大纲再扩充成七千字的小说，小说的名称就叫做《爹爹背着》。
从搜集，到赋予故事生命，玩弄小说的写作手段，再就是假装它有很多学术考证的内容，这就成了四部曲。
笔记往往是简陋而直白的，但是替这种材料找到更迷人叙述的曲折模式，大概是我做这四本书的根本动机。
我的国学基础来自潜移默化
我一直是作家，至于当说书人，我其实没有资格，他们有独特的训练，我没有，我只是在电台里戴着耳机，把那些文本用我的修饰，尽可能传达给读者。我说《三国》也好，说《三言二拍》，甚至《三侠五义》，碰到一个字很特别，都会拿来解释解释这个字是怎么回事，这种事恐怕说书人不愿意做。因为这会打断结构，甚至打断了节奏，可如果我放过了那个字，我的读者就没有机会认得那个字，我认为这蛮重要。
比如“陕”，陕县在河南，可是你要问台湾孩子，大部分人认为是陕西省里面，认为陕就是陕西，所以我每次碰到陕，我说这个是在河南的某个地方，这是一个正确的地理观，作为真正的说书人，可能这就太啰嗦了。
我这一代受到的所谓国学教育，其实非常自然，从小学到中学，我身边语文老师有两位是作家，一人写小说，一人写儿童文学，此外还有一位中医，是极有名的大中医。他们上课时，从没有表明他们的身份，但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跟他们另外的训练有关。他们让我发现了很多小说中奥妙的地方。
小说可以打开我们的开关
我的好朋友、作家杨照，于学无所不窥，无学无所不读，他散文里常有一句话，忽然之间我身上的一个开关被打开了，这是杨照的惯用语。
杨照身上必须带各种开关，他一定有某一天某一件事把开关打开，就亮了，或者就暗了，可我身上找不到这种开关，不容易，我猜想我没有办法把一个长远的影响归诸于一个单一的事件，不过的确会忽然找到了一些技术的这种直觉。
比如我看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震撼了我，即上校的太太在厨房里做饭，看着吉卜赛人带着他的小孩坐飞毯绕一圈在房子里。
我看到这一句，当时就愣了，我所有的物理知识都被瓦解了，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时，的确相信小孩是可以坐上飞毯飞起来绕一圈，等我意识到没有这一回事时，已经来不及了。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违反力学常识的错误，我都没看出来。马尔克斯并没有要骗我，这就是夸张，但我被骗了，我信以为真了，如果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的。
小说中很多的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包含着“打开了开关”这种觉悟。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说书人
有些记者认为他的工作已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其实取代记者工作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制造人工智能的达人。
至于说书人，其实是有他独特的能力在里面，就是他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今天讲的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吸引的是什么人。这是什么能力呢？这是他混江湖的能力。
他作为一个社会青年，有察言观色的窍门，我的师傅高阳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是历史小说家，是一名扬州的说书人，一次说到武松要进狮子楼报仇，就是去杀死西门庆，他一脚要踏进狮子楼，便说时间到了，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说书人到了后台，后台闯进来一人，说老先生，你明天说杀死西门庆吗？他说是啊，故事接下来这样。
闯进来的人说：你能不能缓三天，因为我要到外地去做生意，去一天做一天，回来一天，我耽误三天，你能不能三天以后再说这一段，我给你这个钱，那个说书人答应了。三天后，这个大商人回到扬州，坐进了书馆，就听说书人讲武松一脚跨进狮子楼，至于这三天是怎么拖过去的，他自有办法。
人工智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以我的智能，无法做出判断。
陈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