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是这个夏天的热词，热词，意味着关切总是和消费并驾齐驱，有时彼此难分。令人悲伤的新闻故事不再复述了，那位失去了太太和三个孩子的父亲，还在人生的暗夜里摸爬，而“知乎”这种平台上则已有人提出如“雇菲佣能不能避免纵火案”之类为假设而假设的伪问题。你若看到了，就很难视而不见，除非你有充分的定力，拒绝成为“注意力帮闲”。
还是读小说吧。好的小说纵然无法疗愈一个人的痛失之殇，也能让我们看得更开阔些、更深入些，看向人心的深渊之底。好的小说会将一段时间切细，化整为零，会放大内心中每一个细微的动态，会认真对待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和他们的行为。好的小说告诉我们，必须了解人可能迷失至昏昧到何种程度，才会更懂得去照护他人的心碎。
1
我说的这本小说就是《温柔之歌》，年轻的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摘取去年龚古尔奖的作品。蕾拉17岁时从摩洛哥来到法国读大学，2014年发表处女作《食人魔花园》，赢得了批评界的注意，看书名，作者似乎对精怪传奇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她是着迷于人的“变态”。《食人魔花园》的主角是一个有性瘾的女人，生活在巴黎郊外。构思这个故事，蕾拉是别具用心的，要知道，这样的题材让男作者来写，写得再好也是毁誉参半，因为它会被视为对女性的妖魔化，而女作者不仅可以免于这种风险，还会给理解“变态”带去新的角度。
女人的“变态”跟男人不同。男人变态，旁观者看来无非是在一些个人事务上受了刺激，一个男人提刀砍人也好，异装癖、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好，都是个人行为，没什么可联想的，仿佛男人天生就带有越界的因子。女人就不同了，柔软，体贴，依恋，细心，需要爱，善于照顾他人，这些泛泛地赋予女人的特质，都是女人身上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印记，违反它就是在违背社会的期待，会激起人们惊恐万状的反应：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连女人都会做出这种事？
故而《温柔之歌》被视为“社会惊悚小说”，刺激的是一个社会里绝对的主力人群——为人父母者。他们的强大与脆弱、骄傲与羞耻、优越感与焦虑都来自孩子，孩子既增添又限定了他们生活的内容，他们总是有一种被迫的幸福感，一种必须自愿去服的苦役，他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诀窍。时不时地，父母们会在与孩子相处的欢乐和甩掉他们的轻松感之间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奔向哪一头；他们缺少了许多互相看一眼的时间，偶一抬头，才发现曾经心爱的人变得陌生了许多，不管他/她是容光焕发，还是憔悴劬劳……所有这些微妙的东西，蕾拉·斯利马尼都写到了，乃至故事的中心情节，即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看上去竟像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了。
年轻保姆路易丝一出场时，她就已经是杀手了，在杀完两个孩子之后也切了自己的脉，“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蕾拉的语句冷峻得近乎落了俗套。一上手就揭开最残忍的一种可能，她的意图其实很简单，据她本人说，只因在摩洛哥长大时有多个保姆，她便难免想到，自己的命运完全被这些本质上是外人的女人所掌握着。
对风险的担忧架不住对更多个人时间的渴望。对选择请保姆的父母而言，信任他人的善良，是一种必需，可是你又怎能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呢？在挑保姆的时候，当父亲的保罗考虑到了这些：“不能是黑户……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应该说考虑得很周全了，但是，一个必须戒备如此之多因素的人，倘若不靠着自欺，又如何能确信自己作为雇主的强大呢？
做父母的就是如此，深思熟虑，战战兢兢。继续读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本质上，聘请保姆之举是被保罗、米莉亚姆夫妇用于缓和家庭危机了。夫妇二人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不对等，保罗，真如一些人所说，“只要回家抱抱孩子就是个好爸爸了”，而忙于持家的米莉亚姆，“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蕾拉的笔法简单，但很真实，尤其是刻画女人内心的嫉妒和失衡。面对一个神情放松、打扮精心的男同学帕斯卡，米莉亚姆恨不能“抱住帕斯卡的大腿，求他带她走，给她机会”。
2
轻轻松松、水到渠成地，人就把自己放进了地狱，这地狱就是血缘关系。书中，被女儿米拉折腾得很苦恼的米莉亚姆，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想法。米莉亚姆多少次梦见孩子死去，这种心理亦并非纯属作者的虚构：女人本来就是“习得性无助”的重灾区，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比男人更早地熟悉自己的身体，关心体内潜在病灶的动态。与孩子昼夜的肌肤之亲，能给到她们以支援吗？不，她们常说的“孩子赋予我力量”，其真实涵义不过是“孩子是我的，我不负责谁负责”罢了。
于是，保姆就被指望着对付之前那个走不出去的地狱，可谁知，保姆是一个更大的地狱。蕾拉·斯利马尼的叙事恰到好处地让人想起了萨特著名的处境剧《隔壁审查》，两个人相处尚能对付，多了一个人后，“他人即地狱”的诅咒就在看不见的地方闪光。米莉亚姆看到路易丝能认真地和孩子们玩耍，以之为尽职，且替自己庆幸，但不知她所看到的只是她想看到的东西。路易丝和这对夫妇做伴，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所缺少的一切——家庭，孩子，雇主的身份，称得上是“事业”的工作……哪怕它们给他们的囚笼感可能还大于自由感。她不作声，但内里在酝酿一种情感，她自己无法描述，作者蕾拉也不会替她描述。
路易丝是抵达不了米莉亚姆的那个层级的。这位当律师的妈妈早早地看透：“人们只有在彼此不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又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需要别人”这一枚迷人的火坑？其实在上世纪初，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已经提出，人要用生命的激流来克服时间的折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特又残酷地把人的注意力扭转到“处境”上。真是可怕，一旦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上有老下有小，前怕狼后怕虎，别人周游世界我却坐困愁城，年薪三十万架不住一场大病……），人就很难再从“我活着”这一事实中提取雄心了。萨特也是很伟大的，可他肯定地说出“我是自由的”的时候加上了一个界定：“我被判处自由”。
于是，路易丝的残忍行为，也带上了“判处”的意味，就仿佛命运在处罚米莉亚姆和保罗这种中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他们视自由为天经地义，认为精英人群理所应当地不被孩子捆住手脚。正如龚古尔奖评委所说，《温柔之歌》对“阶级斗争”有着深刻反映：中产们只想和同阶级的人交流，让那些低于自己的人仅仅为他们服务，不介入他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情感和内心。
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夫妇孩子带保姆的海滩之旅。借着路易丝晕船、学游泳等细节，蕾拉写出了路易丝这样出身寒微的人，在中产的世界里受着怎样的精神折磨。路易丝瘦弱，营养不良，以至于保罗都不会对年轻的她产生性想象；置身碧蓝的大海里，她却会想起，“孩提时代，班里有个同学掉进了村口的池塘。那是一片泥泞的水塘，夏天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
3
保姆和奶妈的行当，本质上是一个女人牺牲给另一个女人，但行业之间的不平等将它正当化，正如相貌不平等将“颜值崇拜”正当化一样。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保姆是一个纯功能性的行业，并非家庭的一员，现在被大批外来移民所涌入。没有人能说，因为肤色、种族、社会地位和行业的不平等，保姆对雇主怀恨就是正当的，但是，蕾拉·斯利马尼的书将不被正视的问题重重地摔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中产的人们越是善于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就越是忽略那些被自己“安排”的其他人的状况。在书中，米莉亚姆和保罗夫妇明明发现路易丝有心事，却不愿意去关心她，因为这似乎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
一份份工作以“职业化”的名义，让劳动者将私人的心情闭锁起来，隔绝于工作之外。然而，雇主们必须故意忽略保姆的内心世界，也是为了那份“被判处的自由”。中产阶级们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想法很多，他们是不是还敢聘用她们；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是一个向“变态”敞开可能性的行当的话，他们的孩子交给谁？他们的生活还将如何继续？
就我们从众多社会新闻中看到的，人们互相伤害，是因为他们处在“彼此需要”的关系里，一进入这种关系，每个人的自安之力便降去起码三成，变得更容易失衡，狂躁，以至爆发。一个未婚的人，可能会因为读了《温柔之歌》而放弃结婚的念想，已婚者读后，则或为生育而多一份踌躇。
蕾拉·斯利马尼说，2012年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案件，一个多米尼加裔保姆杀死自己负责照看的两个娃后自杀未遂，启发了她写这本书。这种灵感的触发及执行，相比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而言太轻也太直接了，不过在当下，蕾拉的书刚好能打中痛点，它并未止步于像社会学家那样宣告世界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而是让不管什么地方的人，都能看清个人处境中困窘的一面。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戕害孩子都是无以复加的悲剧，是平白裂开的一道伤口，但这种裂伤的根源，却要上溯到每一个人降生的时刻。
“保姆”是这个夏天的热词，热词，意味着关切总是和消费并驾齐驱，有时彼此难分。令人悲伤的新闻故事不再复述了，那位失去了太太和三个孩子的父亲，还在人生的暗夜里摸爬，而“知乎”这种平台上则已有人提出如“雇菲佣能不能避免纵火案”之类为假设而假设的伪问题。你若看到了，就很难视而不见，除非你有充分的定力，拒绝成为“注意力帮闲”。
还是读小说吧。好的小说纵然无法疗愈一个人的痛失之殇，也能让我们看得更开阔些、更深入些，看向人心的深渊之底。好的小说会将一段时间切细，化整为零，会放大内心中每一个细微的动态，会认真对待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和他们的行为。好的小说告诉我们，必须了解人可能迷失至昏昧到何种程度，才会更懂得去照护他人的心碎。
1
我说的这本小说就是《温柔之歌》，年轻的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摘取去年龚古尔奖的作品。蕾拉17岁时从摩洛哥来到法国读大学，2014年发表处女作《食人魔花园》，赢得了批评界的注意，看书名，作者似乎对精怪传奇的题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她是着迷于人的“变态”。《食人魔花园》的主角是一个有性瘾的女人，生活在巴黎郊外。构思这个故事，蕾拉是别具用心的，要知道，这样的题材让男作者来写，写得再好也是毁誉参半，因为它会被视为对女性的妖魔化，而女作者不仅可以免于这种风险，还会给理解“变态”带去新的角度。
女人的“变态”跟男人不同。男人变态，旁观者看来无非是在一些个人事务上受了刺激，一个男人提刀砍人也好，异装癖、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好，都是个人行为，没什么可联想的，仿佛男人天生就带有越界的因子。女人就不同了，柔软，体贴，依恋，细心，需要爱，善于照顾他人，这些泛泛地赋予女人的特质，都是女人身上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印记，违反它就是在违背社会的期待，会激起人们惊恐万状的反应：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连女人都会做出这种事？
故而《温柔之歌》被视为“社会惊悚小说”，刺激的是一个社会里绝对的主力人群——为人父母者。他们的强大与脆弱、骄傲与羞耻、优越感与焦虑都来自孩子，孩子既增添又限定了他们生活的内容，他们总是有一种被迫的幸福感，一种必须自愿去服的苦役，他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诀窍。时不时地，父母们会在与孩子相处的欢乐和甩掉他们的轻松感之间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奔向哪一头；他们缺少了许多互相看一眼的时间，偶一抬头，才发现曾经心爱的人变得陌生了许多，不管他/她是容光焕发，还是憔悴劬劳……所有这些微妙的东西，蕾拉·斯利马尼都写到了，乃至故事的中心情节，即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看上去竟像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了。
年轻保姆路易丝一出场时，她就已经是杀手了，在杀完两个孩子之后也切了自己的脉，“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蕾拉的语句冷峻得近乎落了俗套。一上手就揭开最残忍的一种可能，她的意图其实很简单，据她本人说，只因在摩洛哥长大时有多个保姆，她便难免想到，自己的命运完全被这些本质上是外人的女人所掌握着。
对风险的担忧架不住对更多个人时间的渴望。对选择请保姆的父母而言，信任他人的善良，是一种必需，可是你又怎能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呢？在挑保姆的时候，当父亲的保罗考虑到了这些：“不能是黑户……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应该说考虑得很周全了，但是，一个必须戒备如此之多因素的人，倘若不靠着自欺，又如何能确信自己作为雇主的强大呢？
做父母的就是如此，深思熟虑，战战兢兢。继续读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本质上，聘请保姆之举是被保罗、米莉亚姆夫妇用于缓和家庭危机了。夫妇二人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不对等，保罗，真如一些人所说，“只要回家抱抱孩子就是个好爸爸了”，而忙于持家的米莉亚姆，“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蕾拉的笔法简单，但很真实，尤其是刻画女人内心的嫉妒和失衡。面对一个神情放松、打扮精心的男同学帕斯卡，米莉亚姆恨不能“抱住帕斯卡的大腿，求他带她走，给她机会”。
2
轻轻松松、水到渠成地，人就把自己放进了地狱，这地狱就是血缘关系。书中，被女儿米拉折腾得很苦恼的米莉亚姆，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想法。米莉亚姆多少次梦见孩子死去，这种心理亦并非纯属作者的虚构：女人本来就是“习得性无助”的重灾区，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比男人更早地熟悉自己的身体，关心体内潜在病灶的动态。与孩子昼夜的肌肤之亲，能给到她们以支援吗？不，她们常说的“孩子赋予我力量”，其真实涵义不过是“孩子是我的，我不负责谁负责”罢了。
于是，保姆就被指望着对付之前那个走不出去的地狱，可谁知，保姆是一个更大的地狱。蕾拉·斯利马尼的叙事恰到好处地让人想起了萨特著名的处境剧《隔壁审查》，两个人相处尚能对付，多了一个人后，“他人即地狱”的诅咒就在看不见的地方闪光。米莉亚姆看到路易丝能认真地和孩子们玩耍，以之为尽职，且替自己庆幸，但不知她所看到的只是她想看到的东西。路易丝和这对夫妇做伴，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所缺少的一切——家庭，孩子，雇主的身份，称得上是“事业”的工作……哪怕它们给他们的囚笼感可能还大于自由感。她不作声，但内里在酝酿一种情感，她自己无法描述，作者蕾拉也不会替她描述。
路易丝是抵达不了米莉亚姆的那个层级的。这位当律师的妈妈早早地看透：“人们只有在彼此不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又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需要别人”这一枚迷人的火坑？其实在上世纪初，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已经提出，人要用生命的激流来克服时间的折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特又残酷地把人的注意力扭转到“处境”上。真是可怕，一旦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上有老下有小，前怕狼后怕虎，别人周游世界我却坐困愁城，年薪三十万架不住一场大病……），人就很难再从“我活着”这一事实中提取雄心了。萨特也是很伟大的，可他肯定地说出“我是自由的”的时候加上了一个界定：“我被判处自由”。
于是，路易丝的残忍行为，也带上了“判处”的意味，就仿佛命运在处罚米莉亚姆和保罗这种中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他们视自由为天经地义，认为精英人群理所应当地不被孩子捆住手脚。正如龚古尔奖评委所说，《温柔之歌》对“阶级斗争”有着深刻反映：中产们只想和同阶级的人交流，让那些低于自己的人仅仅为他们服务，不介入他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情感和内心。
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夫妇孩子带保姆的海滩之旅。借着路易丝晕船、学游泳等细节，蕾拉写出了路易丝这样出身寒微的人，在中产的世界里受着怎样的精神折磨。路易丝瘦弱，营养不良，以至于保罗都不会对年轻的她产生性想象；置身碧蓝的大海里，她却会想起，“孩提时代，班里有个同学掉进了村口的池塘。那是一片泥泞的水塘，夏天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
3
保姆和奶妈的行当，本质上是一个女人牺牲给另一个女人，但行业之间的不平等将它正当化，正如相貌不平等将“颜值崇拜”正当化一样。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保姆是一个纯功能性的行业，并非家庭的一员，现在被大批外来移民所涌入。没有人能说，因为肤色、种族、社会地位和行业的不平等，保姆对雇主怀恨就是正当的，但是，蕾拉·斯利马尼的书将不被正视的问题重重地摔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中产的人们越是善于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就越是忽略那些被自己“安排”的其他人的状况。在书中，米莉亚姆和保罗夫妇明明发现路易丝有心事，却不愿意去关心她，因为这似乎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
一份份工作以“职业化”的名义，让劳动者将私人的心情闭锁起来，隔绝于工作之外。然而，雇主们必须故意忽略保姆的内心世界，也是为了那份“被判处的自由”。中产阶级们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想法很多，他们是不是还敢聘用她们；不敢设想，如果保姆是一个向“变态”敞开可能性的行当的话，他们的孩子交给谁？他们的生活还将如何继续？
就我们从众多社会新闻中看到的，人们互相伤害，是因为他们处在“彼此需要”的关系里，一进入这种关系，每个人的自安之力便降去起码三成，变得更容易失衡，狂躁，以至爆发。一个未婚的人，可能会因为读了《温柔之歌》而放弃结婚的念想，已婚者读后，则或为生育而多一份踌躇。
蕾拉·斯利马尼说，2012年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案件，一个多米尼加裔保姆杀死自己负责照看的两个娃后自杀未遂，启发了她写这本书。这种灵感的触发及执行，相比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而言太轻也太直接了，不过在当下，蕾拉的书刚好能打中痛点，它并未止步于像社会学家那样宣告世界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而是让不管什么地方的人，都能看清个人处境中困窘的一面。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戕害孩子都是无以复加的悲剧，是平白裂开的一道伤口，但这种裂伤的根源，却要上溯到每一个人降生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