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
与50、6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的历史感相对薄弱。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50后、60后作家由于其人生的重要阶段刚好与20世纪中国的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相遇加之长期的创作经验积累，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历史感方面有其独特优势。70后作家出生在承平时代，也是一个混沌无名的历史时期，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新时期之前的历史，更多只能通过阅读、想象等间接经验获得，因此在历史感的生成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70后作家就无法形成自己的历史感。正如史铁生所言，“历史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感是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连接。”历史感是作家对自己处身的时代与历史、与未来的关联的认识，说到底是史识的问题。只要作家有这方面的意识，直接经验的不足仍然是可以弥补的。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70后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并不明显，这也是导致70后作家目前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非常活跃而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仍显乏力的重要原因。任晓雯的长篇新作《好人宋没用》之所以让我眼前一亮，正是由于它细腻、深入的文学品格和沉实、厚重的历史品格，这部作品可能成为70后作家历史叙述的突围之作。
《好人宋没用》的写作缘起于任晓雯在《南方周末》的“浮生”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上个世纪历经时代与政治风霜的小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塑造有很大的“非虚构”的成分，以任晓雯的采访以及涉猎的社会学资料为基础。“好人宋没用”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上个世纪的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生平经历简单，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但这样一位普通妇女70多年的人生同时也重合了中国上个世纪的若干重要历史时段，她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情感风暴？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会给今天的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报纸上的两千字专栏文章所能全部负载的，于是“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
《好人宋没用》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除了宋没用，作者还重点写了宋没用生命中的四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作者逐一写了她们在人生中所经验的各种苦难以及死亡（除了倪路得）。宋没用的母亲在饥荒中随丈夫逃难，受尽丈夫以及贫困生活的摧残，“怀宋没用时，母亲逾四十，生过六女三子，夭了五个。她浑身关节痛，手指发黑变形，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洗衣服都蹲不住了。男人揍她。”任晓雯关于女性生存痛苦的描写让人想到萧红的《生死场》，没有避讳，血淋淋，让人感受到女性生存场景的野蛮与酷烈。宋没用母亲的悲剧不仅与饥荒有关，与时局有关，更与女性的卑微与被践踏的地位相关。因此，在战乱年代，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是多重的。婆婆杨赵氏在宋没用走投无路时收留了她当自己的儿媳妇，这是一个善良而又精明的女性。杨赵氏由于饥荒时在家里存粮被邻居告发，家里被搜掠一空，一气之下中风病倒，抑郁而亡。女儿杨爱华满腔热情到云南上山下乡，因亲眼目睹女友在锯树时被砸死而开始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惶恐，后来因为怕影响返城，怀孕后听信当地的打胎偏方，连喝十几瓶“十滴水”，加上心脏不好，最终死于非命。倪路得原本出身富贵之家，在历次运动之前都能相当“识时务”地改造自己，她之所以没有在苦难中走向死亡，与她内心的宗教信仰有关，就如同她留给宋没用的“咒语”所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斗争哲学弥漫的时代，她只能从宗教中寻求爱与隐忍的力量支撑自己活下去。被苦难人物包围的宋没用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丈夫被抓捕而失踪，在物质困乏时代一人抚养五个子女成人，其艰难可想而知。子女相继成家后，作为一个底层家庭的主持者，往往仍然是吃力不讨好，并且随着年岁增长成了被嫌弃的对象。她的人生堕入永无止境的忙碌操劳、孤独、怀念亡夫和对子女的操心，以及对东家倪路得的愧疚中。在这部作品中，苦难无疑是一个关键词，但如此之多的苦难叙述居然不令人感到重复与冗余感，其原因正在于作者以一种人道情怀、以一种大悲悯的目光观照女性、观照作品中的人物，观照历史，也促发我们思考这段历史，思考当下与未来。
《好人宋没用》以一个普通女性的一生经历与心路历程贯穿起了上个世纪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一段有体温的历史，叙述语言干净有力，人物语言活色生香，日常细节与历史实况无不一一对应，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写实功底与叙述功力。对70后作家研究颇深的学者张莉曾指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难，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同质化倾向也已经引起70后作家自身的警惕与反省，比如任晓雯，已经在写作上寻求突围，“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郑润良
与50、6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的历史感相对薄弱。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50后、60后作家由于其人生的重要阶段刚好与20世纪中国的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相遇加之长期的创作经验积累，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历史感方面有其独特优势。70后作家出生在承平时代，也是一个混沌无名的历史时期，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新时期之前的历史，更多只能通过阅读、想象等间接经验获得，因此在历史感的生成方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70后作家就无法形成自己的历史感。正如史铁生所言，“历史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感是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连接。”历史感是作家对自己处身的时代与历史、与未来的关联的认识，说到底是史识的问题。只要作家有这方面的意识，直接经验的不足仍然是可以弥补的。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70后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并不明显，这也是导致70后作家目前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非常活跃而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仍显乏力的重要原因。任晓雯的长篇新作《好人宋没用》之所以让我眼前一亮，正是由于它细腻、深入的文学品格和沉实、厚重的历史品格，这部作品可能成为70后作家历史叙述的突围之作。
《好人宋没用》的写作缘起于任晓雯在《南方周末》的“浮生”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上个世纪历经时代与政治风霜的小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塑造有很大的“非虚构”的成分，以任晓雯的采访以及涉猎的社会学资料为基础。“好人宋没用”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上个世纪的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生平经历简单，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但这样一位普通妇女70多年的人生同时也重合了中国上个世纪的若干重要历史时段，她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情感风暴？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会给今天的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报纸上的两千字专栏文章所能全部负载的，于是“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
《好人宋没用》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除了宋没用，作者还重点写了宋没用生命中的四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作者逐一写了她们在人生中所经验的各种苦难以及死亡（除了倪路得）。宋没用的母亲在饥荒中随丈夫逃难，受尽丈夫以及贫困生活的摧残，“怀宋没用时，母亲逾四十，生过六女三子，夭了五个。她浑身关节痛，手指发黑变形，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洗衣服都蹲不住了。男人揍她。”任晓雯关于女性生存痛苦的描写让人想到萧红的《生死场》，没有避讳，血淋淋，让人感受到女性生存场景的野蛮与酷烈。宋没用母亲的悲剧不仅与饥荒有关，与时局有关，更与女性的卑微与被践踏的地位相关。因此，在战乱年代，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是多重的。婆婆杨赵氏在宋没用走投无路时收留了她当自己的儿媳妇，这是一个善良而又精明的女性。杨赵氏由于饥荒时在家里存粮被邻居告发，家里被搜掠一空，一气之下中风病倒，抑郁而亡。女儿杨爱华满腔热情到云南上山下乡，因亲眼目睹女友在锯树时被砸死而开始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惶恐，后来因为怕影响返城，怀孕后听信当地的打胎偏方，连喝十几瓶“十滴水”，加上心脏不好，最终死于非命。倪路得原本出身富贵之家，在历次运动之前都能相当“识时务”地改造自己，她之所以没有在苦难中走向死亡，与她内心的宗教信仰有关，就如同她留给宋没用的“咒语”所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斗争哲学弥漫的时代，她只能从宗教中寻求爱与隐忍的力量支撑自己活下去。被苦难人物包围的宋没用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丈夫被抓捕而失踪，在物质困乏时代一人抚养五个子女成人，其艰难可想而知。子女相继成家后，作为一个底层家庭的主持者，往往仍然是吃力不讨好，并且随着年岁增长成了被嫌弃的对象。她的人生堕入永无止境的忙碌操劳、孤独、怀念亡夫和对子女的操心，以及对东家倪路得的愧疚中。在这部作品中，苦难无疑是一个关键词，但如此之多的苦难叙述居然不令人感到重复与冗余感，其原因正在于作者以一种人道情怀、以一种大悲悯的目光观照女性、观照作品中的人物，观照历史，也促发我们思考这段历史，思考当下与未来。
《好人宋没用》以一个普通女性的一生经历与心路历程贯穿起了上个世纪的历史，让我们触摸到一段有体温的历史，叙述语言干净有力，人物语言活色生香，日常细节与历史实况无不一一对应，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写实功底与叙述功力。对70后作家研究颇深的学者张莉曾指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难，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同质化倾向也已经引起70后作家自身的警惕与反省，比如任晓雯，已经在写作上寻求突围，“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