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聪明

2017-09-11 08:07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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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张弛: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聪明

◎出题者:徐昕

◎答题者:张弛

◎时间:2017年8月28日

◎地点:北京张自忠路中剪子巷一小酒馆

简历

张弛,生于1960年,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琉璃·琉器》,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错觉悟》等。张弛与狗子、唐大年合著的随笔集《别·散》于2017年7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采访手记

前不久跟朋友聊天时说起,石康、张弛、狗子等这一批北京文人——当年的“三里屯十八条好汉”——好像很久没有什么动静了,不知道是不是退出了“江湖”。谁知我话音刚落,张弛、狗子和唐大年就发布了一本新书:《别·散》。当他们再次走进公众视线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些年他们原来真的没有散。

为了出这份“人文问卷”,我特地去找了找张弛的作品,结果一查才知道,张弛这些年看似默默无闻,其实一直作品不断。比如去年他出了一本《琉璃·琉器》,讲的是春秋时期的事,是一本具有实验意义的小说。张弛说,他现在的作品都不是写现实生活的,因为老写这些会遇到瓶颈。他希望有一些改变。

张弛话密,在采访中,每一个话题他都可以延展得很透,随便给他一个素材,都能滔滔不绝说上很久。言谈之中,透着一种通达。尽管很贪玩,但是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会把在手机上看到的好文章收藏起来,会在饭局上把各种人的段子和转瞬即逝的灵感记录下来,而每每饭局散场,他会因为“浪费”了时间而有一种负罪感,会用加倍的写作去弥补……

张弛的好友唐大年说,最近几年张弛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至于是什么进步,唐大年没有说。按张弛自己的理解就是,今天的他,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1.你和狗子、唐大年出了本新书叫《别·散》,很快对这个书名就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玩文字游戏?

对,我对文字有一种强迫症。这个书名他们都说是我起的,实际上不是,是唐大年起的。我觉得“别散”有一种要求的口吻,情感的成分太足了,我跟唐大年、狗子探讨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觉得应该起更冷一点的名字。

2.你们这些朋友在一起,酒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平时爱喝什么酒?

我什么都喝,是酒就喝。我不像狗子那样,专门标榜自己是“啤酒主义者”。刚才听狗子说“啤酒主义”这个词是阿坚想出来的,他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的人就是特别不自信,喝酒就喝酒,为什么还要拉上个概念?包括他们出去旅行,也要找个意义,什么“沉默之旅”啊、“黑暗之旅”啊,一定要有个名头,难道没有名头就不出门了吗?

3.你们这个圈子是从三里屯开始的,今天的三里屯跟二十年前很不一样了,现在你们还去那里吗?

过去大家喜欢凑热闹,喜欢去三里屯。那时候很盲目,觉得要去就得去大家都去的地方。现在不一样了,人也懒了,喜欢到一些近的、方便的地方。现在北京有特点的消费场所太多了,没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能够把其他地方都给取代了。比如喝精酿啤酒,前些年我们去五道营喝,后来我跟狗子跑去青年路一家很小的酒吧喝,再后来五棵松那边也开了一家。现在不怎么去三里屯了。

4.每次都会喝高吗?

我基本就喝不高,这一点特别痛苦。很多时候是喝累了、喝困了,就回家了。

5.你给很多朋友取了外号,比如管老狼叫“披着狼皮的老狼”,唐大年叫“糖大粘糖”,最骇人听闻的“撒泡尿赵赵”。赵赵有没有生气呢?还是明明很生气却只能忍气吞声?

赵赵没生气,他们不生气。那是我在《我们都去海拉尔》这本书里故意做的一些文章。我觉得中国人的名字太短了,就用这种玩笑的方法给朋友取名字。这是介乎名字与外号之间的一种文字游戏。我写朋友,虽然用到真名真姓,实际上写的那些事情大部分都不是真的。这里面我有一个分寸——他们真正做的事,我是不会写的,因为有的人很忌讳别人在书里写到他们真正的经历。我写的那些事像是真的,但不是真的。这样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种写法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据出版社说,这本书在有的书店被下架了,因为读者认为里面的错别字太多,他们认为是印刷上的错误。

6.你曾经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

对。为什么叫“就读于”而不是“毕业于”,因为我读了三年,就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留长发、穿破裤子、在宿舍里养猫……(问:这一段能写吗?)能写,没事儿。我学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

7.有了这段学外语的经历,你对外国文学关注多吗?

我上大学是1979年,那时候要学外语,语言环境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只能到专门的学校去学,外语也不像现在只是被当成工具,或者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学识。那时候会外语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关于外语和文学,我翻译过一些外国诗,也发表过,比如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的诗。我们当时用的课本,有一本叫《诺顿的美国文学文选》,它从爱默生开始讲起。爱默生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学的鼻祖,其实在爱默生之前美国是没有文学的,那时都是英国文学,所以美国人讲自己的文学都从爱默生开始讲起。原著也看一些,当时流行的是口袋书。上课分精读课和泛读课,精读课上会读一些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比如马克·吐温这些作家的,但不会讲到很现代的文学,比如《万有引力之虹》这类很前卫的作品。学外语练的技能主要是让你当翻译,而不是当文学家。

8.外语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外语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者型的作家。外语培养了我的一种语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解构文学,这时外语的素养就变得特别重要。所谓“解构”,是对语言、对词汇的解构,然后发展到对观念的解构。如果对一个词汇不能充分了解的话,会影响你对整个文本的处理。

9.你是沈阳人,但是写着写着就成了“京味作家”,你身上的“京味”是怎么来的?

对啊,我也特别奇怪。也不是“京味”吧,算是“京派”?其实我们既不同于之前的老舍,也不同于后来的王朔。比如像《别·散》这本书,它是一种新的“京派”写作,虽然我们没有刻意标榜这个,但它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因为今天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地气不是特别足,而是更加都市化、更加国际化。我们的写作更代表北京现在的面貌。

如果要说新“北京文学”,我觉得我们的文本应该算是一个案例吧。

10.有人说,把小说“写出声”来,前面有一个老舍,后面就张弛了。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老舍我不是特别了解。我知道他留过英,应该是一个很“洋”的作家。后来他回到北京,写北京底层人的生活,我觉得他这种转变不是自然的,有被环境改变的成分。

我没有他这样的背景,也不代表谁,不代表哪个时代,我就说我自己想说的话。

11.近几年你的作品比以前少了,是在憋一个大的,还是在做别的事情?

我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公号叫“西局书局”。我有好多朋友,他们的才华都被荒废了,建这样一个公号,是希望有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才华有一个集中展现的地方。至于说写多少,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我过去写得多,现在很后悔,真的。我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我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少写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有的时候太想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或者太想显露自己的才华了,当时年轻不懂事写了很多东西,现在我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要尽量少写,要慎重,最好一本书就能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都给说完了。

12.你平时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的作息比较固定,早上起来遛狗、吃早点、喝茶。午饭过后我会睡会儿午觉,然后起来看书、写东西。晚上要是没有人请客、不出去喝酒的话,会接着写东西,或者查阅一些资料。

晚上如果喝酒的话,会喝到很晚。但是现在不管喝到多晚,第二天我都不会睡懒觉,6点钟肯定会起来,因为生物钟就拨到那儿了。过去不一样,过去喝多了就会睡很长时间,实际上那种睡眠状态特别不舒服。现在即便喝酒喝得难受了,我也不想睡,我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去公园走一圈,这样就能恢复过来。

13.一说到你们这个北京作家群,感觉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饭局。你曾经说过,吃喝玩乐对你们来说就是创作本身。能不能具体地解释一下这话的含义?

刚才狗子说饭局对创作有伤害?没有吧。我写的好多人物对话、描述的人物状态,都是在饭局上捕捉的;很多写作的想法和灵感,也是在饭局上形成的。我觉得写作与饭局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唐大年老说我“贼”,说我经常出来玩,完了偷着在家里用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有一种负罪感,会用加倍的写作去弥补。因为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还花钱,有时喝多了还得罪别人。一方面负罪感能促进写作,另一方面饭局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会记下来。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我会把一些我喜欢的灵感写到日记里。(问:那你真的很用功啊。)我用功主要用的是脑子,实际上写作本身不花时间,但脑子里形成一个东西是很费时间的。

有时候我会玩微信,我觉得玩微信也不是浪费时间。好多人说不能整天玩微信,可我一天至少要看三个小时。因为微信也是一个平台,我收藏了很多好的文章,也做了好多个人的订阅,我经常看这些东西。饭局、看微信、读书、旅行都是灵感的来源,我不觉得任何一件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它都会带来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一定是文学的,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回报是方方面面的。

14.多年之后,这本《别·散》跟你以往的散文集,比如《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有什么区别?

《别·散》首先是一个合集。其次我不想写得太聪明了——我是这么努力的,但有时候聪明是掩盖不了的。我过去的写作有些哗众取宠,我现在更倾向于描述客观事实,让文字更接近于我的描述对象,而不是耍贫嘴、抖机灵。

15.你曾说“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作家帮他们养成的”,这话今天再听,会发现有点乔布斯的味道。你觉得你会带给读者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我带给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短。我写作是缺乏耐心的,我希望我能培养出一批缺乏耐心的读者。我不会兜一个圈子去描述一件事情,我也更不会去设置什么悬念。我喜欢上来就把结局说出来。这种写作困难很大,因为上来你就把结局说出来了,下面你怎么写?所以我的写作不是线状的,而是散点的。很多人说我写的《我们都去海拉尔》和《北京病人》看着不像长篇小说。这种观点从西方文学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从东方文学的角度来说未必。东方文学就是笔记体的东西。我肯定不是头一个这么写的。

16.你曾经演过一个胃药的广告,后来为什么没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下去?

我本来还想再演,可是没人请我了。后来我还演过《虎妈猫爸》里的曹总,那个等于是封山之作了。我和狗子都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不是说一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有这个才能、有这个愿望,干吗不用呢。

17.狗子说,“三里屯十八条好汉”中,文字和酒量都是你最好,你承认吗?

文字最好不敢说,酒量最好当之无愧。因为文字这个东西是没法衡量的,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酒量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喝酒也未必有多大乐趣。有时候是有乐趣,比如酒好,有很好的谈话伙伴,吃的东西也好,但有的时候人就是想把自己给耗尽了。就比如喝了很多酒,最后还剩那么一小口,我就不想把它剩下。人的精力也是这样,有时候喜欢把自己消耗殆尽之后再上床睡觉,这样特别舒服。如果还留着好多精力,会觉得有些东西还没被挥霍完、宣泄完。

18.你这么爱玩,你老婆有意见吗?

不会,因为我老婆年轻时也是这样的人,跟我一样。后来成了家就玩不动了。她既然决定嫁给文化人、嫁给作家,就能理解这种生活。

19.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样的创作?

我正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李清照的,叫《花甲之年吃花甲》,还有一本是写皖奉战争的,都是历史题材。

皖奉战争发生在1920年,我讲的是民国初期的事情。《花甲之年吃花甲》,我写的是李清照60岁那年的故事,是借用李清照来写我自己。

现在我写的都不是我的现实生活,因为老写现实生活没什么意思。你看狗子写了那么多年的现实生活,如果他不改变路子的话,也会走到一个瓶颈的。他后来搞一些哲学访谈,那些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改变。

20.唐大年说,最近几年张弛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他指的是哪方面?

唐大年这么说是有他个人的意思在里面的。他可能觉得我过去太非理性了,太浑了,而现在变得理性了,比如在《琉璃·琉器》里,我分析一个器物,除了用科学、理性的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这其中你可以有你的个人感受,但入手肯定得用一个理性的方法。这样的话,人做事就会有条理,叙述东西就会考虑得周全。落到跟朋友交往上面,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严谨了一点。一个理性的人就会给人成熟的感觉,这跟年龄无关。

本版文/徐昕 摄影/唐大年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  作者: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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