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习近平主席1993年、2001年，曾两次为纪念严复论文集撰写序言，对研究严复生平及其著述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为《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所撰序言中，他强调“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为此，深入探研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复著述，充分发掘现存与新见相关史料，理应是新时代文史学者的历史责任所在。
《天演论》问世120年简史
影响深远的严复译著《天演论》，首次问世至今已整整120年。说“整整”120年，是指1897年12月，严复译著《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陆续刊出，至今确已整整120年了。《国闻汇编》共出版6期，从第2期（1897年12月18日出版）开始，以《天演论悬疏》之名初次发表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就此开始了《天演论》的公开印行传播。此后，该刊第4、5、6期一直连载，持续到1898年2月15日。之后，因《国闻汇编》停刊，连载就此中断。
当然，《国闻汇编》为旬刊，连载于此的《天演论悬疏》，只能算是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先行预告”，内容也并不完整，并不能算作正式的著述出版物。
《天演论》成书的最初版本，按照学术界通行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6月）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行的版本，分上下两卷，刻本一册。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刻板印制效果颇佳。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经由严复对初稿进行了三次修订而最终成书的。这一版本为木刻线装本，每半页十五行三十二字。
半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印制，在慎始基斋本基础之上，再次进行了修订,校印质量更佳。这一版本为石印线装本，每半页十五行三十二字，版式特征与慎始基斋本相仿，牌记中明确署有“光绪戊戌十有一月侯官嗜奇精舍第二次石印”字样。
1898年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问世，这是严复门人自行校印的版本。以这一版本为底本，大量翻印甚至翻刻本（即据石印本“影刻”）涌现，活字排印本也陆续出现。富文书局本，原为石印线装本，后有翻刻线装本，皆为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字体均为清朗俊秀的手写楷体字，开卷悦目，颇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远在西南一隅的成都书局，也以富文书局本为底本，进行过翻刻刊印。这一翻刻本仍为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只字体变为了宋体字，字大行疏，颇为醒目。
直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出现，《天演论》日渐流行，至1927年，商务版《天演论》已印行32版，22年间以平均每年至少一次再版的速度递进。
上述这些早期的《天演论》版本均为线装本，后来商务版《天演论》又推出洋装本（即胶装本，与今书装帧同），与前期各版线装本并行不悖，印行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应当说，商务版《天演论》是20世纪上半段最为流行也最为普遍的版本，渐成“通行本”，至今存世尚丰，比较易得。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乃据严复初稿印成
《天演论》的版本流衍状况，基本如上所述，那么，其首次问世至今已整整120年，成书正式出版面世也已近120年的说法，是否还会随着新见史料的发掘而有所改易呢？也就是说，是否还会有早于《国闻汇编》（连载版）与慎始基斋本的更早版本存世呢？
数年来，仅就笔者过眼过手的《天演论》版本已达数十种之多，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翻刻本、翻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近年来，研。究与辨析这些纷杂版本的学术论文也异彩纷呈、别开生面，时有新的发现。譬如，有学者早已指出早在1894年至1895年间，即“甲午战争”前后，陕西味经书屋就出版过一种未经严复修改的初稿印本，这一版本才是《天演论》的最初版本，通称“味经书屋本”。
因味经书屋本实属初稿初印本，可能属“试印”性质，印量本就极为稀少，故存世极罕，难得一见。对于一般研究者与普通读者而言，味经书屋本只是一个停留在少数专家学者论文中的珍罕版本。
据《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之出版说明，国内公藏味经书屋本者，可能只有陕西省图书馆一家。当然，《严复全集》向读者展现的，已是经过校印之后的文本，并非原本影印图像，所以，想要从此中得窥味经书屋本真容，也无可能。
幸运的是，笔者近日有幸购藏一部味经书屋本，多年夙愿终可得偿，围绕这一版本曾经“云山雾罩”的种种疑问，随之渐次明晰。
敝藏味经书屋本为木刻线装本，开本为25×16CM，每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字体为结体略扁的宋体字，为典型的清末书局刻书字体。全书正文之前无通行本所附吴汝纶序、严复自序及例言诸文，目录亦无；正文页书名为“赫胥黎天演论”，正文首页第二行下端署“侯官严复学”一行，与之后各版皆署“英国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恉”两行不同。且卷上十八篇“导言”，皆作“卮言”，与之后各版皆署“导言”及主题名目不同，每篇“导言”末尾所附严复按语之“复案”亦无。所有这些版刻特征，都体现着初稿本初印之际的匆促与不够完善。在文本内容上，与之后版更多有差异，亦充分体现着译著初稿特征。
仅以通行本《天演论》“导言一”为底本，比勘味经书屋本的“卮言一”，即可以明确发现，二者差异颇大。值得一提的是，通行本“导言一”最后一句话：“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味经书屋本则作：“达尔文曰：‘天择者，存物之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择其最宜者而定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起矣。”
这句话在两个版本中，最突出的差异是，引用话语出自斯宾塞尔还是达尔文。这一差异，体现了严复译著《天演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不断辨析理论的过程——修订中，将原来误以为是达尔文所言的这句话，改为了斯宾塞尔所言。后来，严复特意在文末“复案”中再次强调了，达尔文学说与斯宾塞尔理论之间的关系，称“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
如上列所述种种，这样或源自修辞，或源自感兴，或源自理论认识上的诸多差异，造成了味经书屋本与通行本在文本上的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随后的段落与章节中，还多有呈现。总之，因二者所据底本不同，这些文本差异都体现着显著的历史特征。
事实上，经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本相比较，味经书屋本的文本内容与之也不尽相同，且生成时间比之要早。那么，味经书屋究竟印行于何时，其印行历程大致如何，是否经过严复本人的授意或默许呢？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或系“盗印”
为慎始基斋本撰序的吴汝纶，于1897年3月9日即见到过《天演论》初稿本，1898年夏，即为《天演论》撰成序言一篇。在此期间，他将《天演论》初稿本录副，细加研读。1897年初他看到的初稿本上，卷上十八篇皆名为“卮言”，而当年末《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悬疏》，卷上的名目又改为“悬疏”。他认为初稿中的名目“卮言”不佳，“悬疏”之名也不好，于1898年3月30日，迅即致信严复，建议将之改为“随篇标目”的形式。
事实上，吴研读《天演论》初稿本时，就采用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加上标题的方法，为每节内容标上如“察变”“广义”“人为”等题目，极便研习，由此也形成了删节版《天演论》，于其逝世之后以《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之名出版（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初版）。严复非常重视与尊重吴汝纶对其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建议，慎始基斋本印行时，严复就采纳了吴的建议，并在书前“译例言”中，明确述及了这一修改历程。
仅就上述《天演论》篇目体例从“卮言”至“导言”的修改历程来看，味经书屋本以初稿本为底本，其文本内容形成时间必然早于慎始基斋本。但1897年3月9日见到初稿本的吴汝纶，尚以录副形式存底，可见至少在这一时间前后，严复本人手头并未有味经书屋本，或许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存在。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味经书屋本当时尚未刻印；二是当时严复根本没有亲自或授权他人将初稿本付印，味经书屋本纯属作者不知情的“盗印本”。
另据学者王天根的考察，根据现存手稿本内容对味经书屋本内容的删改细节，并据手稿本上的时间落款，可知严复于“丁酉四月十七日”至“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即1897年5月至7月）对初稿本有过删改，而这些删改之前的内容，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味经书屋本中，这就说明味经书屋刻印时并未看到丁酉四月至六月间严复的初稿修改本。王据此判定，味经书屋本当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刻印。当然，所谓“这一时间段前后”，究竟有多“前”，又究竟可以多“后”，根本无从判定。
换个角度而言，如果味经书屋本确属未经严复授权的“盗印本”，盗印者不但可能在没有看到过初稿修改本的情况下，即开印味经书屋本，还有一种更宽泛的可能性，即在《国闻汇编》与慎始基斋本已经印行出版之际，盗印者因为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这两种版本，还是有可能将其手头的《天演论》初稿本付诸刻印的。因为盗印者一旦看到这两种版本已经印行，必然认定手头的初稿本不够完善、不能充分体现译者水准，不再奇货可居，遂将之弃置。应当说，盗印付诸实施的前提，上述两种可能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笔者揣测，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从1897年5月至1898年底（嗜奇精舍本印行之前），皆有可能。
通过上述对《天演论》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细节考察，可知“牌记作伪”的问题，实属判定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的次要问题了。因为如果“盗印”之说成立，最可能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即是不印牌记，私自印行、传阅或发售。
严复从未提及《天演论》味经书屋本
事实上，严复本人有极强的版权意识，凡遇盗版盗印者，多有追究之主张。他与门人熊季廉合作校点出版富文书局本《天演论》之际，多有书信往来，其中就谈到了对盗版者的切齿痛恨及坚决维权之主张。
据上述史料可以清晰地认定，严复著述被盗版盗印的情况非常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严复与友人经常商议应对之策，始终希望“略施运动，力阻其成”。其后来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个人著述，就均有明确版权标识，以示“正版”。
严复被中国出版界公认为最早使用版权印章者，其著《英文汉诂》后附专门印制的钤有著者印章“严氏版权之印”的版权页。而《英文汉诂》正是由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的，正是严复致熊季廉的这封信的这一年。也由此可见，虽然防不胜防、禁亦难禁，严复对其著述被盗版盗印，始终是难以容忍的，且要坚决采取维权行动的。
那么，味经书屋本如系“盗印”，就不太可能“明目张胆”地印制牌记页，否则严复知晓之后，势必追责。就目前已知的严复通信及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尚未发现严复有明确提及味经书屋本者。
最早提到也是目前已知唯一提到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者，乃是时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尔恺致信汪康年，信中提到了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记录，但信中除了对味经书屋校印质量不满之外，并未提到更多的出版细节，是否经过严复本人授权或默许，以及确切的出版时间与发行范围，均未提及。
据上述史事种种，或可推测，严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天演论》曾有一个味经书屋本的版本存在。联系到严复曾于1896年10月前后致信梁启超，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王天根认为，这里提到的“原稿”，当指既无吴汝纶序言，也无严复自序，更无例言的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这些特征和味经书屋本《天演论》完全相符合，这一“原稿”中可能就署有“光绪乙未春三月”字样。味经书屋本牌记作伪者之所以将刻印时间定为1895年春，可能正是看到过这部“原稿”之故。由此推论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至少要晚于1896年10月，即晚于严复致信梁启超提到“原稿”的时间。
笔者以为，所谓“牌记作伪”，或许只是后世某深谙《天演论》译介历程种种掌故的“好事者”，对味经书屋本的“再造”而已。此举只是为了凸显这一版本的底本乃源自《天演论》初稿，欲抬高其学术身价与历史价值而已。简言之，即便“牌记作伪”之说属实，这也与味经书屋本自身的版本地位及研究价值无涉。敝藏味经书屋本，就根本没有印制牌记页面，或正可说明这一观点。
养源书屋旧藏《天演论》味经书屋本被发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敝藏味经书屋本首页右下侧钤有“养源书屋鉴藏”印一枚，且于书根处粘贴有“天演论，严复译，2册2卷，清末刻印，麻纸，子1537”字样的笺条一张。这表明，此书曾为养源书屋旧藏，并列为其藏书子部第1537号。
据考，养源书屋乃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俞氏家族所创办，乃赐封奉直大夫（从五品）、翰林院待诏俞光銮于清光绪五年（1880）始建，专为训导族内和家内子弟。此书递经养源书屋收藏，有大量圈点批注及校改笔迹。
经逐一查证，书中所有校改及眉批，均是以通行本《天演论》为底本校勘而形成的。如将所有十八篇“卮言”统统批改为“导言”并附导言题目；遇有通行本中未载文句，则以【】勾括之；字词有差异者，则在栏侧以小字写入；甚至还将通行本有而此本无的段落，径直抄录于书眉。凡此种种。
综上所述，已然明确，味经书屋本是以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本为底本刻印的，所据初稿本完稿时间可能为“光绪乙未春三月”（1895年春），早于现存的于1897年4、5月间完稿的《天演论》严复手稿本。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尚无法断定，当在1897年至1898年间，可能要略早于《国闻汇编》，或略早于慎始基斋本的印行时间（如在1898年下旬刻印，则也有可能略晚于慎始基斋本）。味经书屋本的内容与慎始基斋本及其之后的通行本所据底本非同一体系，其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正在于此，而非其刻印时间的或早或晚。
在此，仍然祈望将来还会有更为确凿、更为充分的相关史料被发掘出来，以期更为细致、更为深入解答味经书屋本予世人120年间所造成的种种疑惑罢。
◎肖伊绯
习近平主席1993年、2001年，曾两次为纪念严复论文集撰写序言，对研究严复生平及其著述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为《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所撰序言中，他强调“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为此，深入探研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复著述，充分发掘现存与新见相关史料，理应是新时代文史学者的历史责任所在。
《天演论》问世120年简史
影响深远的严复译著《天演论》，首次问世至今已整整120年。说“整整”120年，是指1897年12月，严复译著《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陆续刊出，至今确已整整120年了。《国闻汇编》共出版6期，从第2期（1897年12月18日出版）开始，以《天演论悬疏》之名初次发表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就此开始了《天演论》的公开印行传播。此后，该刊第4、5、6期一直连载，持续到1898年2月15日。之后，因《国闻汇编》停刊，连载就此中断。
当然，《国闻汇编》为旬刊，连载于此的《天演论悬疏》，只能算是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先行预告”，内容也并不完整，并不能算作正式的著述出版物。
《天演论》成书的最初版本，按照学术界通行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6月）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行的版本，分上下两卷，刻本一册。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刻板印制效果颇佳。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经由严复对初稿进行了三次修订而最终成书的。这一版本为木刻线装本，每半页十五行三十二字。
半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印制，在慎始基斋本基础之上，再次进行了修订,校印质量更佳。这一版本为石印线装本，每半页十五行三十二字，版式特征与慎始基斋本相仿，牌记中明确署有“光绪戊戌十有一月侯官嗜奇精舍第二次石印”字样。
1898年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问世，这是严复门人自行校印的版本。以这一版本为底本，大量翻印甚至翻刻本（即据石印本“影刻”）涌现，活字排印本也陆续出现。富文书局本，原为石印线装本，后有翻刻线装本，皆为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字体均为清朗俊秀的手写楷体字，开卷悦目，颇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远在西南一隅的成都书局，也以富文书局本为底本，进行过翻刻刊印。这一翻刻本仍为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只字体变为了宋体字，字大行疏，颇为醒目。
直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出现，《天演论》日渐流行，至1927年，商务版《天演论》已印行32版，22年间以平均每年至少一次再版的速度递进。
上述这些早期的《天演论》版本均为线装本，后来商务版《天演论》又推出洋装本（即胶装本，与今书装帧同），与前期各版线装本并行不悖，印行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应当说，商务版《天演论》是20世纪上半段最为流行也最为普遍的版本，渐成“通行本”，至今存世尚丰，比较易得。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乃据严复初稿印成
《天演论》的版本流衍状况，基本如上所述，那么，其首次问世至今已整整120年，成书正式出版面世也已近120年的说法，是否还会随着新见史料的发掘而有所改易呢？也就是说，是否还会有早于《国闻汇编》（连载版）与慎始基斋本的更早版本存世呢？
数年来，仅就笔者过眼过手的《天演论》版本已达数十种之多，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翻刻本、翻印本等各种版本形态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近年来，研。究与辨析这些纷杂版本的学术论文也异彩纷呈、别开生面，时有新的发现。譬如，有学者早已指出早在1894年至1895年间，即“甲午战争”前后，陕西味经书屋就出版过一种未经严复修改的初稿印本，这一版本才是《天演论》的最初版本，通称“味经书屋本”。
因味经书屋本实属初稿初印本，可能属“试印”性质，印量本就极为稀少，故存世极罕，难得一见。对于一般研究者与普通读者而言，味经书屋本只是一个停留在少数专家学者论文中的珍罕版本。
据《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之出版说明，国内公藏味经书屋本者，可能只有陕西省图书馆一家。当然，《严复全集》向读者展现的，已是经过校印之后的文本，并非原本影印图像，所以，想要从此中得窥味经书屋本真容，也无可能。
幸运的是，笔者近日有幸购藏一部味经书屋本，多年夙愿终可得偿，围绕这一版本曾经“云山雾罩”的种种疑问，随之渐次明晰。
敝藏味经书屋本为木刻线装本，开本为25×16CM，每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字体为结体略扁的宋体字，为典型的清末书局刻书字体。全书正文之前无通行本所附吴汝纶序、严复自序及例言诸文，目录亦无；正文页书名为“赫胥黎天演论”，正文首页第二行下端署“侯官严复学”一行，与之后各版皆署“英国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恉”两行不同。且卷上十八篇“导言”，皆作“卮言”，与之后各版皆署“导言”及主题名目不同，每篇“导言”末尾所附严复按语之“复案”亦无。所有这些版刻特征，都体现着初稿本初印之际的匆促与不够完善。在文本内容上，与之后版更多有差异，亦充分体现着译著初稿特征。
仅以通行本《天演论》“导言一”为底本，比勘味经书屋本的“卮言一”，即可以明确发现，二者差异颇大。值得一提的是，通行本“导言一”最后一句话：“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味经书屋本则作：“达尔文曰：‘天择者，存物之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择其最宜者而定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起矣。”
这句话在两个版本中，最突出的差异是，引用话语出自斯宾塞尔还是达尔文。这一差异，体现了严复译著《天演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不断辨析理论的过程——修订中，将原来误以为是达尔文所言的这句话，改为了斯宾塞尔所言。后来，严复特意在文末“复案”中再次强调了，达尔文学说与斯宾塞尔理论之间的关系，称“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
如上列所述种种，这样或源自修辞，或源自感兴，或源自理论认识上的诸多差异，造成了味经书屋本与通行本在文本上的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随后的段落与章节中，还多有呈现。总之，因二者所据底本不同，这些文本差异都体现着显著的历史特征。
事实上，经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本相比较，味经书屋本的文本内容与之也不尽相同，且生成时间比之要早。那么，味经书屋究竟印行于何时，其印行历程大致如何，是否经过严复本人的授意或默许呢？
《天演论》味经书屋本或系“盗印”
为慎始基斋本撰序的吴汝纶，于1897年3月9日即见到过《天演论》初稿本，1898年夏，即为《天演论》撰成序言一篇。在此期间，他将《天演论》初稿本录副，细加研读。1897年初他看到的初稿本上，卷上十八篇皆名为“卮言”，而当年末《国闻汇编》刊出《天演论悬疏》，卷上的名目又改为“悬疏”。他认为初稿中的名目“卮言”不佳，“悬疏”之名也不好，于1898年3月30日，迅即致信严复，建议将之改为“随篇标目”的形式。
事实上，吴研读《天演论》初稿本时，就采用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加上标题的方法，为每节内容标上如“察变”“广义”“人为”等题目，极便研习，由此也形成了删节版《天演论》，于其逝世之后以《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之名出版（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初版）。严复非常重视与尊重吴汝纶对其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建议，慎始基斋本印行时，严复就采纳了吴的建议，并在书前“译例言”中，明确述及了这一修改历程。
仅就上述《天演论》篇目体例从“卮言”至“导言”的修改历程来看，味经书屋本以初稿本为底本，其文本内容形成时间必然早于慎始基斋本。但1897年3月9日见到初稿本的吴汝纶，尚以录副形式存底，可见至少在这一时间前后，严复本人手头并未有味经书屋本，或许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版本的存在。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味经书屋本当时尚未刻印；二是当时严复根本没有亲自或授权他人将初稿本付印，味经书屋本纯属作者不知情的“盗印本”。
另据学者王天根的考察，根据现存手稿本内容对味经书屋本内容的删改细节，并据手稿本上的时间落款，可知严复于“丁酉四月十七日”至“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即1897年5月至7月）对初稿本有过删改，而这些删改之前的内容，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味经书屋本中，这就说明味经书屋刻印时并未看到丁酉四月至六月间严复的初稿修改本。王据此判定，味经书屋本当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刻印。当然，所谓“这一时间段前后”，究竟有多“前”，又究竟可以多“后”，根本无从判定。
换个角度而言，如果味经书屋本确属未经严复授权的“盗印本”，盗印者不但可能在没有看到过初稿修改本的情况下，即开印味经书屋本，还有一种更宽泛的可能性，即在《国闻汇编》与慎始基斋本已经印行出版之际，盗印者因为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这两种版本，还是有可能将其手头的《天演论》初稿本付诸刻印的。因为盗印者一旦看到这两种版本已经印行，必然认定手头的初稿本不够完善、不能充分体现译者水准，不再奇货可居，遂将之弃置。应当说，盗印付诸实施的前提，上述两种可能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笔者揣测，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从1897年5月至1898年底（嗜奇精舍本印行之前），皆有可能。
通过上述对《天演论》译述体例及内容上的细节考察，可知“牌记作伪”的问题，实属判定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的次要问题了。因为如果“盗印”之说成立，最可能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即是不印牌记，私自印行、传阅或发售。
严复从未提及《天演论》味经书屋本
事实上，严复本人有极强的版权意识，凡遇盗版盗印者，多有追究之主张。他与门人熊季廉合作校点出版富文书局本《天演论》之际，多有书信往来，其中就谈到了对盗版者的切齿痛恨及坚决维权之主张。
据上述史料可以清晰地认定，严复著述被盗版盗印的情况非常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严复与友人经常商议应对之策，始终希望“略施运动，力阻其成”。其后来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个人著述，就均有明确版权标识，以示“正版”。
严复被中国出版界公认为最早使用版权印章者，其著《英文汉诂》后附专门印制的钤有著者印章“严氏版权之印”的版权页。而《英文汉诂》正是由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的，正是严复致熊季廉的这封信的这一年。也由此可见，虽然防不胜防、禁亦难禁，严复对其著述被盗版盗印，始终是难以容忍的，且要坚决采取维权行动的。
那么，味经书屋本如系“盗印”，就不太可能“明目张胆”地印制牌记页，否则严复知晓之后，势必追责。就目前已知的严复通信及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尚未发现严复有明确提及味经书屋本者。
最早提到也是目前已知唯一提到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者，乃是时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尔恺致信汪康年，信中提到了味经书屋本《天演论》。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记录，但信中除了对味经书屋校印质量不满之外，并未提到更多的出版细节，是否经过严复本人授权或默许，以及确切的出版时间与发行范围，均未提及。
据上述史事种种，或可推测，严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天演论》曾有一个味经书屋本的版本存在。联系到严复曾于1896年10月前后致信梁启超，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王天根认为，这里提到的“原稿”，当指既无吴汝纶序言，也无严复自序，更无例言的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这些特征和味经书屋本《天演论》完全相符合，这一“原稿”中可能就署有“光绪乙未春三月”字样。味经书屋本牌记作伪者之所以将刻印时间定为1895年春，可能正是看到过这部“原稿”之故。由此推论味经书屋本的刻印时间至少要晚于1896年10月，即晚于严复致信梁启超提到“原稿”的时间。
笔者以为，所谓“牌记作伪”，或许只是后世某深谙《天演论》译介历程种种掌故的“好事者”，对味经书屋本的“再造”而已。此举只是为了凸显这一版本的底本乃源自《天演论》初稿，欲抬高其学术身价与历史价值而已。简言之，即便“牌记作伪”之说属实，这也与味经书屋本自身的版本地位及研究价值无涉。敝藏味经书屋本，就根本没有印制牌记页面，或正可说明这一观点。
养源书屋旧藏《天演论》味经书屋本被发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敝藏味经书屋本首页右下侧钤有“养源书屋鉴藏”印一枚，且于书根处粘贴有“天演论，严复译，2册2卷，清末刻印，麻纸，子1537”字样的笺条一张。这表明，此书曾为养源书屋旧藏，并列为其藏书子部第1537号。
据考，养源书屋乃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俞氏家族所创办，乃赐封奉直大夫（从五品）、翰林院待诏俞光銮于清光绪五年（1880）始建，专为训导族内和家内子弟。此书递经养源书屋收藏，有大量圈点批注及校改笔迹。
经逐一查证，书中所有校改及眉批，均是以通行本《天演论》为底本校勘而形成的。如将所有十八篇“卮言”统统批改为“导言”并附导言题目；遇有通行本中未载文句，则以【】勾括之；字词有差异者，则在栏侧以小字写入；甚至还将通行本有而此本无的段落，径直抄录于书眉。凡此种种。
综上所述，已然明确，味经书屋本是以未经修改的《天演论》初稿本为底本刻印的，所据初稿本完稿时间可能为“光绪乙未春三月”（1895年春），早于现存的于1897年4、5月间完稿的《天演论》严复手稿本。味经书屋本确切刻印时间尚无法断定，当在1897年至1898年间，可能要略早于《国闻汇编》，或略早于慎始基斋本的印行时间（如在1898年下旬刻印，则也有可能略晚于慎始基斋本）。味经书屋本的内容与慎始基斋本及其之后的通行本所据底本非同一体系，其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正在于此，而非其刻印时间的或早或晚。
在此，仍然祈望将来还会有更为确凿、更为充分的相关史料被发掘出来，以期更为细致、更为深入解答味经书屋本予世人120年间所造成的种种疑惑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