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世人熟知的“半裸的苦行僧”形象就此诞生
1869年10月2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印度西北卡提阿瓦半岛波尔班达港(今属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印度教家庭。甘地的父亲奥塔·甘地后来因故从波尔班达辞官出走,但他的家境未受太大影响,所以当1888年,奥塔去世三年后,十九岁的甘地仍有条件像当时印度的很多富家子弟那样,出洋留学。
甘地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三年的学时,他拿到了“英帝国律师资格”,但英伦生活对他更大的影响却在于:他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甘地认为,作为肉源的羊,其生命与人类同样可贵,不应为了人类的身体而夺走其性命。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引下,甘地不知不觉间走向了“非暴力”。
1915年1月,46岁的甘地再次踏上故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接下来几年中,甘地如同一个游侠,在印度大地策杖而行,铲强扶弱,他用的“武器”就是非暴力。其中,在阿默达巴德领导罢工时,为了鼓舞工人们,甘地采用了绝食。这是他第一次在印度进行有明确诉求的绝食。
三天后,被感化的纺织厂主们向甘地投降,答应将劳资纠纷提交仲裁。事态以双方的妥协而结束。
此时,全印度都知道了这位当代圣哲,他的思想被奉为圭臬,追随者影从云集。也是在这段时间,另一位印度的骄傲——大诗人泰戈尔赠给甘地一个至高的尊称:圣雄。
1921年,甘地在印度四处宣讲非暴力,当印度人表现出暴力倾向时,他以绝食来加以规劝,后来认识到时机尚不成熟,甘地叫停了全社会范围的不合作运动,只保持抵制英国纺织品。
甘地在这一年宣布,今后放弃一切西式服饰,只穿土布织的腰布,礼仪场合在上身搭一块乡村式的披肩“恰达”,他为世人熟知的“半裸的苦行僧”形象就此诞生。
最后一次绝食持续121小时30分钟,又以胜利告终
新德里向南1200多公里,马哈拉施特邦,浦那。如今,这座城市有了新的偶像——维纳雅克·达摩达尔·沙瓦迦尔。
他已经65岁,他的早期履历又与甘地、真纳相似,所不同者在于,他选择的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潮。不同于甘地反对种姓制之弊,沙瓦迦尔推崇婆罗门精英主义,为此甚至吸纳了一部分纳粹观点,认为婆罗门作为“古雅利安人”后裔,先天高人一等。1948年1月14日,甘地在新德里发起绝食的次日,就有几位来自浦那的信徒赶到沙瓦迦尔位于孟买的别墅求见。
获得接见的这两位,分别叫做纳斯拉姆·古德斯、纳拉扬·阿普特,都是印度国家党成员。时年37岁的古德斯,自小受严格的婆罗门教育,很以种姓为荣,年轻时他曾是甘地非暴力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至于因之坐牢,但牢狱之灾让他转而相信“非暴力”是软弱无能的,于是改弦更张,投效沙瓦迦尔。当一天前听说甘地绝食要求向巴基斯坦付钱,古德斯出奇愤怒,认为甘地是讹诈政府,背叛民族,他和阿普特决定要有所行动,阻止甘地,必要的话,杀死他。故而他们来孟买,求教于领袖,同来的大胡子叫迪迦巴·拜奇,是印度大会党外围党员,经营杂货店,暗地里从事武器走私,古德斯通过他搞到了一支自制手枪,就藏在那面手鼓里。
会面很简单,叩拜教主后,阿普特汇报了他们的计划,沙瓦迦尔不置可否——不能留下与事件有关的证据,这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生深谙此理——只是检查了一下他们准备的枪械,随口嘉勉几句,就打发他们离开了。
新德里,比拉尔府。甘地躺在简陋的床榻上,对迫近的危险并无察觉。度过前两天的饥饿期后,体内脂肪早已耗尽,得不到食物摄入,身体的能耗,将只能从体内蛋白质中走账,这是真正的蚕食生命。
更令他难受的是,他感到印度正在背离他的非暴力理想,尼赫鲁和财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强烈反对向巴基斯坦付款。而一向是他坚强后盾的印度人民态度也起了变化,同在这一天,比拉尔府外游行队伍里响起了“让甘地去死”的呼声。但接下来,加尔各答奇迹的一幕在新德里重演。甘地的第18次、也是最后一次绝食,持续了121小时30分钟,又以胜利告终。此时是中午12点45分,消息传出后,新德里一城欢腾,直至次日,来向甘地祝福的市民仍排成长龙,充盈着比拉尔府前的街道。
甘地坚持不设安检,携带枪支弹药的几名刺客顺利混入
在这座巨大宅院的背后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却聚着几个面露愤恨的人——正是古德斯一伙。18日,他们在新德里聚齐,听说政府在“甘地胁迫下”付钱给巴基斯坦,古德斯怒火中烧,发誓要处决这个“民族叛徒”。现在他们有两支性能糟糕的枪,以及若干炸药,但除了外围成员拜奇,谁都没摸过枪,突击练习的效果很不理想,谁都没把握担当击毙甘地的大任,最终只能制订了一个协同作战计划。
行动时间定在次日黄昏,甘地的晚祷会上,帕瓦将最先发难,在比拉尔府门口处引爆炸药以吸引警察;高佩尔·古德斯和拜奇提前混进比拉尔府,埋伏在仆人房间,那里的窗子正对着甘地布道台的背后,他们将从那里开枪和投出雷管;卡卡雷混在接受祝福的人群中接近甘地,待拜奇二人动手后,伺机从正面掷炸弹;古德斯和阿普特负责联络指挥。
20日,几人依计而行,分头从宾馆出发。比拉尔府门庭若市,数以万计的新德里市民排队等候在晚祷会上接受圣雄赐福,在甘地的坚持下,府门口不设安检,携带枪支弹药的几名刺客顺利混入。仆人们正纷纷离开房间去准备晚祷会,拜奇和高佩尔·古德斯趁乱潜入既定的房间。拜奇在他准备藏身的房间门口,与房间主人迎面碰上,后者的造型让他心头大震:那是一个独眼人,在印度教中,肢体不全者被视为大凶之兆,独眼更尤为不吉。拜奇为人迷信,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没有古德斯那样的政治诉求,此行只为求财,无意干犯不祥,气馁之下,说什么也不肯进入独眼人的房间,径自开溜了。
其他诸人还不知道这个变故,仍按原计划行事。晚祷会刚开始,心浮气躁的帕瓦就引爆了炸药,果然现场大乱,而高佩尔·古德斯和卡卡雷等不到拜奇的枪响,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帕瓦很快被人群中的便衣警察抓获。见大势已去,诸人只能各自趁乱逃走。
拜奇和仆人吉斯塔亚自顾自逃回浦那闭门不出,其他几人也连夜逃往孟买。一路上古德斯满怀懊丧,商议之下,他们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返回新德里,将刺杀计划进行到底。
她看见一个人拼力挤过来,夹着一把手枪
27日傍晚,人声嘈杂的德里旧火车站,古德斯、阿普特、卡卡雷再度聚齐。他们费尽周折,总算从附近的难民营搞到了一支性能可靠的手枪,这回古德斯决定亲自上阵,时间定在三天后。
甘地本人的固执与疏忽,也帮了大忙,20日的袭击事件后,他仍坚拒警方的保护。新德里最干练的警察、副警长梅赫拉只好每天便装暗中保护。30日偏巧他又重病缺席。白天,他还会见了来访的尼赫鲁和帕特尔,调解他们的政见分歧。会谈耗时漫长,甘地为此错过了晚祷开始的时间,当他在摩奴搀扶下尽可能快地挪动脚步来到会场时,已是下午5点10分——迟到了10分钟。早已等候的人群涌上前来,对他致以问候。此时摩奴看见“一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矮墩墩的年轻男人”,正拼力挤过他身前的人,向讲台靠拢,很快来到近前,俯下身子,似乎是想向甘地鞠躬。
朝拜者的这种热情,摩奴并不陌生,她只是伸臂想将此人拦下,同时温和地请他先退下,毕竟甘地已经来迟,不能再耽误时间。但话未说完,忽然她面上的表情僵住了,来人直起身子时,她看见他合十的双手中,夹着一把手枪。
来不及惊呼,电光石火间摩奴被一把推开,刚摔到地上,就听见三声脆响,再看讲台上的甘地,胸前雪白的恰达已是一片殷红,但他的面色仍保持平静,手臂抬起,似是伸向开枪者,口唇微动,用最后一丝力气说着什么,摩奴听见,那是——“啊!罗摩……”
距离弥补了古德斯射术的欠缺,他的三枪全部击中甘地胸腹,风烛残年的老人当场无幸,非暴力者,死于暴力。
古德斯当场被擒,大约一小时后电台向全国播发讣告,特地强调“暗杀者是一名印度教徒”。
根据印度教习俗,甘地的遗体次日便进行火化,全世界的唁电铺天盖地而来,包括英国国王、罗马教皇、美国总统,也包括他的老对手真纳、丘吉尔、史穆茨。尼赫鲁在葬礼上致辞,“照亮我们生命的那盏灯熄灭了,但是,一千年后,人们都还将看到它的光亮”。
德斯和阿普特于1949年11月被处绞刑,团伙其他成员分别被处3-10年徒刑及终身流放,拜奇主仆上诉后免罪,沙瓦迦尔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