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

2017-11-09 08:16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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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很深的缘分 最佳的读者

主题:鲁迅与图书馆——名人与图书馆系列活动之三

时间:2017年10月31日

地点:建投书局·北京50+店

嘉宾:詹福瑞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邓菊英 首都图书馆副馆长 陈洁 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

为京师图书馆调拨来了

《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

詹福瑞:我们国家图书馆和鲁迅先生有很深的缘分。鲁迅先生1912年到1926年在教育部工作,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工作。1912年正好是京师图书馆创建初期,有两件工作是急需做的,鲁迅在这方面,作为直接领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鲁迅参与了京师图书馆的选址工作。当时京师图书馆位于广化寺,那里比较潮湿,空间上也比较狭促,作为图书馆并不合适。后来又找了青厂、石桥、国子监等很多地方。这些地方鲁迅都亲自去踩点、考察,包括后来京师通俗图书馆的选址,都是鲁迅亲自参与的。

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清政府也给调拨了一些文献,但是很少。鲁迅做科长以后,在馆藏建设上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古今图书集成》划拨给京师图书馆,是我国第一部较大的类书;二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把收藏在承德的《四库全书》调拨给京师图书馆。当时承德的负责人已经把《四库全书》运到了北京,但是没有给京师图书馆,而是给了内务府。后来鲁迅亲自去协调,才调拨给了京师图书馆。《四库全书》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之一,另外还包括《永乐大典》,这也是鲁迅努力争取后才移交京师图书馆的。可以说鲁迅为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国家图书馆的初建时期,鲁迅在选址、馆藏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也包括很多具体制度的制定。我们今天看到鲁迅很多手稿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就好像鲁迅与图书馆只有这些缘分,实际上,在京师图书馆建馆之初,就和鲁迅有很深的缘分。我们作为图书馆后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文献,对鲁迅还是怀有很深的崇敬之情的。

为首图奠定的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过

邓菊英:我到首图工作的第一天,我们的老馆长就告诉我们,首都图书馆的创建者是鲁迅先生。从我一个图书馆的管理者、从业者来看,鲁迅和首图的渊源,不只是简单的创建者的关系。首都图书馆的历史本身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溯源首图的历史名称,在首图创建以来,有大约20多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首图实际上是在三个图书馆的基础上合并建立的。

这三个馆分别是1913年6月开放的京师图书馆分馆,同年10月开放的京师通俗图书馆,另外就是1917年在现在中山公园社稷坛后殿开放的中央公园阅览所。这三个馆,实际上都是鲁迅亲自策划建设的,除了京师图书馆分馆,鲁迅因为回家探亲,没有参加开馆典礼之外,其他全都参加了开馆典礼。

此外,鲁迅先生对于图书馆业务建设、发展业务,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首图的馆藏肯定比不上国家图书的收藏,没有《四库全书》、《永乐大典》那样的重器。但是首图有自己的特点,首图以什么见长呢?主要是通俗读物,尤其是通俗小说。

鲁迅提出,京师图书馆是研究之用,京师通俗图书馆是为了启迪民智。京师通俗图书馆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当时,包括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要进馆都得花钱买票,比如去看《四库全书》要十个铜元。但是到通俗图书馆不用花钱。当时京师通俗图书馆的馆藏基本都是新的平装书,主要是科学类的图书和一些普及教育类的图书。此外呢,京师通俗图书馆还设有一些运动场、体育器械,当时京师通俗图书馆还设立了第一个面向儿童的图书馆。这些都是鲁迅的开创。

虽然首都图书馆自建馆以来经历了很多变迁,但是鲁迅先生为首图奠定的这种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过。这种人文精神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

在教育部的交游对创作工作很有影响

陈洁:鲁迅是1912年来到北京,到1926年离开北京,在京生活14年之久,可以说北京是鲁迅的第二故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教育部随着政府北迁,鲁迅随之来到北京。这份工作是鲁迅的浙籍同僚,也是留日同学许寿裳介绍的。当时教育部部长是蔡元培,教育部是从清学部延续下来的,蔡元培对清学部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前清学部没有社会教育司,这是蔡元培的一个创设。因为蔡元培是提倡美育的,他知道鲁迅对美育的理解。所以就任命鲁迅为第一科科长,当时第一科主管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图书馆、博物馆事务。

刚刚两位馆长都介绍了,鲁迅对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贡献。我还想说一点,鲁迅在图书馆的工作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

我们知道鲁迅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抄古碑。当时是袁世凯执政时期。学界曾普遍依照周作人的解释,认为:抄古碑是一种策略,让袁世凯政府认为他是一个老古董。其实,鲁迅抄古碑与他的工作是有密切联系的。古碑是当时教育部的工作范围之一,我找到一个材料,1916年,教育部在《晨钟报》上登出一个启事,面向全国征集金石拓片。

除此之外,当时教育部刊物上,也刊登了一些西方考古学的论文。当时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都喜欢收藏金石拓片。这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行为,也是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鲁迅在抄古碑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其中的文字,也注意图案。其次,鲁迅收藏这些古碑,也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一种不信任,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通过修改史书,来篡改历史的真实记录。鲁迅是想通过古碑来与文字历史进行对照,从而研究中国历史。这是鲁迅在图书馆的工作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图书馆是近代以后才创设的。福柯提出一种理论:异托邦。图书馆这个都市空间就是一种异托邦。图书馆空间里收藏有很多的书籍,让你忘掉很多纷争,潜心学术,潜心创作。鲁迅在《伤逝》里表达了图书馆的作用。

鲁迅在京14年基本是在教育部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身份。他在教育部有两类僚友,一是浙籍同僚,一是留日归国的同僚,这两类同僚又有交集。当时的教育部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教育部能待这么久?因为教育部分为两派,一是清学部的老人,一是留洋新派。教育部长期存在这样的两派斗争。

这一期间他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创办图书馆、博物馆,筹办展览会、设计国徽等。这些工作得到了留日同僚和浙籍同僚的支持。

他的上司夏曾佑是光绪进士,是一个守旧派,他们在思想上不完全一致。夏曾佑本来也是浙籍的,应该对鲁迅有提携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教育部职位很高,他们之间经常谈论很多教育部的问题,谈论教育部的高官,并表达对这些高官的不满。他们就谈论过夏曾佑。所以鲁迅没有当上司长,因为他的革新思想和当局不一致。因为反对教育部的祭孔行为,他的很多同僚都被外放,这之后鲁迅就对教育部不太上心了。

从1918年之后,他的交游重心放到了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化同仁上。这时候起他就担任很多教职,这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还有散文诗集《野草》等。《中国小说史略》还运用了图书馆的资料,这也是他的讲课教材。

鲁迅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就是教育部的同僚许寿裳、齐寿山等。他们会经常讨论中国的社会和人性。鲁迅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救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建图书馆,打破教育垄断,启发民智

詹福瑞:我们知道鲁迅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得最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最了解。但是他是不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呢?我认为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热爱的。从他收藏这些文献,可以说有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态度。但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是有分析的,他对传统文化并不是所有的都喜欢,但是喜欢不喜欢和继承是两回事。对于国家图书馆来说,一直秉承一个原则,所有文献都要收藏,哪怕它是糟粕,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能不能提供给读者使用?那是另一回事。

鲁迅在国家图书馆还做了很多研究性的工作。比如《嵇康集》的校点,就是用了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他校了十几次。我们现在用的《嵇康集》,基本上是鲁迅校对的,而且他写了一篇文章《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见鲁迅先生对嵇康、阮籍等这样的一些古代士人以及对他们的集子还是很重视的。

我们知道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对司马氏集团采取的是一种抗争的态度,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恰恰是鲁迅对待当时的反动势力以及传统的腐朽势力所采取的态度。从他所整理的文献就可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全面保存保护,要继承下来;另一种态度是就整理而言,要选取优秀传统文化来介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感受,从他和京师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来看。

第二个,从他建立京师图书馆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也可以看出他对民众教育、启蒙教育也是高度重视的。这也是当时那些知识分子建馆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建设图书馆,大家都能分享的图书馆,打破教育垄断,启发民智。我认为鲁迅建通俗图书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试图改造国民性,试图改造我们的国家。

邓菊英:我很赞同刚刚詹馆长的态度。鲁迅是首都图书馆的创办者、管理者,也是使用者。从鲁迅到教育部的初始,实际上就像刚刚陈老师所说的,他就开始研究碑帖。我们从鲁迅在图书馆的活动痕迹来看,他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研究寻找史料。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在京师通俗图书馆很多的借书记录。他借的书大部分是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古籍,包括《文苑英华》、《晋文辑本》等。

我们在研究首图历史的时候,就说首图历史上的最佳读者是谁啊?是鲁迅。他的图书馆意识,他的公共意识,真的非常超前。一般借了三五天就还了,非常遵守图书馆的借阅规则。鲁迅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官员,如果是外行,对我们的文物就破坏掉了,如果是内行,他就用非法的手段窃为己有了。他对这种现象非常气愤。

新时代有没有必要读鲁迅?

詹福瑞:关于读书,有一种功利的读书,一种非功利的读书。鲁迅是嗜好的读书。林语堂先生也说过:一种是为了功利,一种是为了兴趣。林语堂特别强调功利性读书不能算是读书。但实际上,从古至今,有一种读书是强制性的读书。比如我们上学,规定你必须读什么书。

对于个人来说,自己读书能够进入一种境界,当然还是摆脱了功利目的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欢,这种读书是真正的读书。当然人生分很多阶段,到了我这个年纪,更多的还是出于自己精神上的需求。我现在越来越自信,过去我是仰视书,现在我可以平视它,自由的交谈,也可以俯视它,我拿来看,觉得不好,可以扔到一边去。进入这种境界,对我来说,身心俱佳。

陈洁:我觉得非功利的读书是一种更好的境界。并且能从中得到很多乐趣。我们读一本书,不仅因为他是良师益友。也能产生很多共鸣。在书海里感觉到处都是朋友。虽然不能相遇,面对面地交流,却是一种隔着时空的交流。

邓菊英:我觉得读书完全是一种个性化的问题,跟自己的职业家庭经历有关的。自有书以来可能就有这样功利化读书和非功利化读书的命题。公共图书馆有个很大的职能,就是阅读推广工作。比如我们会做一些活动,推荐一些图书,一些书单。现在自婴儿时期,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读书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是一种思想的过程,但现在我们对一些中小学生推的书单,都是运动式的,这种做法,需要再考量。

功利化的读书每个人都逃不掉,你要去培养你的技能,在你的工作当中去发挥,必须要去吸取一些知识,必须要读书,但是个性化的修养,恐怕不能是运动式的。我虽然在图书馆当了几十年的馆员,但是我读过的书并不多,我当然指的个性化的读书,不是职业化的读书。我觉得功利性的读书不可避免。但是对于个性化的读书,还是应该踏下心来,沉浸在自己的境界里去享受。

陈洁:这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鲁迅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作家,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他作为一个作家,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伟大的作家,他和当代是有对话的。

邓菊英:我的主张是读,必须读。而且我觉得从小学、大学,到工作都要读,他给国人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产。另外,鲁迅这么博学,他研究近现代文化,研究一些学术方面、小说方面、文化史方面的,特别学术的东西。我特别推崇鲁迅的行文,小的时候我就痴迷鲁迅。我觉得如果小孩从小就读的话,对于他写文章,会非常有帮助。所以我的主张特别坚定,就是一定要读。

小书店,我很喜欢去,没有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

詹福瑞:我过去写到一篇文章,就是到香港淘书,那里面都是一些小的书店,也就四五十平米,但是人感觉很舒适。我就感觉北京很多书店,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进去以后感到很茫然,真的是很茫然,不知所措。比如某大型书店,我进过一两次,后来就不去了。不是说我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就不淘书了,小书店,我很喜欢去,没有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据说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书店,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书店办店理念,我很喜欢。我作为图书馆人,希望图书馆逐渐也形成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轻松、便于读者使用的文化空间。图书馆现在的趋势,总的来说还是清规戒律越来越少,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

邓菊英:去过的图书馆很多,各地的书店也非常多。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各地的书店,不管是建筑空间、售卖模式、服务理念的变化都在往公共服务这块靠。我觉得书店和图书馆的不同呢,刚刚詹馆长说的,我特别感同身受。比如某大型书店,我就特别不喜欢,进去就像到了火车站一样。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特色书店与图书馆不同,它们的主题非常鲜明,锁定了读者人群,空间营造很温馨,确实不像大的图书馆那样冰冷、肃穆,它很安静,但不是肃穆。

我在管理图书馆的时候,也在做一些改变,让图书馆的环境更加人文化,更加温馨,希望越来越舒适。但是也有一个问题,越大的图书馆越有这样的问题,我做了这么多年图书馆,极少在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就那么两本复本,你借了别人借的机会就少,至少你借的时候就借不到。而且书店的书非常新。图书馆怎么也得两三周之后才能上架。虽然现在有“读者买书,图书馆买单”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国家、图书馆的资金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读者的所有个性化的需求。对于一些个性的需求,书店是个好去处。

陈洁:图书馆是藏书的天堂。书店是可以把书买回去,把家变成一个书籍的天堂。图书馆是个藏书的空间,可以看到很多买不到的书,过去的版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保存了一些古籍,和民国期刊。书店的书很新,可以跟朋友交流。图书馆和书店对我们读书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文化空间,二者共同营造书香社会。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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