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十八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曾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生而感叹,我在一篇笔记中写道: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一个边远的小地方。人们记得那座爱丁堡山城,还有男人们穿着花格裙装,吹着风笛的美妙场面。与此相伴的是贫穷和饥饿,是三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糟糕而生硬的苏格兰方言,是不足一百万的稳定人口,是失去了王子、议会、独立政府和贵族阶层的社会状况……然而就在这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产生了一个约二百人的“文人共和国”,他们撰写出数百部著作,其中的名人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其中的名著如《人性论》《国富论》。这些书,从爱丁堡、伦敦、都柏林以及费城,传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与先锋!斯摩莱特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爱丁堡是天才的摇篮”;斯图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天才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简直像变魔术”;一位英格兰游客说,“站在爱丁堡十字路口,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抓到五十位从这里经过的天才和学者”。连大卫·休谟自己也感叹:“这里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我们真的会成为欧洲文学界最著名的人吗?”
这是什么原因呢?谢尔在书籍史的概念上给出回答:
其一,苏格兰人的团结模式。包括家族的纽带、师生和精神导师的作用、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等等。比如休·布莱尔在一封信中写道:“就我所知,上年纪的文人能对世间做出最大贡献的途径,就是成为后起天才的助力,或者使不知名的佳作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那他们具体是怎样做的呢?谢尔援引书籍史记载,一是他们彼此提供出版计划和帮助,如在主编文集中收入苏格兰同仁的文章;二是前辈主动推荐晚辈的作品;三是在彼此的作品中互相推介,互相购买,互相收藏;四是在书前的献辞中致敬前辈,赞美同辈和晚辈;五是匿名赞扬,如约翰·贝休恩就在他的匿名作品中,称赞亚当·斯密是“这个哲学时代最理智和思想最敏锐的哲学家之一。”
其二,苏格兰人的署名方式。谢尔说,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作家用匿名方式出版著作和写文章,有许多原因:一是因为害怕英格兰人的偏见损害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像伏尔泰等法国启蒙哲学家那样,匿名是为了逃避审查和起诉。二是一种商业手段,比如那时的小说家不是通过固定的名字,把自己的作品联系起来,而是通过一个较早的作品来联系新作品。比如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的哲学随笔》,它一七四八年四月版的书名是“由《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作者所写”。三是匿名写作是暂时的,一般初版时采取匿名的方式,一旦成名再版,就会署上本名。四是不断更改署名的方式,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最初注明“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第三版时他告诉出版商:“只写亚当·斯密,不必再加前后缀。”
其三,作者的肖像。那时极受作者重视,要请画家制作版画,主要采取线刻与点刻两种技法。书籍卷首安放肖像有一些原则:一是初版书不放肖像,出名后再添加。二是著作的纪念版一定要放肖像。三是遗作要放专门制作的肖像。另外《画家艾伦·拉姆齐》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肖像的故事:大卫·休谟请拉姆齐给卢梭画一幅肖像,最初卢梭极为赞扬。制成版画后效果不好,卢梭认为是休谟的阴谋,企图让他显得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