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新闻在那结束 文学于此出发

2017-10-23 09:49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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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作家邱华栋 由宣传方提供

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千龙网·中国首都网联合十月文学院约采了9位“十月签约作家”。

邱华栋,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推出第一部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少年成名。被冠以“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圣手”的称号,并被称为“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他近年来除了创作部分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主要还是笔耕都市题材的小说。迄今,邱华栋推出的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单行本已逾百余种。

记者:您与“十月”文学品牌(《十月》杂志、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有何渊源,能否分享其中有趣的故事或细节?

邱华栋:我和《十月》杂志渊源比较早,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有很多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戴安娜的猎户星》,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有一篇写一个动物学家的纪实文学,都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十月》杂志的很多编辑我都熟悉,包括过去退休的如邹海岗老师,郑万隆老师,王占君老师等对我的创作都很关注。我记得,陈东捷当年给我写退稿信,一写就是一千多字,提出很中肯的修改,或者不发的意见。不知道现在他还有没有这么大劲头写退稿信了?

后来,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和《长生》。在长篇小说《长生》中,我把丘处机的古诗翻译成了后现代风格的现代诗来搞怪,结果出书的时候,韩敬群总编要求我改回原文。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回原文,但他可是火眼金睛,不愧是北大学古代文学的高手,交回校样,他一下子挑出来十多个字认为有误,让我再核对。我不信,一核对,还真是我自己敲错了。我是照着原文敲电脑,不如韩敬群依靠脑子和古诗韵脚的推断来得准确,我服了。

文化修养、知识结构、案头功夫、组稿和策划的能力,以及后期推广、宣传、营销的能力,在《十月》杂志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这些编辑家身上,我都还看到了十分专业、敬业的素养和人文精神。至于十月文学院,我一听说去年成立了,还以为要跟我所在的鲁迅文学院展开竞争呢。不过,参加了一些讲座和研讨活动之后,发现我们还可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就更高兴了。

记者:今年,您受邀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请问有何感想?未来又将对十月文学院抱有怎样的期望和打算?

邱华栋: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我很高兴啊。我的写作一直是业余写作,我的职业也曾是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很忙。但是,从2001年开始,我第一次和北京作协签约,成为签约作家,连续三、四届。每一届签约,都有两三年的时间里,这就能逼迫和提醒我,在工作之外,要勤勉写作,完成创作任务。十多年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今年,出版了39卷的文集,800多万字,我一看,大部分都是这些年写的。这要特别感谢北京作协,和签约作家制度,十分灵活,因地制宜,团结作家,而且视野开阔,让不少居京的但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作家,都团结在北京作协的周围,书写北京。

因为有了前因,我觉得,这一次又和北京十月文学院签约,成为签约作家,为我下一步更高水准、更高站位地书写北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了更好的机会、理由和动力。毕竟,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我热爱这座伟大的都城,希望能够为她写出一本或者几本能够留下来的书。

记者:听闻您现在正与人合写一部《金瓶梅版本图录》。您的最新进度如何?是否有将《金瓶梅》小说化的想法呢?除此之外,近年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和打算?

邱华栋:对《金瓶梅》的研究,就如同《红楼梦》的研究一样,正在成为一门“金学”,很多海内外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都得出了有价值的成果,也算是汗牛充栋了。不过,我主要是从《金瓶梅》的翻译版本和传播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一明代奇书,这一古代中国小说著名的传播史。从1617年《金瓶梅词话》问世到2017年,刚好400年了。我自己收藏的《金瓶梅》的翻译版本有21种语言,120多个版本,500多册。为了纪念这一名著问世400年,我和一个藏书家朋友合作,完成了一本《金瓶梅版本图说》,主要是介绍400年来,《金瓶梅》从线装到石印,又到排印本,以及各类语言的翻译本的流布、传播的情况。我们的这本《金瓶梅版本图录》,收录了750种各类版本,应该是版本收录信息目前最全的,估计几个月之后就出版了,我们正在校对。这本书的出版,会有利于《金瓶梅》的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开阔。所以,我也算半个《金瓶梅》的版本和翻译研究专家吧。

至于我自己的写作,和《金瓶梅》没有什么关系。我会写当下我经历的时代和生活,这部分的创作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另外我会去写一些汉唐之间,在西域发生的历史想象类小说。

记者:从1995年您的成名作《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发表开始,到2016年合集出版的《十三种情态》,您的小说创作已经有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您的写作有什么变化呢?

邱华栋:变化比较大的就是我会将自己的写作看成是一个整体,然后进行规划。分成“与生命共时空”的作品,和“对历史展开想象”的作品,也就是当代题材的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并驾齐驱,左右开弓。题材和范围会十分广阔。

记者:在您的小说中,时常以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叙事。此“我”通常喜爱思索、富有才华又饱含生命力,而且多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文化。可否认为,这类叙事主人公身上承载了您某一种自我的原型?您又是怎样认识您笔下的城市世界的?

邱华栋:第一人称有一些,但并不多。我是各类人称的叙事都尝试过,广义地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我想,对北京的书写,才刚刚开始。我得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写一本结合了历史、建筑、人文记忆和个人体验的书《北京传》。其中有一节,是北京的某个建筑,以第一人称“我”在说话。而在其他章节里,第二、第三人称都在叙述,构成了视角的转移和变化。

记者:您曾说过,只写一座城,北京。而您大量的作品,也都在与北京“死磕”。甚至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也曾评价过您:“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意向纷呈的都市小说世界——邱华栋小说一瞥》)请问您对北京是什么样的态度?

您也曾说:“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为了达到您理想的境地,您对于当下的城市文学书写,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设想呢?

邱华栋:我注意到文学史上,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一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作品和都柏林,司汤达、雨果笔下处处都有的巴黎,保罗·奥斯特笔下的纽约。所以,作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北京,应该有小说家不断书写她。多多益善,而每个作家书写北京的方法、形式、作品,都会不一样,最后就构成了丰富的北京书写。

由于中国还走在城市化的路上,未来会达到60%乃至70%的城市化程度,几乎人人都在城市中,所以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写作是自然的事情。肯定有大发展,就像现在和以前的乡土文学的发展一样繁盛。

记者:从《我在那年夏天的事》中的抒情式笔法,到《时装人》系列中富有象征性的语言,再到《十三种情态》中简洁有力的写实笔法,您的小说语言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您对自己的语言改变是如何看待的呢?

邱华栋:一个作家应该尽量尝试不同的写法,这样你才会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要不然会枯萎和停止生长。语言的变化可能是细微的,接下来我想尝试更为有趣的表达。

记者:您笔下女性角色非常有特点。她们美丽而充满艺术气息,像一件拥有灵魂的优美的艺术品。但同时,她们也携带着危险性与攻击性。譬如《白昼的喘息》中的阎彤、《正午的供词》中的白冰媚、《十渡》中的姚夏雨、《心霾》的陈珍珍和谢芳等。为什么您常常倾向于创造出这样的女性角色?

邱华栋:我是男性,所以看待女性是用他者的眼光,而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是为情节而设置的,这可能和现实并不合拍,但确实必不可少的——当代社会,男人的变化微乎其微,女性则因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了巨大的变化,甚至都解放过头了——我也听说有的经济十分独立、事业有成的女性,不要结婚,用人工授精的方式养起了自己的孩子,而不用知道精子的提供者,那个男人是谁。

记者:您非常具有当代意识,用创作之笔触摸着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和当下的距离非常近,几乎成了当代时尚生活的速写。您为何挑选这样几乎零距离的“现场”写作?这与您从事新闻的经历有关吗?

邱华栋:有关系,我关心任何新闻,是因为新闻结束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出发的地方。文学可以继续追问、索求、想象、推断,乃至去丰富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时代的形貌。

记者:长篇小说《白昼的喘息》显现了您对城市拥有巨大的知识量。您经常将爆炸性的长段落、庞杂的意识之流、密度巨大的对话挤在一起,使得城市的细节变得无比丰富。您很少讲究克制,使小说呈现一种意象纷呈的“繁复”的美学。这种美学是如何形成的?

邱华栋:这是一个阶段的想法,因为现在是信息爆炸的社会,我当时秉承一种“信息化的想象”的理念来写作,试图调和作品中信息和想象的关系。但信息永远也比不上想象,这是我后来明白的。所以,现在我不再看重信息了,而是着重于人的情感的深度和人性的丰富性上下功夫。(整理/纪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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