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叶
◆关键词：戏剧《晚安，妈妈》
由米雪、焦媛主演，李铭森导演的《晚安，妈妈》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由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写于1981年，1983年便获得普利策奖的戏剧作品，讲述了一个决定自杀的女儿，在母亲苦口婆心劝说近两个小时之后依然自杀的故事。焦媛实验剧团的主创在演出前后的宣传和讨论中，都强调了这部作品演出的重要意图是为了对母女、家庭成员之间需要更多彼此关爱、交流的呼吁。这固然是让这部作品与当下社会生活节奏温情对话的一种方式，但与此同时，却未免窄化了他们自己在舞台上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
实际上，《晚安，妈妈》在美国演出时也曾招致两面评价，不过争议的主题更具有时代针对性。二战后美国新一轮的女权运动高潮，催生出了新一批女性剧作家，玛莎·诺曼可算是其中之一。她的《晚安，妈妈》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出现，将舞台完全交由两个女性角色足以引发争论，而女性在舞台上持枪自杀，更是被解读为对性别抗争的某种隐喻。对此，围绕这部作品，肯定的声音往往来自作品中对被压抑女性形象的关注与书写，而女儿对死亡的选择则被视为女性对自身地位的抗争与拒绝；批评者则大多认为这种抗争未免太过消极。然而时至今日，当自杀成为一种新时代的疾病隐喻，自杀的理由变得多样和模糊，从性别或家庭角度，似乎并不能完全道清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晚安，妈妈》最终得以不断被后世搬上舞台，并在无数读者和观众心中留下情感触动，绝不只是因为它发出了一种抗争的声音，而是因为读者和观众通过作品，看到了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状、处境，或是与之共鸣的情感片段。
或许是我们过于关注如何让国外的、经典的剧作与本土的、当代社会生活对话，于是往往忽视了剧作自身所具有的穿越时代的力量，李铭森导演的这版《晚安，妈妈》就以对原作从对话到舞台提示的尊重，证明了读明白原作本身，有时候比急于宣告导演的存在更加有效。这版《晚安，妈妈》所有的表演、舞台设计都是建立在遵循原作文字的基础之上：妈妈塞尔玛的针线活，在舞台上转化为两侧摆放的毛线球和悬挂在上空凌乱的毛线。这种对于编织的强调，与台上象征墙壁景片的残破，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无力的气氛，搭建出演员的表演空间。全剧对原作最大的变动是女儿自杀的枪声在开场之时便响起，随后悬挂在上空的巨型表盘开始倒转，由此开场不久，当女儿淡定地向母亲宣布自己要自杀时，即使没有读过原作的观众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开场的枪声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观众所有的注意力，都会如原作和导演所希望的，全部集中在女儿和母亲共度的这最后一晚的对话之中。
米雪饰演的母亲塞尔玛自然地呈现为一个曾经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母亲，年纪轻轻便结婚，几乎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承受着丈夫与女儿的疾病困扰，但她却找到了对生活乐观的理由。从开场以后塞尔玛对甜食的执着，对邻里生活的讲述，我们可以推测，塞尔玛成功地将这些作为填充自己孤独空虚生活的替代品，并说服自己对这些替代品坚信不疑，用以维持对生活的乐观信念。相比起来，焦媛饰演的女儿杰西，却决绝地放弃了对生活的坚持，整场演出中，她只是冷静地向母亲交代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收拾母亲一路留下的甜食包装袋。
塞尔玛刚开始以为杰西宣布要自杀只是说笑，当她意识到事情真的会发生时，便开始不断地劝说、祈求和争吵。塞尔玛试图找寻女儿自杀的原因，消灭这些原因。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随着两个人对话的往来，我们理解了杰西的遭遇和处境，疾病让她饱受困扰，曾经的两份工作也不如意，她的生活找不到任何继续下去的积极力量。杰西与塞尔玛之间并非没有爱，然而塞尔玛对杰西的遭遇无能为力，即使杰西难得地吐露心声，面对她所列举的种种绝望，塞尔玛只能找借口说这些只是杰西自己认为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真是无能为力啊”！对生活的绝望并不来自于对现状不满，而是在于我们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即使爱也无法改变这一切。
玛莎·诺曼的这部作品会引发读者与观众如此复杂的情感体验，但剧作家本人在剧中并未流露出对哪个角色的强烈情感认同，这让整部剧看起来都有些过于冷静，同时也加倍残酷。米雪和焦媛的表演，在大多数时候也保持了这种克制。由此，两个角色生活态度的对立、对话的节奏也清晰起来，这让观众能够中立地经历这个作品的过程，在其中感受自己对生活的积极或消极，以及生活中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这种情感的宣泄在现今的剧场中反倒成为了一种难得的体验。观众对剧中角色的认同并非来自演员对角色投入多少情感，而是来自演员对角色的信念，以及对剧中情感外化的方式，相比于去年在鼓楼西剧场演出的《晚安，妈妈》，饰演女儿的演员极力在舞台上表现出对生活的绝望，却反而极难让观众与其产生情感共鸣。米雪、焦媛演出的这版《晚安，妈妈》，在多数时候，为我们示范了一种话剧演员向观众展示角色情感的方式。
近年来，除了《洋麻将》、《晚安，妈妈》这样较早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不断被排演，中国上演新世纪以来获得普利策戏剧奖作品的频率也越发增高，包括《芳心之罪》、《怀疑》、《耻》、《安娜在热带》等。但相比于借“获奖”的噱头对作品进行演出宣传的热度，这些作品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影响似乎稍显冷清。普利策戏剧奖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戏剧奖项，一直以对种族问题、性别议题、边缘人群生活等美国社会生活的关照，作为评价作品的基本准则。这些剧作兼具思想的深度与适应中国排演的基础，这一方面来自这些剧作家自身成熟的艺术手法，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革、生活节奏与全球化的接轨。对此，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些剧作获奖背后的艺术功底，对社会生活表达思考的深度，更要借以反思我们戏剧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贫乏现状。
◎今叶
◆关键词：戏剧《晚安，妈妈》
由米雪、焦媛主演，李铭森导演的《晚安，妈妈》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由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写于1981年，1983年便获得普利策奖的戏剧作品，讲述了一个决定自杀的女儿，在母亲苦口婆心劝说近两个小时之后依然自杀的故事。焦媛实验剧团的主创在演出前后的宣传和讨论中，都强调了这部作品演出的重要意图是为了对母女、家庭成员之间需要更多彼此关爱、交流的呼吁。这固然是让这部作品与当下社会生活节奏温情对话的一种方式，但与此同时，却未免窄化了他们自己在舞台上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
实际上，《晚安，妈妈》在美国演出时也曾招致两面评价，不过争议的主题更具有时代针对性。二战后美国新一轮的女权运动高潮，催生出了新一批女性剧作家，玛莎·诺曼可算是其中之一。她的《晚安，妈妈》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出现，将舞台完全交由两个女性角色足以引发争论，而女性在舞台上持枪自杀，更是被解读为对性别抗争的某种隐喻。对此，围绕这部作品，肯定的声音往往来自作品中对被压抑女性形象的关注与书写，而女儿对死亡的选择则被视为女性对自身地位的抗争与拒绝；批评者则大多认为这种抗争未免太过消极。然而时至今日，当自杀成为一种新时代的疾病隐喻，自杀的理由变得多样和模糊，从性别或家庭角度，似乎并不能完全道清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晚安，妈妈》最终得以不断被后世搬上舞台，并在无数读者和观众心中留下情感触动，绝不只是因为它发出了一种抗争的声音，而是因为读者和观众通过作品，看到了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状、处境，或是与之共鸣的情感片段。
或许是我们过于关注如何让国外的、经典的剧作与本土的、当代社会生活对话，于是往往忽视了剧作自身所具有的穿越时代的力量，李铭森导演的这版《晚安，妈妈》就以对原作从对话到舞台提示的尊重，证明了读明白原作本身，有时候比急于宣告导演的存在更加有效。这版《晚安，妈妈》所有的表演、舞台设计都是建立在遵循原作文字的基础之上：妈妈塞尔玛的针线活，在舞台上转化为两侧摆放的毛线球和悬挂在上空凌乱的毛线。这种对于编织的强调，与台上象征墙壁景片的残破，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无力的气氛，搭建出演员的表演空间。全剧对原作最大的变动是女儿自杀的枪声在开场之时便响起，随后悬挂在上空的巨型表盘开始倒转，由此开场不久，当女儿淡定地向母亲宣布自己要自杀时，即使没有读过原作的观众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开场的枪声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观众所有的注意力，都会如原作和导演所希望的，全部集中在女儿和母亲共度的这最后一晚的对话之中。
米雪饰演的母亲塞尔玛自然地呈现为一个曾经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母亲，年纪轻轻便结婚，几乎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承受着丈夫与女儿的疾病困扰，但她却找到了对生活乐观的理由。从开场以后塞尔玛对甜食的执着，对邻里生活的讲述，我们可以推测，塞尔玛成功地将这些作为填充自己孤独空虚生活的替代品，并说服自己对这些替代品坚信不疑，用以维持对生活的乐观信念。相比起来，焦媛饰演的女儿杰西，却决绝地放弃了对生活的坚持，整场演出中，她只是冷静地向母亲交代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收拾母亲一路留下的甜食包装袋。
塞尔玛刚开始以为杰西宣布要自杀只是说笑，当她意识到事情真的会发生时，便开始不断地劝说、祈求和争吵。塞尔玛试图找寻女儿自杀的原因，消灭这些原因。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随着两个人对话的往来，我们理解了杰西的遭遇和处境，疾病让她饱受困扰，曾经的两份工作也不如意，她的生活找不到任何继续下去的积极力量。杰西与塞尔玛之间并非没有爱，然而塞尔玛对杰西的遭遇无能为力，即使杰西难得地吐露心声，面对她所列举的种种绝望，塞尔玛只能找借口说这些只是杰西自己认为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真是无能为力啊”！对生活的绝望并不来自于对现状不满，而是在于我们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即使爱也无法改变这一切。
玛莎·诺曼的这部作品会引发读者与观众如此复杂的情感体验，但剧作家本人在剧中并未流露出对哪个角色的强烈情感认同，这让整部剧看起来都有些过于冷静，同时也加倍残酷。米雪和焦媛的表演，在大多数时候也保持了这种克制。由此，两个角色生活态度的对立、对话的节奏也清晰起来，这让观众能够中立地经历这个作品的过程，在其中感受自己对生活的积极或消极，以及生活中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这种情感的宣泄在现今的剧场中反倒成为了一种难得的体验。观众对剧中角色的认同并非来自演员对角色投入多少情感，而是来自演员对角色的信念，以及对剧中情感外化的方式，相比于去年在鼓楼西剧场演出的《晚安，妈妈》，饰演女儿的演员极力在舞台上表现出对生活的绝望，却反而极难让观众与其产生情感共鸣。米雪、焦媛演出的这版《晚安，妈妈》，在多数时候，为我们示范了一种话剧演员向观众展示角色情感的方式。
近年来，除了《洋麻将》、《晚安，妈妈》这样较早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不断被排演，中国上演新世纪以来获得普利策戏剧奖作品的频率也越发增高，包括《芳心之罪》、《怀疑》、《耻》、《安娜在热带》等。但相比于借“获奖”的噱头对作品进行演出宣传的热度，这些作品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影响似乎稍显冷清。普利策戏剧奖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戏剧奖项，一直以对种族问题、性别议题、边缘人群生活等美国社会生活的关照，作为评价作品的基本准则。这些剧作兼具思想的深度与适应中国排演的基础，这一方面来自这些剧作家自身成熟的艺术手法，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革、生活节奏与全球化的接轨。对此，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些剧作获奖背后的艺术功底，对社会生活表达思考的深度，更要借以反思我们戏剧创作从题材到形式的贫乏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