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的出现,成为了中国歌剧的孵化器。它不仅生产了至今多达56部歌剧作品,同时也培养了大量歌剧表演与制作人才。每一部歌剧诞生的过程中,那些国际大导演的身边,都会出现那些忙前跑后的年轻的“助理导演”。十年过去了,这些在大师身边偷师学艺的“助理导演”早已不是当年的实习生,而是日渐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中国歌剧“后备军”。其中,沈亮就是这样一位在巨人身边一路走来茁壮成长的青年导演。
导演至今“尚未毕业”
这些日子,沈亮受邀在香港歌剧院执导普契尼三联剧《外套》、《修女安杰莉卡》和《贾尼·斯基基》的后两部。合作中,指挥乐团的外国指挥家一个劲儿地问她,到底是从欧洲的哪里学的歌剧?沈亮淡淡一笑:“我从没有在国外学过,我一直在国家大剧院。”这句话让这位洋指挥大吃一惊,他觉得眼前这位漂亮女导演对音乐和人物的把握甚至可以和欧洲那些导演一样精准无误。没错,沈亮是跟着国家大剧院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年艺术家,她的歌剧大学“学制”很长,已经学了十年至今尚未毕业。
十年来,她参与制作了《卡门》《茶花女》《托斯卡》《蝙蝠》《阿依达》《弄臣》《山村女教师》《运河谣》《方志敏》等超过40部中外经典大戏。与她合作过的赞佩罗、强卡洛等十余位国际大牌导演以及祖宾·梅塔、马泽尔、郑明勋、陈佐湟、郑小瑛等数不过来的中外指挥大师。站在巨人肩膀上成长的沈亮有两个深刻的感触,一个是自己很幸运,一个是巨人真的伟大,“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也有着无比的勤奋。正是他们对艺术的悟性,才成就了大师。”
跟着大师偷师学艺
沈亮读过两所大学三个专业,一所是师范大学的中文和美术专业,一所是中戏导演专业,她说考中戏完全是为了读科班儿。沈亮很幸运,因为实习期间在中法交流年开幕大戏《国王》中的出色表现,一毕业就有国家大剧院和中央歌剧院“抢”她,这也正是中国歌剧制作井喷之初。
音乐世家出身的沈亮进入角色很快,在陈佐湟指挥的要求指导下,她在歌剧《西施》的排练中已跟进总谱,这是作为歌剧导演的标配。接下来,就是沈亮跟着国际大腕们长达十年的学艺修行的过程。“我们躲在大师背后偷师学艺了十年,这是一个特别有益的经历。”
沈亮回忆,她“偷师”的第一个国际大腕导演是赞佩罗女士。那是在2009年排练《卡门》,“她非常的严厉,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跟上她的要求。当时,大剧院刚起步,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排演体系和制作流程,一些原本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磨合,这个磨合过程一直持续到一个月之后的演出结束。”沈亮说,“赞佩罗给了我们一个迅速成长的过程。”
曾经在大剧院执导了《罗恩格林》《漂泊的荷兰人》等多部经典大戏的强卡洛是一位脾气火爆的歌剧大师,尽管最初沈亮并没有直接给他当助理,但是在一旁偷师学艺也是有趣的过程。“强卡洛对歌剧艺术太精通了,他把戏剧的东西填在了每一个音符里面。他会带给作品很大的震撼,所以我特别喜欢偷偷看他排练的过程。”沈亮发现,祖宾·梅塔、郑明勋等指挥大师在排练厅里建立了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感,他们在他们就是核心,音乐就是核心。“他们极具个性,有些东西他们可以轻松地放过去,有些东西就必须坚持自己的个性表达。”
学习经历比留洋宝贵
说起在大师身边偷师学艺的经历,沈亮感慨万千:“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即便我当初出去留学,还不一定能到人家核心的团队。而在大剧院,我身边都是大师,都是巨人。”说是助理导演,但是对于沈亮而言并非单纯的忙前跑后“打下手”,在整个创排过程中,很多核心工作大师们都会安排给她去做。特别是每部经典大戏首轮演出之后的一次次复排,沈亮就会觉得愈发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几年下来,这些再回到大剧院工作的大师们已经不再把他们这些年轻导演当成实习生,而是在一个团队工作的同事。“经常,这些大导演会放心的安排我去独立执导一段戏。”沈亮说:“这是很好的机会,这对于我们年轻导演今后独立导演的实操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2015年,郑明勋指挥的《西蒙·波卡涅拉》,多明戈最后几天进组,总导演伊利亚·莫申斯基突然病了。沈亮临危受命,圆满完成与大师的戏剧排练和舞台合成任务。
十年积累终于爆发
跟着世界顶级导演工作了十年,沈亮一直在国际大牌导演身后当“跟屁虫”做导演助理。直到前两年,她还在困惑,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但是后来她发现,她是站在一艘大船上,船在不断地前进。
“国家大剧院这艘大船马达动力十足,虽然我好像还是停留在原处,但是每一部大戏下来我都会感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特别是当她独立执导一部歌剧时,她的驾轻就熟完全体现在这些潜移默化的进步当中。至今,作为驻院导演的沈亮已经先后独立执导了《渔公与金鱼》、中文版《茶花女》、校园版《山村女教师》等多部歌剧,加上在大剧院以外的歌剧、话剧已经有超过十部打着“沈亮”招牌的作品。
多年的积累终于要爆发了,沈亮兴奋地透露,今年对她来说应该是歌剧年,从年初到年底,总共有包括《爱之甘醇》《艺术家生涯》共10部歌剧的邀约,其中有国家大剧院的复排,也有剧院外的全新制作。她说:“因为国内需求太大了,除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再加上各地也都在制作歌剧,我相信今后的量会逐渐加大。不过,今后我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西方艺术和中国文化真正融合并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