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谈艺说戏话北京”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首次来到通州，在通州图书馆举办了第二期活动。本期活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派”传人王蓉蓉为百余名京剧爱好者讲述了她的学艺历程以及她对北京的那份深情厚谊。
大家这么多年喜欢京剧、支持京剧、看我们的演出，都很辛苦，作为演员我们特别感动。今天有这个见面的机会我也特别珍惜。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家看我们的演出满意了是应该的，如果演完以后大家还不满意，那就是我们演得不好，还得再回去继续练。我们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鱼水的关系，我们在台上演出，这种事业的传播、发展、传承，是靠观众、戏迷朋友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做到的。
被“懂行的”发现
京剧和“话北京”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不是北京人，来到北京考试经过了好几个贵人帮助。我是1978年考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在考试的过程中我遇见了好多贵人。首先我家里不是这行的，我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能干这个，所以得被懂行的发现。一开始，我在上海遇见童祥苓老师。
他跟他的爱人张南云老师偶然碰见了我，他就说“你嗓子太好啦，你的声音甜美，你的耳音好”，我当时是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推荐我到上海艺校，但我没有留下。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很小，心目中对北京、对天安门简直太向往了。
后来又是偶然的机会，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各个艺术院校招生，我就来考中国戏曲学院，这就经过了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老师的推荐。他很喜欢我，他们家有两个儿子，没女孩儿，就说“得了，你就给我们当闺女吧”。我管他叫姑父，也没有爸爸、妈妈那么叫。我在史家胡同20号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人艺的蓝天野、金雅琴、牛星丽老师等都跟我非常熟悉。那个时候他们就推荐我去考戏校。
“这孩子有戏范儿”
考进中国戏曲学院后，我特别幸运，刚入学没多长时间正好张君秋老师来当名誉院长。从那时开始，他把张派艺术带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张老师正好看了，第二天到我们班上问：“昨天演《二进宫》李艳妃的那个演员是谁啊？”我就站出来了，张老师看我半天，就说：“这孩子有戏范儿。”他的标准就是嗓子、个头、扮相这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那个时候我比现在瘦，才95斤，也是这么高的个儿，所以老师就说我这是个“角儿坯子”。再一个学期，我就开始学张派。我对张派艺术酷爱，张老师的唱法大家都知道，太好听了。我对张老师的评价就是：前无古人，空前绝后。他的演唱真的是我们都达不到的。
在学校的4年当中，后来我就开始学张派，学《四郎探母》《赵氏孤儿》《望江亭》《玉堂春》，在学校就学这几出戏。张老师有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一看。《四郎探母》我们穿旗鞋，旗鞋的脚步应该怎么走，手绢怎么拿，肩跟脚应该怎么摆动，这些都有严格要求。现在回想，进北京京剧院之前，跟张老师接触张派艺术真是一个高的起点。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个好演员不是一年就能成才的，十年都练不出一个好演员，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起点很重要。作为我来讲，我当初在中国戏曲学院的4年中，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学习张派戏，接受张老师的授课，这个起点真的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当时我打基础也很拼命。4年很短，我高中毕业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真的是从头开始练功，压腿、云手，都得从头开始练。前两个学期我们是每周6天的课程，每天上8节课，只有星期六上6节课。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一个学期才出学校大门两三次，买点生活必需品，也不逛商场买漂亮衣服。那时候就一件军大衣，然后整天穿学校的练功服、练功鞋。所以我在学校的4年，一个是高起点，一个就是非常刻苦，打下了好的基础。现在我也经常跟我年轻的徒弟们说，基础很重要。基础好，成材率就高。
张大师一句话 杨四郎少了一媳妇
临毕业前，正好改革开放，《北京晚报》主办了“解禁《四郎探母》这出戏”。之前《四郎探母》包括《红鬃烈马》都是禁演的戏。《四郎探母》当时是说这出戏“叛国投敌”，《红鬃烈马》是“一个戏俩媳妇儿”，不符合国情。还有好些传统戏都没有公开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北京晚报》的王纪刚、过士行二位记者每天到我们戏曲学院跟着张老师，看张老师给我们排《四郎探母》这出戏。当时《四郎探母》说是要解禁，那也是两个媳妇儿呀，还有个四夫人呢，后来张老师就说咱们这次演就把四夫人去掉。当年是张老师提出来把四夫人取消，我们这个戏才可以演。
这出戏当时我们在天桥剧场连演七天、连夜演出，这七场演出真的是爆满。一卖票，报纸一宣传，观众那种热情都让我们觉得，这部戏怎么这么受欢迎啊。那段时间这个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从那以后，《四郎探母》解禁了，《红鬃烈马》也可以演了，还有一大批戏可以上演了，现在我们演出的传统戏都是那时候开始演的。也是由于演《四郎探母》这出戏，北京京剧院——最早的实验京剧团的领导到现场来看我表演时就说，“我就要这个”，把我定下来了，我就留在了北京实验京剧团。当时由于我们是外地户口，进北京很难，我通过这个机会很顺利地留在了北京，一直工作到现在。
“这些传统艺术，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40年也就是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时间，我从工作开始到现在，跟国家、跟北京改革开放的时间段是同步的。毕业之后我分在北京，就觉得我是一个北京人了，我在北京的生活时间比在老家要长得多。我17岁以前在家里生活，17岁以后进北京，到现在40多年了。这40年在北京生活，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活习惯、口音、观念、生活方式都基本上没有家乡的痕迹，完全改变了。
在工作的40年中，我演了大量张派戏。《玉堂春》《望江亭》这两出戏是我刚毕业时天天演的，后来就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几百场演过来，所以现在我表演时张嘴就来，都不用背，剧本都找不着，全在脑子里，因为演得太多，印象太深了。
通过这样的演出，对于我们京剧演员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提高的机会。到了各地舞台，面对的观众太多了。早些年三四毛钱一张戏票，到开演的时候观众别提有多少。现在讲“文化自信”，什么叫文化自信？我觉得我那时候演戏就是文化自信，我演出时充满自信。我演的戏、这些传统戏的故事，观众太喜欢看了，台下的两边过道都坐满了人。在那个年代，我们已经实现文化自信了。这些传统艺术，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从我1982年毕业，35年我演出《玉堂春》《望江亭》《红鬃烈马》《状元媒》这些戏。尤其是《状元媒》，到现在为止我演出超过2000场了。我毕业时，长安大戏院刚开张，还不是晚上演戏，每个星期六演日场、下午2点开戏，那时候就找我演《状元媒》，就觉得这出戏上座儿。我自己在台上都觉得，越演来的观众就越多。这出戏是我演得最多的，其实我在戏校4年还没学这出戏，毕业之后长安大戏院让我演，赶紧找老师去学的。这么多年演下来，2000多场，全国各地约我去演出，真的是滚瓜烂熟。到现在我出去演出，如果没有表演这段，台下还会喊、还会点这出戏。
新戏迷 新剧目 新政策
一步步走过来，我是从演员的角度见证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大量的传统戏的发展。另外，没有观众在底下捧场、呼应、交流，不可能把戏传承到现在。是戏迷朋友们看着我成长，从中国戏曲学院的排练场，到我这么多年来历经的各个剧场。
到现在为止，我的观众已经是第四拨儿了。更可喜的是，不仅有年纪大的戏迷朋友支持我，还有一些年轻戏迷。他们有的人还在上学，之前没看过京剧，在电视上看到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年轻人通过看我们的节目对京剧产生兴趣，同时喜欢我这个人。女孩子们会讨论我穿的衣服、戴的发卡，外地和北京的戏迷也因为喜欢我和我的戏成为好朋友，外地的戏迷来北京，北京的朋友就负责接待。还有戏迷为了能来看戏，努力来到北京上学、工作。在我的影响下，能有年轻的朋友喜欢京剧，我感到特别欣慰。
近些年国家对戏曲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出扶持政策，对京剧的关心与重视越来越多。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演出新的剧目、新的人物，作为戏曲演员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就排演了大量新戏，比如前些年的《黄金树》《武则天》《刘罗锅》，包括后来的《沙家浜》。《沙家浜》近些年我演得比较多。这出戏是精品，我演得多，观众喜欢，大家对我演的阿庆嫂高度评价，过些日子我们去山东还是演这出戏。
去年我排了一出《党的女儿》，是我几十年的艺术积累。我艺术生活40年的总结，都融入这个人物中。从去年排演，已经在全国各地演了20多场。这出戏在唱腔部分有很多创新，转化了传统戏的唱法，将京剧和民歌结合在一起，才能唱出现代戏的人物。
几十年走过来，首先我是跟随改革开放、跟随北京的整体变化发展的潮流，然后我还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的戏迷朋友们，是你们跟我共同走过40年，使我进步、成长、收获。
自述/王蓉蓉 整理/实习记者 高原
本版统筹/本报记者 郭佳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为一位戏迷的“隔空”签名
“要是我老伴还活着就好了，我一定陪着她去现场。”在“分享会”报名的时候，66岁的李泰久老人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自己身在唐山，来不及回北京了。
老人说自己老伴在的时候，非常喜欢王蓉蓉的唱段。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在北京居住的条件，“她可盼望见见她喜欢的京剧演员了。”说起京剧，老人说自己的大女儿小时候非常痴迷，老让他们给买戏装，但是他们那里的京剧氛围不浓，“如果是天津、北京，我们可能就给她买了，这里找谁学啊。”
虽然老人来不了，但是他对北青报记者说出了他的心愿：“您能否帮我跟王蓉蓉老师要一本活动中的那个册子。写‘苏秀芬’我老伴的名字？”老人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有些不好意思：“我觉得太为难您了。”
但是，在分享会结束后，王蓉蓉听了北青报记者的讲述后，欣然为李泰久的夫人在从艺画册上签名：苏秀芬女士留念。“手腕签了半天字是有点累，但是怎么也得满足这位老先生和他妻子的心愿，不能让人家失望啊。”王蓉蓉说。
实际上，在当天的分享会现场，王蓉蓉为到来的观众签送画册，而众多的戏迷排队等候，即便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图书馆的电梯结束快到时间了。
文/本报记者 郭佳
小戏迷唱“贵妃” 有味
老票友唱“郡主” 响堂
前天的“分享会”设置了戏迷演唱、王蓉蓉点评的环节。
而来自北京二中的何思宁（音）是一位初一学生，她特意穿上褶子，连唱带舞地来了一段《贵妃醉酒》。虽然时间不长，只有3分半钟，但是她的表演赢得了王蓉蓉和现场观众的叫好。
而徐立新女士一上场，刚一张嘴就来个迎头好。原来她是通州文化馆京剧队的主演之一，宗张派。其实，徐丽新下午刚赶回通州图书馆，之前没打算唱，这一看有票友在卖力气，自己作为“东道主”，也不能落后，临时管另一位演唱者借的伴奏光盘。台下许多来自通州的观众一看是“自己的队伍”，立马精神倍增，可劲儿叫好。
“这是我们京剧团导演，主力。”京剧队队长幺溪田随即问北青报记者，“你看得出她多大岁数了吗？”
“70！”幺队长自己“抢答”了。
12月9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谈艺说戏话北京”北京戏曲文化分享会首次来到通州，在通州图书馆举办了第二期活动。本期活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派”传人王蓉蓉为百余名京剧爱好者讲述了她的学艺历程以及她对北京的那份深情厚谊。
大家这么多年喜欢京剧、支持京剧、看我们的演出，都很辛苦，作为演员我们特别感动。今天有这个见面的机会我也特别珍惜。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家看我们的演出满意了是应该的，如果演完以后大家还不满意，那就是我们演得不好，还得再回去继续练。我们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是鱼水的关系，我们在台上演出，这种事业的传播、发展、传承，是靠观众、戏迷朋友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做到的。
被“懂行的”发现
京剧和“话北京”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不是北京人，来到北京考试经过了好几个贵人帮助。我是1978年考进中国戏曲学院的，在考试的过程中我遇见了好多贵人。首先我家里不是这行的，我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能干这个，所以得被懂行的发现。一开始，我在上海遇见童祥苓老师。
他跟他的爱人张南云老师偶然碰见了我，他就说“你嗓子太好啦，你的声音甜美，你的耳音好”，我当时是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推荐我到上海艺校，但我没有留下。那个时候我十几岁，很小，心目中对北京、对天安门简直太向往了。
后来又是偶然的机会，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各个艺术院校招生，我就来考中国戏曲学院，这就经过了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老师的推荐。他很喜欢我，他们家有两个儿子，没女孩儿，就说“得了，你就给我们当闺女吧”。我管他叫姑父，也没有爸爸、妈妈那么叫。我在史家胡同20号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人艺的蓝天野、金雅琴、牛星丽老师等都跟我非常熟悉。那个时候他们就推荐我去考戏校。
“这孩子有戏范儿”
考进中国戏曲学院后，我特别幸运，刚入学没多长时间正好张君秋老师来当名誉院长。从那时开始，他把张派艺术带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张老师正好看了，第二天到我们班上问：“昨天演《二进宫》李艳妃的那个演员是谁啊？”我就站出来了，张老师看我半天，就说：“这孩子有戏范儿。”他的标准就是嗓子、个头、扮相这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那个时候我比现在瘦，才95斤，也是这么高的个儿，所以老师就说我这是个“角儿坯子”。再一个学期，我就开始学张派。我对张派艺术酷爱，张老师的唱法大家都知道，太好听了。我对张老师的评价就是：前无古人，空前绝后。他的演唱真的是我们都达不到的。
在学校的4年当中，后来我就开始学张派，学《四郎探母》《赵氏孤儿》《望江亭》《玉堂春》，在学校就学这几出戏。张老师有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一看。《四郎探母》我们穿旗鞋，旗鞋的脚步应该怎么走，手绢怎么拿，肩跟脚应该怎么摆动，这些都有严格要求。现在回想，进北京京剧院之前，跟张老师接触张派艺术真是一个高的起点。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个好演员不是一年就能成才的，十年都练不出一个好演员，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起点很重要。作为我来讲，我当初在中国戏曲学院的4年中，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学习张派戏，接受张老师的授课，这个起点真的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当时我打基础也很拼命。4年很短，我高中毕业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真的是从头开始练功，压腿、云手，都得从头开始练。前两个学期我们是每周6天的课程，每天上8节课，只有星期六上6节课。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一个学期才出学校大门两三次，买点生活必需品，也不逛商场买漂亮衣服。那时候就一件军大衣，然后整天穿学校的练功服、练功鞋。所以我在学校的4年，一个是高起点，一个就是非常刻苦，打下了好的基础。现在我也经常跟我年轻的徒弟们说，基础很重要。基础好，成材率就高。
张大师一句话 杨四郎少了一媳妇
临毕业前，正好改革开放，《北京晚报》主办了“解禁《四郎探母》这出戏”。之前《四郎探母》包括《红鬃烈马》都是禁演的戏。《四郎探母》当时是说这出戏“叛国投敌”，《红鬃烈马》是“一个戏俩媳妇儿”，不符合国情。还有好些传统戏都没有公开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北京晚报》的王纪刚、过士行二位记者每天到我们戏曲学院跟着张老师，看张老师给我们排《四郎探母》这出戏。当时《四郎探母》说是要解禁，那也是两个媳妇儿呀，还有个四夫人呢，后来张老师就说咱们这次演就把四夫人去掉。当年是张老师提出来把四夫人取消，我们这个戏才可以演。
这出戏当时我们在天桥剧场连演七天、连夜演出，这七场演出真的是爆满。一卖票，报纸一宣传，观众那种热情都让我们觉得，这部戏怎么这么受欢迎啊。那段时间这个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从那以后，《四郎探母》解禁了，《红鬃烈马》也可以演了，还有一大批戏可以上演了，现在我们演出的传统戏都是那时候开始演的。也是由于演《四郎探母》这出戏，北京京剧院——最早的实验京剧团的领导到现场来看我表演时就说，“我就要这个”，把我定下来了，我就留在了北京实验京剧团。当时由于我们是外地户口，进北京很难，我通过这个机会很顺利地留在了北京，一直工作到现在。
“这些传统艺术，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40年也就是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时间，我从工作开始到现在，跟国家、跟北京改革开放的时间段是同步的。毕业之后我分在北京，就觉得我是一个北京人了，我在北京的生活时间比在老家要长得多。我17岁以前在家里生活，17岁以后进北京，到现在40多年了。这40年在北京生活，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活习惯、口音、观念、生活方式都基本上没有家乡的痕迹，完全改变了。
在工作的40年中，我演了大量张派戏。《玉堂春》《望江亭》这两出戏是我刚毕业时天天演的，后来就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几百场演过来，所以现在我表演时张嘴就来，都不用背，剧本都找不着，全在脑子里，因为演得太多，印象太深了。
通过这样的演出，对于我们京剧演员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提高的机会。到了各地舞台，面对的观众太多了。早些年三四毛钱一张戏票，到开演的时候观众别提有多少。现在讲“文化自信”，什么叫文化自信？我觉得我那时候演戏就是文化自信，我演出时充满自信。我演的戏、这些传统戏的故事，观众太喜欢看了，台下的两边过道都坐满了人。在那个年代，我们已经实现文化自信了。这些传统艺术，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从我1982年毕业，35年我演出《玉堂春》《望江亭》《红鬃烈马》《状元媒》这些戏。尤其是《状元媒》，到现在为止我演出超过2000场了。我毕业时，长安大戏院刚开张，还不是晚上演戏，每个星期六演日场、下午2点开戏，那时候就找我演《状元媒》，就觉得这出戏上座儿。我自己在台上都觉得，越演来的观众就越多。这出戏是我演得最多的，其实我在戏校4年还没学这出戏，毕业之后长安大戏院让我演，赶紧找老师去学的。这么多年演下来，2000多场，全国各地约我去演出，真的是滚瓜烂熟。到现在我出去演出，如果没有表演这段，台下还会喊、还会点这出戏。
新戏迷 新剧目 新政策
一步步走过来，我是从演员的角度见证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大量的传统戏的发展。另外，没有观众在底下捧场、呼应、交流，不可能把戏传承到现在。是戏迷朋友们看着我成长，从中国戏曲学院的排练场，到我这么多年来历经的各个剧场。
到现在为止，我的观众已经是第四拨儿了。更可喜的是，不仅有年纪大的戏迷朋友支持我，还有一些年轻戏迷。他们有的人还在上学，之前没看过京剧，在电视上看到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年轻人通过看我们的节目对京剧产生兴趣，同时喜欢我这个人。女孩子们会讨论我穿的衣服、戴的发卡，外地和北京的戏迷也因为喜欢我和我的戏成为好朋友，外地的戏迷来北京，北京的朋友就负责接待。还有戏迷为了能来看戏，努力来到北京上学、工作。在我的影响下，能有年轻的朋友喜欢京剧，我感到特别欣慰。
近些年国家对戏曲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出扶持政策，对京剧的关心与重视越来越多。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演出新的剧目、新的人物，作为戏曲演员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就排演了大量新戏，比如前些年的《黄金树》《武则天》《刘罗锅》，包括后来的《沙家浜》。《沙家浜》近些年我演得比较多。这出戏是精品，我演得多，观众喜欢，大家对我演的阿庆嫂高度评价，过些日子我们去山东还是演这出戏。
去年我排了一出《党的女儿》，是我几十年的艺术积累。我艺术生活40年的总结，都融入这个人物中。从去年排演，已经在全国各地演了20多场。这出戏在唱腔部分有很多创新，转化了传统戏的唱法，将京剧和民歌结合在一起，才能唱出现代戏的人物。
几十年走过来，首先我是跟随改革开放、跟随北京的整体变化发展的潮流，然后我还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的戏迷朋友们，是你们跟我共同走过40年，使我进步、成长、收获。
自述/王蓉蓉 整理/实习记者 高原
本版统筹/本报记者 郭佳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为一位戏迷的“隔空”签名
“要是我老伴还活着就好了，我一定陪着她去现场。”在“分享会”报名的时候，66岁的李泰久老人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自己身在唐山，来不及回北京了。
老人说自己老伴在的时候，非常喜欢王蓉蓉的唱段。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在北京居住的条件，“她可盼望见见她喜欢的京剧演员了。”说起京剧，老人说自己的大女儿小时候非常痴迷，老让他们给买戏装，但是他们那里的京剧氛围不浓，“如果是天津、北京，我们可能就给她买了，这里找谁学啊。”
虽然老人来不了，但是他对北青报记者说出了他的心愿：“您能否帮我跟王蓉蓉老师要一本活动中的那个册子。写‘苏秀芬’我老伴的名字？”老人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有些不好意思：“我觉得太为难您了。”
但是，在分享会结束后，王蓉蓉听了北青报记者的讲述后，欣然为李泰久的夫人在从艺画册上签名：苏秀芬女士留念。“手腕签了半天字是有点累，但是怎么也得满足这位老先生和他妻子的心愿，不能让人家失望啊。”王蓉蓉说。
实际上，在当天的分享会现场，王蓉蓉为到来的观众签送画册，而众多的戏迷排队等候，即便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图书馆的电梯结束快到时间了。
文/本报记者 郭佳
小戏迷唱“贵妃” 有味
老票友唱“郡主” 响堂
前天的“分享会”设置了戏迷演唱、王蓉蓉点评的环节。
而来自北京二中的何思宁（音）是一位初一学生，她特意穿上褶子，连唱带舞地来了一段《贵妃醉酒》。虽然时间不长，只有3分半钟，但是她的表演赢得了王蓉蓉和现场观众的叫好。
而徐立新女士一上场，刚一张嘴就来个迎头好。原来她是通州文化馆京剧队的主演之一，宗张派。其实，徐丽新下午刚赶回通州图书馆，之前没打算唱，这一看有票友在卖力气，自己作为“东道主”，也不能落后，临时管另一位演唱者借的伴奏光盘。台下许多来自通州的观众一看是“自己的队伍”，立马精神倍增，可劲儿叫好。
“这是我们京剧团导演，主力。”京剧队队长幺溪田随即问北青报记者，“你看得出她多大岁数了吗？”
“70！”幺队长自己“抢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