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62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作家段以苓、学者陈纯、作家兼本场讲座主持人王威廉,围绕主题“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从不同角度呈现各自对《西厢记》的理解。
凝聚很多中国人对爱情的想象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西厢记》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所撰。剧本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据了解,崔张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对此,段以苓进一步解释说,学界现在主流看法认为是元稹本人的自传,元稹即为“张生”。段以苓介绍,张生名张珙,“珙”本来是指玉璧,又通作“拱”,古人行礼时会拱手,九拜必拱手至地,郑玄注《礼记》时有“行而张拱曰翔”,可解释为人行动的时候把手张开,这是飞翔的样子。“从这一处联系,我们能看出一个巧妙的隐喻,有出京剧里崔莺莺唱自己‘莺莺不能飞’,她希望自己是能飞翔的莺莺,但是居于闺中,她肯定不能飞,也就是不自由,但张生的出现,‘行而张拱曰翔’。爱情的真理性之一,赋予双方心灵自由相通,故中国形容佳偶是‘比翼双飞’。那么在张生与莺莺的名字里,他们爱情的偶然和必然,在这里元稹已经埋下了伏笔。”
“我对《西厢记》感到最着迷的一点就是它的故事为什么写了几千年,被中国人反复地去写。”王威廉认为,我们今天可以把唐传奇《莺莺传》当做一个短篇小说来看,它的字数并不长,只有几千字,但文辞写得非常美,这也是它作为一个艺术文本能够传播、流传的首要因素。其次,该故事凝聚了很多中国人对爱情的想象、观念在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结尾。“原始版本里的崔莺莺是被始乱终弃的,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对张生的这种行为反而是有肯定的,为什么有肯定呢?崔莺莺在其中实际是被视为勾引人犯罪的角色。”王威廉讲到,结尾的时候给张生正名,说他是一个善于改正自己错误的人,这种观念在今天其实很难被理解,但随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大家的情感是有一种共通性的,并不是说封建礼教的观念可以完全改变我们人内心对情感的理解。
王实甫对《西厢记》做了最丰富的改动
需要一提的是,金人董解元著有《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三种诸宫调中首尾最完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最高的一种。在王威廉看来,董解元对《西厢记》做了最重要的一个修改,就是让他们产生了大团圆的结局,改变了始乱终弃的行为,让他们团团圆圆地在一起。有评论称,“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后来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按王威廉的话讲,“王实甫对《西厢记》做了最丰富的改动,把每一个细节不断地生动起来。”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喜欢看《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段以苓表示,这实际上是经过民间的演唱、长期演化的结果,最后可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张生一定要娶了莺莺,这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就是尼采所说的‘大众审美’,他娶了莺莺之后,就没有人关心这个爱情的演变,婚姻形成了想象中最好的结束。”
陈纯则对《莺莺传》更情有独钟。“这两者如果是从爱情的伦理学来说,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本质的区别,《莺莺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比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深刻一些,不仅仅是说王实甫的《西厢记》最终是大团圆结局,《莺莺传》是悲剧,排除这方面的原因外,其实还有其他方面。”陈纯从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的理论里延伸提出一种“爱情运气论”。“其实跟道德这方面的区分也很有关系,因为很多人也是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纯粹的爱情应该越摆脱运气的影响,所以会更多看重两个人的真心,更多看重两个人是否真正相爱。但其实在这点上,即使两个人一开始是真心相爱的,甚至持续了很久,到最后也依然很难完全摆脱运气对爱情的一些影响,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跟元稹的《莺莺传》的不同,其实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运气对于爱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