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存在感极低的大爷，大妈这个群体的受关注程度从未如今日这般强烈。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大妈”，会跳出来这样的新闻：“大妈晨练用蓝牙耳机”“大妈称脚痛霸占位子”“金价创新高，大妈们坐不住了”“大妈也很关心移动支付安全”……大妈的汉语拼音“DAMA”已经进入了《牛津英语词典》编著者的视野，连网络红人“papi酱”的嘻哈歌曲中都有为大妈特别创作的一款。
而石一枫的最新小说《特别能战斗》，应时应景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妈的故事。
书中的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时，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退休后，苗秀华搬进了新小区，立刻又投入和物业公司的斗争：搞串联，发传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直到上法院打官司。
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苗秀华终于带领业主们解雇了态度恶劣的物业公司。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她想要一手掌控新的物业公司，但其他业主却嫌她管理水平低下，战斗无休无止，她的家人无法忍受家无宁日的生活，一个个离开了她……
对大妈状态的把握精准至此，可石一枫说自己不曾刻意观察过，因为“大妈遍布我们的生活，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必观察，躲开都难”。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的印象中，北京人管岁数比较大的妇女都叫“大妈”。“我小时候叫人家大妈叫得特别亲，完全没有戏谑的意味，被叫大妈的人也很高兴——这完全是一个褒义词，有着母性光辉”。
然而现在，再管人家叫“大妈”，对方就不爱听了。而且媒体总会冒出各种负面新闻：大妈倒地碰瓷讹诈，大妈跳广场舞扰民，大妈还把小伙子给揍了……大妈成了一个古怪的形象。“那好，既然我在北京写作，我就写一个大妈的故事”，这成了石一枫写《特别能战斗》的动机。
石一枫说：“苗秀华不是精力充沛的广场舞大妈，也不是嫉恶如仇的朝阳区群众，但同时具有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两方面的特质。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她的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能够演绎出一幕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但却不大可能是正剧。”
这样的人物几乎放哪儿，都能立刻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人们对于她的态度，或敬佩，或鄙夷，又或是唏嘘里面带着几分同情。但如果能通过大妈对我们的时代作一点思索，那么从文学上，“苗秀华们”也许就值得尊敬了。
特别能战斗的大妈是怎么产生的？石一枫认为，我们所接触的大妈，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的，而是因为都经历过革命年代，不适应今天的时代，“时代改变了一代人的性格”。
“大妈可能会给今天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带来某种不适应，这是中国变化太快决定的。在不同模式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群，在同一个时代遇上了，一定会互相不适应。”石一枫说，“但年轻人也不要因为在网络上有话语权，就一天到晚大妈长、大妈短。谁比谁的人格更健全，不好说。”
小说中的“我”是从外地来北京奋斗的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只能拼命挣钱。“我”不敢战斗，即便加入战斗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苗秀华不同，她只要遇到不公平，不管是个人的、单位的还是社会的，都要打抱不平。
“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一样，中国大妈本身也是今天世界最令人感慨的奇观之一。如果差异一定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体谅。”石一枫说，“这一点大妈要自省，年轻人也要自省。不是说中国快进入老龄社会了吗？但因为有这种生机勃勃的、特别能战斗的大妈的存在，我觉得中国的老龄化社会肯定不是暮气沉沉的，也不是固步自封和缺少变化的。中国大妈都能左右黄金价格了，都把广场舞跳到国外去了，她们的性格是革命时代的遗产，但没准儿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是最有创造力的。”
相比存在感极低的大爷，大妈这个群体的受关注程度从未如今日这般强烈。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大妈”，会跳出来这样的新闻：“大妈晨练用蓝牙耳机”“大妈称脚痛霸占位子”“金价创新高，大妈们坐不住了”“大妈也很关心移动支付安全”……大妈的汉语拼音“DAMA”已经进入了《牛津英语词典》编著者的视野，连网络红人“papi酱”的嘻哈歌曲中都有为大妈特别创作的一款。
而石一枫的最新小说《特别能战斗》，应时应景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妈的故事。
书中的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时，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退休后，苗秀华搬进了新小区，立刻又投入和物业公司的斗争：搞串联，发传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直到上法院打官司。
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苗秀华终于带领业主们解雇了态度恶劣的物业公司。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她想要一手掌控新的物业公司，但其他业主却嫌她管理水平低下，战斗无休无止，她的家人无法忍受家无宁日的生活，一个个离开了她……
对大妈状态的把握精准至此，可石一枫说自己不曾刻意观察过，因为“大妈遍布我们的生活，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必观察，躲开都难”。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的印象中，北京人管岁数比较大的妇女都叫“大妈”。“我小时候叫人家大妈叫得特别亲，完全没有戏谑的意味，被叫大妈的人也很高兴——这完全是一个褒义词，有着母性光辉”。
然而现在，再管人家叫“大妈”，对方就不爱听了。而且媒体总会冒出各种负面新闻：大妈倒地碰瓷讹诈，大妈跳广场舞扰民，大妈还把小伙子给揍了……大妈成了一个古怪的形象。“那好，既然我在北京写作，我就写一个大妈的故事”，这成了石一枫写《特别能战斗》的动机。
石一枫说：“苗秀华不是精力充沛的广场舞大妈，也不是嫉恶如仇的朝阳区群众，但同时具有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两方面的特质。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她的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能够演绎出一幕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但却不大可能是正剧。”
这样的人物几乎放哪儿，都能立刻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人们对于她的态度，或敬佩，或鄙夷，又或是唏嘘里面带着几分同情。但如果能通过大妈对我们的时代作一点思索，那么从文学上，“苗秀华们”也许就值得尊敬了。
特别能战斗的大妈是怎么产生的？石一枫认为，我们所接触的大妈，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的，而是因为都经历过革命年代，不适应今天的时代，“时代改变了一代人的性格”。
“大妈可能会给今天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带来某种不适应，这是中国变化太快决定的。在不同模式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群，在同一个时代遇上了，一定会互相不适应。”石一枫说，“但年轻人也不要因为在网络上有话语权，就一天到晚大妈长、大妈短。谁比谁的人格更健全，不好说。”
小说中的“我”是从外地来北京奋斗的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只能拼命挣钱。“我”不敢战斗，即便加入战斗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苗秀华不同，她只要遇到不公平，不管是个人的、单位的还是社会的，都要打抱不平。
“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一样，中国大妈本身也是今天世界最令人感慨的奇观之一。如果差异一定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体谅。”石一枫说，“这一点大妈要自省，年轻人也要自省。不是说中国快进入老龄社会了吗？但因为有这种生机勃勃的、特别能战斗的大妈的存在，我觉得中国的老龄化社会肯定不是暮气沉沉的，也不是固步自封和缺少变化的。中国大妈都能左右黄金价格了，都把广场舞跳到国外去了，她们的性格是革命时代的遗产，但没准儿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是最有创造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