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几乎可想而知。哪些作品非展不可,哪件作品突破了以往的展陈方式,哪件作品排除万难才得以借展成功?经过北京晨报记者的亲身体验,看完整个展览,至少也要两三个小时,而了解完展品背后的这些故事,就等同于给展览画了重点。
3D打印“纪念碑”是全国首个复制品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砥砺铭史”中,最受关注的要数圆厅里陈列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了。走进圆厅,观众先看到3D打印的、缩小版的“纪念碑”浮雕,而宽度达37.5米的整面圆厅墙面也变身数码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清的投影图像真实还原了这套大型浮雕的全貌,局部的细节也清晰可见。除此之外,圆厅各处还布满了“纪念碑”中各人物的石膏像。投影结合石膏像,一虚一实的展陈方式也让不少观众在此驻足。
“我们拍摄了高清的图片,用以展示‘纪念碑’的全像。”吴为山馆长介绍,“而遍布圆厅的石膏像也可以了解到雕塑家们的创作过程,知道他们如何一刀、一横、一琢、一条线、一个面地塑造人民英雄。”
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负责人邵晓峰进一步讲道,“我们的技术团队整整扫描了三天,把所有的信息进行了全记录,因为展厅的限制,就将原版进行了4:1的缩小,而3D打印版本的纪念碑是全国第一个复制品,此次通过高科技对展品进行了复制和展示,对于中国美术馆来说也是第一次。为了进行完整的呈现,我们又拍摄了高清图片,在圆厅墙面上进行投影,力争让观众‘身临其境’。”邵晓峰还介绍说,石膏像的小稿主要出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创作者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这些雕塑家根据画家的稿子做出高浮雕,而实物的汉白玉纪念碑都是由民间工匠去完成的,他们主要是在技术和艺术上把关。这些小稿基本都是由泥和石膏制成的,原版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展厅里的是翻制的版本。但是也可以从中领悟雕塑家和民间工匠的创作过程。”
民间雕塑展示指尖上的灵动
在此次展览中,既有刘开渠、王临乙、吴为山等大师的作品,也不乏民间大师的杰作。那些只有几公分的泥塑彩绘,那些传神灵动的黄牙木雕、东阳木雕、惠山泥人,同样是中国雕塑历史上的一抹亮彩。
吴为山馆长在做展览介绍时,专门提到了“匠心着意”这个部分的重要性。“搞民间艺术的人都不被称为艺术家,而是被称为‘匠’。但是,就是这个‘匠’,饱含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的结构,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表征。只有全民族对审美创造的参与,才能在高原上立起高峰。而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木雕、泥塑、砖雕、石雕、铜雕等作品,体现了宗教、民间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题材,体现了并没有上过学,但是有一手高超技艺的民间艺人的作品,他们也是今天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强大力量。”吴为山表示,无论是工匠精神,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人的创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在五楼,专门开辟了一个篇章,我们民间美术部的专家们为此做出了很好的梳理,从美术馆5万件藏品中精挑细选。这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的创造,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何东爵士》借展一波三折
据邵晓峰介绍,此次展出的雕塑作品除300余件馆藏作品之外,中国美术馆还向香港大学、广东美术馆、安徽博物院、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城市雕塑学院等十家单位借展62件展品,其中还有一件展品专门从香港大学借展。“在‘塑魂立人’部分,除了我们馆藏的刘开渠、滑田友等人的作品之外,比较正规的肖像还是比较少,于是我们从安徽博物馆借来了两座潘玉良的作品,创作时间大概在1940年前后。除此之外,我们还向香港大学借了一座陈锡钧《何东爵士》。为什么一定要借到这件作品呢?因为当时它在港台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锡钧做了一系列名人雕塑,他的作品代表了民国时期肖像雕塑的最高水平。这次我们决定借展之后,就和香港大学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借展的手续复杂,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但是最后总算是把这件作品带到了中国美术馆,而这件作品也是首次在中国内地进行展示。”
邵晓峰称,除了这件作品之外,其他的借展作品也都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个单位的协议不同,要求不同,有的要亲自看我们布展,有的需要借展费,物流中还涉及技术保障和报关等问题,还好最后这些问题都得以圆满解决。”而邵晓峰也称此次展览是“历届大展中外部沟通工作最复杂的一次”。
■重点作品解读
1《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刘开渠、滑田友、萧传玖、曾竹韶、傅天仇等集体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由“胜利渡长江”等八个题材共十幅作品构成,概括表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艰苦历程。在刘开渠主持工作期间,他以行政领导和雕塑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带领艺术家们进行创作,统一认识,对协调整体风格发挥了重要作用。浮雕的创作与制作历时9年,1958年竣工。整件浮雕作品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凝结着激动人心的历史,彰显着民族史诗的气息。可贵的是,其内容表现了时代而艺术水平则超越了时代,直至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2《国家公祭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组雕》
吴为山创作的《国家公祭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组雕》,由《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胜利之墙》四部分组成。其中很多形象均有现实原型,吴为山曾亲自访问大屠杀幸存者,通过与他们交谈激发艺术灵感。组雕中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形象,皆表现我遇难同胞。遇难者群像的惨烈,足以佐证侵略者反人类行径的凶残。雕塑家以自己真诚的声音和激越的情感,唤醒了沉睡的灵魂,唤起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3《鲁迅坐像》
张文新创作的《鲁迅坐像》,塑造了一个硬朗坚毅的鲁迅形象,他目光朝向远方,自信从容,表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鲁迅是文化的自觉者、审美的觉醒者。他以深刻的思想,以文字的透彻和锐利,揭示了社会真实。在民族危难的20世纪上半叶,他以悲剧与崇高,斗争与反思为基调,以大众的艺术引领青年艺术家,启迪了一个时代。因此,“鲁迅形象”始终是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刻骨”的存在。《鲁迅坐像》是刀刻的鲁迅,是铜铸的鲁迅,它是鲁迅精神的凝固,是形神俱佳的雕像,更是民族魂的象征。
4《走向世界》
田金铎创作的《走向世界》,以坚实的造型功力,洗练概括地强调大的结构运动,准确地把握住竞走者出脚的瞬间姿态,节奏鲜明有力,孕育着饱满的青春活力。作者有意把底座处理成“〇”字圈,既暗示竞走姑娘步履的轻灵敏捷,又象征着中国在奥运赛场上“零的突破”。在弘扬中国精神,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更象征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和谐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