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新青年》

2017-09-01 15:10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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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1915年,在《甲寅》杂志第八期、第九期上,赫然刊出此广告,其中“本杂志”,指不久后(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

胡适曾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提起《新青年》,人们会立刻想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但对其初期的出资企业群益书社及该社老板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却了解不多。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汪原放说:“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

1920年,毛泽东在沪试验工读生活,经陈子寿老同学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介绍,常到群益看书,坐在店内一张帆布床上。

1920年9月,毛泽东等筹建“长沙文化书社”,群益书社予以帮助。

陈子寿建议加个“新”字

汪孟邹早年帮陈独秀筹办《安徽俗话报》。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汪来谋职,但陈认为局势不稳,让他去上海开书店,即亚东图书馆。

1913年,陈独秀遭通缉,逃到上海,将自撰的《新体英文教科书》交亚东出版,可亚东“无人能校”,“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群益书社接着又出版了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等书,此时陈独秀与陈氏兄弟已有往来。

陈独秀之所以接受群益书社出资,担纲《青年》杂志,因他有个大计划,即“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故蔡元培几度招陈去北大,均遭拒绝。陈独秀后来勉强答应,却在任职演讲时称只干3个月,到期走人。

群益书社之所以找陈独秀,因商务印书馆“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商务印书馆以杂志著称,1914年问世的《学生杂志》风靡一时,1915年1月,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学生界》抗衡,群益也想分一杯羹。

周作人曾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此言不确。

《青年》杂志问世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给群益书社写信,认为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上海”用英文,故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相近,有侵权之嫌。

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改称《新青年》,陈独秀表示同意,但直到同年9月1日,《新青年》才正式面世。

理念冲突致使差点停刊

周作人晚年谈到早期的《新青年》时,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刊物“普通”,因投资人与编辑人的办刊理念有冲突。

群益书社将《新青年》定位为学生杂志,陈独秀也不得不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学者火源发现,《甲寅》杂志上刊登的《青年》广告,内容竟袭取自《中华学生界》。

陈独秀显然期望将《青年》办成另一本《甲寅》。

《甲寅》是政论期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曾担纲主笔。该刊虽然只出了10期,却产生巨大影响,《甲寅》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文典后来成了《新青年》的班底。

学者孟庆澍指出,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明显因袭《甲寅》。如《甲寅》篇首为“政本”,《新青年》开篇也是政论。《甲寅》设“通讯”(相当于编读往来),《新青年》的“通信”栏也达20多页。《甲寅》有“文录”,《新青年》有“文艺”。《甲寅》有“时评”,《新青年》有“大事记”。

《新青年》稿费较高,即“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但很长一段时期,发行量仅有1000册,广告也多是群益书社自己的图书广告。到1917年8月时,群益书店准备停刊。

终于和老板们闹翻了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稿酬,以节约成本。因提倡白话文,《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蹿升至1.6万份。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突发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指责陈独秀等人,林纾亦在该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

蔡元培是浙江人,倚重沈尹默、马叙伦、汤尔和等“浙派”人物,但“浙派”视陈独秀为首的“徽派”不洽,便从中诋毁,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1920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给北大同人去信,就《新青年》未来征询意见:其一,是否继续办?其二,与群益书社的合同期将满,对新合同有什么要求?

北京这边还没回信,5月7日,陈独秀与陈氏兄弟便发生了争执。在当日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

冲突源于陈独秀要出“劳动节纪念号”,计划从130页至200页增至400页,群益书社要求涨价,但陈独秀认为本期内容面向普通工人,不能涨价。

陈独秀向胡适抱怨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吵得大家都心灰意冷

经营方针不同,本可协商,但陈独秀个性倔强,汪原放说:“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发布启事,与群益书社撇清关系,群益书社似曾将陈独秀告上法庭。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说:“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但判决结果如何,尚未找到材料。

在独立之前,陈独秀曾去信征求北大同人意见,邀大家参股,但教授们对《新青年》杂志越来越政治化不满,并表示只愿将稿件折成股本,不愿投钱。陈独秀回信反驳说:“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胡适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杂志,大家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是将编辑部移到北京,大家都声明不谈政治;三是停刊。

陈独秀回信逐一反驳,胡适无可奈何:“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钱玄同、周作人(正生重病,鲁迅代回信)都表示愿意退出。新青年同人团队至此烟消云散。

“时代的急先锋”

群益书社退出后,陈独秀让自己的亲戚苏新甫(名绍德,字新甫)主抓发行。苏曾在钱庄当学徒,因办事精明,在商界颇有人缘,曾帮陈独秀办过《安徽俗话报》的发行。

苏新甫有能力,但社会关系少。1920年,因稿件涉及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6号全部被法租界没收,并罚款5000元,勒令不得在上海出版,苏斡旋不力。

1921年1月,陈独秀依附在陈炯明旗下,出任教育委员长,并把《新青年》搬到广州,但当地学究联名上书,称:“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陈炯明不为所动,但几个月后,陈独秀还是辞职了。

1922年7月,《新青年》继续出版,但财力不足,只好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月刊为季刊,1924年,又改为月刊,却再未能如期出版。改刊后只出了5期,便于1926年7月停刊了。

苏新甫在“大革命”失败后,躲在外面2年不敢回家,身患肺病,1936年因病去世。

1932年,日寇轰炸上海,群益书店的库房被毁,但《新青年》原纸型幸免。1935年,群益书社倒闭,书籍与资产被强制拍卖,连累亚东图书馆也遭损失,便用《新青年》原纸版抵偿。

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了《新青年》,蔡元培、胡适均有题词。蔡元培写道:“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群益书店倒闭后,陈子沛的后辈陈汉声开了“求益书社”,1945年,又改称群益书店,1952年歇业。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陈子沛、陈子寿后来情况如何,史料失载。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这是翻译家、出版家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下的话。

“大叔”指汪原放的叔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与胡适、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胡适的《尝试集》便由亚东出版。

汪原放这段话被反复引用,但有两处明显错误。

首先,汪孟邹接济陈独秀是1913年的事,2年后才有《青年》杂志。

其次,据学者邹振环研究,陈独秀可能早就认识陈氏兄弟。

汪原放这么写,让汪孟邹俨然成了《新青年》的恩人,群益书社只是肉头财主。

群益书社1901年创办于东京,由留学生陈家瓒(字子美,湖南长沙人)出资。1907年,陈的堂弟陈子沛、陈子寿在上海建分社,规模不大,但出版的《英汉词典》独占当时市场。

责任编辑:孙梦圆(QZ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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