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一条通往世界的桥梁

2017-08-18 15:25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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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汉学,一条通往世界的桥梁

“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1945年,顾颉刚先生如是说。

汉学,又称海外汉学,指中国本土之外国家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古代,后者关注当代。

钱钟书先生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在学问层面,中外无别。那么,同是研究中国古代,为何还要将国学与汉学分列?

因为国学与汉学研究对象虽同,取径却不同。前者基础是“信”,后者基础是“疑”,故生产出来的知识彼此不同。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汉学的萌芽或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初。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日本朝野开始学习唐朝文化,但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学习方法,即通过背诵、体认与实践,使经典内化为行为准则,这与现代人理解的“学”判然有别。

开创汉学的是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人均学贯中西。尤其是利玛窦,常年生活在中国,与士大夫往来密切,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中国文化有较细致、较深入的观察。深入了解后,他说“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同时期朝鲜外交官也留下《朝天录》等,但利玛窦的观察方法不同。首先,将观察与评论清晰地区分开;其二,建立比较的框架;其三,重视确切数据;其四,注意概念辨析。

利玛窦展现了理性主义思想方法的魅力,既与传统士大夫所坚持的业余立场不同,又与普通工匠片面强调经验有别。

然而,因传教士内部派系纷争,罗马教廷与清廷产生“礼仪之争”。1706年,康熙宣布禁教,传教士开启的汉学传统至此中断。东西方文明因狭隘而擦肩而过,它们背离了自己最优秀儿女们的努力,当彼此再聚首时,只好用鸦片与大炮来完成对话(可参考《东方之旅》一书,柏理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想凭汉学却艰难

鸦片战争后,西方汉学再入中国。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前贤们亦求法于世界,始有西学东渐。汉学在西方属边缘学问,在西方主流学术和传统国学的两方面夹击下,直到清末民初,其风采才真正得以显扬。

在汉学影响下,“古史辨”堪称是最大成果。通过文献学方法,参以考古发现,对传统典籍进行全面重估。上千年来被认为是有序的、彼此关联的历史突然成了碎片,体现出理性主义强大的解构能力,由此也引发强烈的虚无主义情绪。

在此过程中,傅斯年的转向耐人寻味。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西学与国学对个体的撕裂。

一方面,从接受的学术训练看,傅斯年很难信服钱穆式的“通”,认为想象多于证据,使历史变为个人期望的装饰品。

另一方面,深厚的传统国学根底又让傅斯年时时感到压力,他必须承担起自身的文化责任和时代责任。

前有“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后有国家危亡的使命感,傅斯年不得不抛弃“古史辨派”,转向“重构中国史”,希望以当时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来重塑民族精神。但学术是不断进步的,建构速度很难跟上解构,今天再看傅斯年先生当年的成果,大多已不太具说服力。

从更宏观的眼光看,傅斯年的困境带有必然性。宋代以降,经学衰落,已呈现出“以史补经”的趋势,可近代化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溢出历史常轨之外,靠史学已无法解释。在近代化冲击下,国学在诸多方面均出现了解释困境。

傅斯年面对的是一个千年积累下的问题,非个人所能突破。

汉学独秀有理由

以西学补经学,这是近代学人必然的选择,但西学是从西方历史条件而生长出来的,它与中国未必契合,此外,在东方语境下,西学很可能被误读。

严复曾提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严复敏锐地认识到,文明是一个有机体,硬性将别人的优点嫁接过来,不仅难以成功,还会使自身活力尽失,是为“严复悖论”。

然而,历史常常不是按着“最优路线”演进,而是沿着最容易的路径演进,而西方汉学恰好拥有方便优势。汉学的方法是西学的,研究对象却是国学的,很容易成为东西方学术沟通的桥梁。谈到同一史实时,在惊讶于“竟然还能这样理解”之外,却瞬间让人明白了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阐释学,这些是读原著很难理解的东西。

汉学本是西方人认识国学的路径,却意外成了中国人理解西学的工具。

托克维尔把大家带进坑

事实是,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多有汉学影子。

比如“唐宋变革”说,由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最早提出,以后经陈寅恪等学者推进,基本成为主流意见。但从源头看,此说源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将法国专制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王通过贵族管理国民,第二阶段是贵族也成了奴才,国王直接管理国民,由此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的原文只是经验性描述,并没给出证明,也难说是专制的通例。可他的这一看法却被投射到中国史上,因此掩盖了几个问题:古代中国的专制和西方是否相同?能否只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去看中国史?中国史的发展路径和西方是否一样?

像这样由汉学舶来的误会并非孤例。比如民族国家学说,本是近代欧洲才产生的意识形态,却被一些汉学学者套用到对清代乃至更早朝代的历史解读上,从而滑向汉学主义,即将历史简单化,不断强化自己的偏见,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

汉学不是东方学

著名学者萨义德曾说,汉学也是东方主义的一种。东方主义是指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虚构出一个偏见的东方文化,并用一套理论体系将其合法化,其结果是使东方被排斥在常情常理之外。

在中世纪时,西方传说东方遍地黄金,使东方变成“他者”,因为不是自己人,所以活该被掠夺,当带着淘宝冲动的西方人来到东方,发现一切只是传说,他们反而认为东方人一直在说谎,应该教他们什么是文明,因此也就自动获得了奴役与占有的理由。

萨义德提醒人们,神话与溢美不是沟通,而是杀戮的开始。不过,萨义德对汉学的批评却未必公允,因汉学并不完全属于西方,绝大多数汉学家有在中国长时间的学习经历,与中国学者血脉相连,如果没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谁识利玛窦?没有范文程,汤若望何处展才?

汉学的主体不是偏见,而是融合与尊重,杨光先式“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只是一瞬,不能代表、也不能阻挡历史的主潮。

费正清、宇文所安、卜正民、魏斐德、列文森、顾彬、施寒微、施舟人……他们是连接两个文明桥梁,对于渴望修养的现代人来说,他们的书,不能不读。

责任编辑:孙梦圆(QZ0004)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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