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千龙网·中国首都网联合十月文学院约采了9位“十月签约作家”。

1984年，关仁山在《唐山日报》发表了散文《亮晶晶的雨丝》，这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刊物上。那时候，这个爱好文学的语文教师也许想不到日后会在文学之路上越走越远。他靠鲜活的生活之流书写农民的命运史，被称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成为河北省作协主席。

10月13日，“第二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北京文学力量”在北京出版集团举行。图为作家关仁山在高峰论坛上讲话。千龙网记者 许珠珠摄

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

记者：路遥曾经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讲述了他苦修式的创作历程，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您的“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写作历经15年，在这期间您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关仁山：路遥是我十分崇敬的作家，《早晨从中午开始》我读过好几遍。他苦修式的创作历程给我以感动、启迪和鼓舞，通篇在苦难中体现温暖和励志。其实《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安都有路遥自己的影子。有三点我体会最深，一是他搜集素材的能力，二是他创作时为艺术献身的勇气，三是他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在创作“农民命运三部曲”时，虽然没有路遥那样艰苦，但也做了大量生活与艺术准备工作。

2002年，第一部《天高地厚》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所以与北京出版社有感情。当时出版社编辑隋丽君大姐约稿，就是约写农民的作品。写在《天高地厚》后记中的“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这句话后来被媒体引用。当时没有想写农民命运三部曲的想法，只是想完成这部作品。河北作协与组织部门安排我到故乡唐山唐海县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农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故事与命运，深深感动着我，使我幻想的蝙蝠村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荣汉俊、鲍真、梁双牙这样的农民渐渐走近了我，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他们活在我组建的村庄里，喜怒哀乐，起起伏伏的故事就展现在眼前了。有了这一群农民，这是我完成长篇《天高地厚》的前提。《天高地厚》出版后引起一些反响，获得一些奖励，央视拍摄成了电视连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的时候，特别得到农民兄弟的欢迎，贵州农民在地头写来了热情来信。这个时刻，就有了要写三部曲的想法，虽然故事并不连贯。但是，我们对农民命运的思考和追问是一致的。

著名批评家陈思和老师在评论中说：“关仁山的‘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创作虽然耗费了15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虽然它的内容不断纳入农村新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但是这部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还不仅仅是表现生活内容的覆盖面之广，更重要的是表现形式的不断抽象、进而推动思考层面的不断升华。从创作手法上说，是渐渐从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中剥离出来，结合作家自身的创作风格和独特视角，在多元和丰富的当下文学创作的格局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艺术贡献。我把作家的创作贡献称之为艺术贡献，是着眼于艺术形式的独创性。关仁山的艺术创造的成就，是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多元体系中体现出来的。新世纪以来我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创作又重新回到了主流文学当中，它起于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之中，发挥出新的良知的批判力量。这种批判力量使人们仿佛回到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并随着一批作家的个人风格的成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态。”

当时，体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思考是痛苦的。这15年间断性的写作状态，已经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在创作《麦河》和《日头》的时候，我还在作协主席在位置上，虽然不坐班，但是工作和各种会议也非常多。急于突破上一部，有时是苦不堪言。常常是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火焰，特别是在《麦河》中选用了盲人在叙述视角，几乎把自己逼到绝境。创作《日头》的时候，我选择了塑造金沐灶这个精神探索者，他探索农民的出路，挖掘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这个人物是悲剧性的，我作为创作者借人物形象塑造，挖掘剖析农民劣根性，对权力和资本致使人性的扭曲做了果敢的批判。但是，绝处逢生的时刻是那么快乐、农民和土地是一个苦难的群体，他们因为劳动所以伟大，但是，赶上我们这个以金钱衡量人价值的时代，所谓的劳动者并不被重视，甚至被歧视，劳动者最光荣只是喊在嘴上，城市膨胀似地发展，乡村在萎缩，大大边缘化。痛苦的思索与探索，终于转化为一场攻坚般的实战。

如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及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中国乡村悄然发生了变化，现代农业中新的农民在崛起，大家走进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这样误区以后会慢慢改变，社会物质狂欢时代将要结束，人们更加注重精神需求。我走进新时代的农民生活，看到乡村经济、道德和文化重建的力量和希望，塑造今天的梁生宝一直是我的理想和目标。今天的乡村碎片化了，很难有整体性的乡村生活，生活中还有这样的新农民吗？我四处寻找，有时也是失望的。梦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来，一个写电视剧的契机，我终于在燕山深处的白羊峪找到了他——范少山。所以我今年创作了新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四部作品连起来说，我的创作状态是小寻找、失望、希望，再寻找，再失望，有时是绝望，最后绝处逢生。心情也是从彷徨、苦恼。到悲欣交集。

深入采访故乡民俗 拓展生活广度

记者：在党史办公室写过县志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关仁山：我在昌黎师范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是到了小学校任教。由于喜欢写作，被抽借到县文化馆创作组，正式调到文化馆以后又被抽借到党史办公室搞县志编纂工作。这对于我的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初学写作者除了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写县级党史，写县志，帮助我拓展了生活广度和厚度，也是练笔。

我对故乡冀东平原的民俗、传说、文艺三支花、皮影、乐亭大鼓、皮影等，都做了深入地采访，对后来创作非常有用。比如我的短篇小说《苦雪》冬天渤海湾打海狗的风俗就是那时得来的。长篇小说《日头》里的状元槐、天启大钟、魁星阁的传说等，都是那时采集到留在素材库里的。记得当时在北京密云县采访一位在唐山丰南县战斗过的老干部，我还遇到了险情，累得晕倒在厕所，被同去的朋友抢救过来，这让我记忆犹新，感谢这段生活吧！

我要帮助农民喊上一嗓子

记者：十卷本系列文集已经在今年春天结集出版了，您书写村庄变革已经历经了30余年，不仅在宏大叙事层面着力展现当下乡村变革的面貌，更从微观层面去刻画变革过程中细微的人情纠葛、农民的生存之痛与精神异变，写到现在，您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关仁山：有批评家在长篇小说《日头》出版时，写到评论里说我是书写现实农村变革题材第一人。我当即给删掉了，我真不敢当，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批评家想说这样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我迷恋现实，现实离我们最近，其实这是在认知上有巨大难度的。同时，也没有离开审美距离，其实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不能逃避现实。我常说一句话，作家要与所处的时代肝胆相照，抒写现实作品的思想深度是靠文学形象表达的，靠情感深度来衡量。我在文集里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大多是写农民的。还有写渔民的，我对农民感情深厚。我的感慨是写农民难啊，农民种地有多难，写好农民小说就有多难。今天农民的典型形象在哪里？或者说，今天的梁生宝在哪里？他不在一个小村庄，也不在一个城市，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一定要找到你！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正如批评家孟繁华所说：“关仁山多年以探索的姿态执著地书写当代农民，他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改革的支持者，农民艰难的生存环境与心灵形成温暖的落差，这使得他在文坛独树一帜。”

我还有一份感慨是作为作家帮不了农民致富，但是，我要帮助农民喊上一嗓子，这一嗓子要喊得惊天动地。表达我对农民的热爱，对土地的爱恋，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土地崇拜。我想，人只有脚踩大地，头顶苍天，才会力大无穷，才让我们的农民兄弟找到生存力量的根基。

新农民已经诞生 只是还没有文学典型

记者：您在小说里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形象，比如农业新生力量鲍真、农村企业家曹双羊、乡村知识分子金沐灶，他们不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会“琢磨事儿”，会反思，能看得很远，他们把对土地的深厚情感（有时候是很悲伤很沉痛的情感）转变成思考农民出路和农村未来的动力，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人物做小说的主角？您认为当下的“新农民”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形象有何不同？

关仁山：说到农民形象，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小说靠塑造的人物说话，离开此轨，便无所谓小说。乡土小说的成功，离不开鲜活而深刻的文学形象。这些活生生的农民，它深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有一种激活，有一种挑战。

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还有茅盾小说《春蚕》里的农民老通宝。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的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

后来，我们印象深刻的农民形象有赵树理笔下《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民小二黑、小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妹、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土地神像梁生宝、梁三老汉，粱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浩然笔下的农民形象肖长春、弯弯儿绕，《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老汉，《陈焕生上城》里的陈焕生，《人生》中的高加林等。

这让我琢磨今天的新农民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在“农民命运三部曲”里苦苦思考的。这三部小说里的鲍真、曹双羊、金沐灶都是力图典型化，朝着当今进步新农民典型去塑造的，可是没能达到那种高度。一度很失望，后来一想，典型化问题，渐渐有些开窍，典型不是要到达的终点，而是一种向终点行进的态度。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我在《金谷银山》里继续做着塑造典型形象的努力。为什么选择这些农民作为主角，还是考虑对时代的概括问题。今天变革的时代，农村里谁能代表真正农民？传统农民形象显然无法概括今天，乡村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所有问题和希望都是前所未有的。塑造新农民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责任。今天现代农业背景下的新农民在哪儿呢？这么多的高峰横在那里，能不能越过这道坎？现代农业怎样发展？很显然，靠一家一户的刀耕火种是没有现代产业农业的。现代农业需要新的农民诞生。

其实，生活中的新农民已经诞生了，只是文学没有典型地塑造他。职业农民在家庭农场中诞生，除了生产者外，他必须是经营决策者，也是投资者，还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他的收入应该大大高于外出打工者的收入。不能用施舍的、悲悯的、俯视的心态看待农村和农民命运。乡土文学要有乡土味道，这种味道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农民形象的塑造。新的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面貌？我们应该塑造和呼唤什么样的新农民？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光狭窄、笨手笨脚、游手好闲、装神弄鬼、重利忘义，这是新农民吗？显然不是。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土地流转的开始、雇工和长工的出现，都给农民形象地塑造带来了新的课题。新农民应该是热爱农村、热爱土地、有眼光、有胸怀、懂技术、闯市场，同时具备生命个体情怀。文学要恢复个体的意义，让每一个个体形象都发出声音，留下鲜活的生命痕迹。

我的长篇小说《日头》着力塑造还是金沐灶这个人物，是从《天高地厚》的鲍真，《麦河》的曹双羊脱胎而来，我们力图塑造今天的新农民形象。这个形象身上有着很强的现实概括性，又凝聚着作家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与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物所具备的文学新人品质是独特的，就这一点，这个人物身上所呈现出的思想的重要性超过了作品中的其他人，由此奠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

和日头村的命运一样，金沐灶经受了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他本身就是日头村形象的缩影。事实上，他比日头村所有的人都要坎坷，都要艰难，都要沉重。文革时，权金两家的争斗把他拖入悲惨的命运里，而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命运也因为权家势力的存在，仍然每每处于危机之中，连他的情感生活也无法正常进行，直到他终于离开人世，他的幸福指数仍然很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了农村的思想家，成了农民的主心骨，成了农村传统文脉的传承人。

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金沐灶自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因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当上了副乡长。但是他的个性气质有一种与官场现实格格不入的基因，使他自觉放弃了做官的想法，而回家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此，他以一个底层弱势群体的身份与权桑麻家族的农村强权利益集团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这个家族都是变态者，但却一直霸占享受着日头村的最高权力，霸占享受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最佳成果，成了农村里不可一世的恶势力。一个人和这样的恶势力斗争，后果可想而知。不过，金沐灶并没有害怕。他用几十年的生命，去做这种看上去无法改变的命运争斗。他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家族的复仇，更多的是为了日头村的幸福和长远的发展，为了这些苦难的农民。他先是和权桑麻斗争，保护日头村的生态环境。后来又和权国金斗争，为村民争取土地赔偿金和正当权益。他以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得到了农民的拥戴。

现实中的农村局面其实相当错综复杂，宗族关系根深蒂固，使得金沐灶的斗争难度非常大。应该说，权桑麻是很懂得也特别善于运用农村政治规律的。他用亲情关系使仇家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效降低了冲突系数，提高了统治的安全系数。应该说，权桑麻不仅有权力，有权术，也有智慧，但他唯一做不到的就是阻止金沐灶复仇。尽管他设制了那么多的障碍物，给自己家族加固了那么多保险，也没能让对手放弃斗争。支撑金沐灶意志的当然有家族世仇的成份，更重要的是一种核心道德。那就是小说里写的魁星阁、天启大钟——象征着传统道德与文化力量。金沐灶一辈子都在为传承这种力量奋斗不息，牺牲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幸福。

小说通过金沐灶的坚强的意志突现了鲜明的主题，文化道德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与深远。文化道德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可以讨论，但在金沐灶这里，是决定他个性性格的支撑力。所以，他能够破解权家设制的种种障碍，从农民利益维护的立场与高度，突破权家的防线。在这里，小说成功地塑造一个农村农民维权者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并不多见。可以说，这个人物有新意。（整理/纪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